中國經濟史(上、下)

自　序
這本《中國經濟史》，是我平生寫作時間最長，而且最費心思的一本書。就前者言，此書的撰寫，是始於民國76年4月，完成於86年11月，先後共費11個年頭。初稿是完成於84年9月中旬，即持此作為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班教材，在教學的兩年多時間裡，將此稿作兩次大的修改，至於11年間的較小補充與修正，更是不計其數。此一情形，是以往著作所沒有，所以說是「最費心思」，或者可說是「煞費周章」。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際上是唯經濟史觀，認為經濟制度是下層構築，此一構築的變化，必將導致作為上層構築的政治制度之改變。其所秉持的史觀，實在是始於封建社會，然後是資本主義，以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則是出於其展望，至於在封建社會以前的原始公社與奴隸社會，則是其信徒後來將其所著「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古代社會」，改頭換面，移花接木而成。馬克思以封建社會為其唯經濟史觀之開端，是極有見地的，因為近代國家雛形是形成於封建社會，但他認為封建社會解構後即進入資本主義，則嫌過於籠統；蓋因現代一般學者都認定資本主義是隨18世紀工業革命而崛起，而封建社會則是崩頹於西元1300至1500年間。
從西歐史實看，其發展情況大致如下：
　900至1300年為封建社會
　1300至1500年為灰暗時代
　1500至1750年為重商主義
　1750至1780年為重農時期
　1780年起為資本主義
回顧中國早期經濟發展史實，是和西歐若合符節，即：
　西周為封建社會
　春秋為灰暗時代
　戰國是重商主義
　秦始皇與漢高祖重農抑商
　漢代文景之治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到了漢武帝，為籌措軍費，將鹽鐵酒收歸國營，並採平準政策，才剛萌芽的資本主義即被扼殺。但在漢武以前的中國和中世紀以來的西歐，其經濟發展歷程可以歸納出人類經濟發展的規律：

歷程：封建社會®重商主義®短暫的重農®資本主義
動機：人類求生存、求發展
推動：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互動與均衡

所謂「制度」，基本上為靜態，但在比較上，經濟制度是比政治制度變動較多，這是由於常受人類求生存、求發展動機衝擊之故，此所以馬克思認為經濟制度是下層構築。其實，馬克思所據的史實，主要為西歐諸國，這些國家面積不大，人口不多，可以稱為小國。在這些小國之中，工商人士較易發揮其影響力，所以，經濟制度的變動勢必導致政治制度的變化。大國則不然，其政治力量因幅員廣袤與人口眾多，使執政者有君臨天下之勢，工商人士莫能與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為下層構築，經濟制度反而成為上層構築。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應該互為表裡。譬如封建社會中，政治上的封建制度配上經濟上的莊園制度，以達成均衡，此一均衡是否穩定，則是取決於該國是大國還是小國：若是小國，則不穩定，以致失衡後難以回復原先狀態，而將形成新的均衡；若是大國，則此均衡是穩定的，失衡後幾將回到原點，此所以中國自漢武以後，出現一治一亂的(近似)循環。
中國的治與亂，正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寫照。「合」是大一統，本書稱之為一元體制；「分」是指分裂，稱之為多元體制。二者實以人地比例為必需條件，這是由於在農業社會裡，人地比例是重要因子，此比例大，意味著農民勞動生產力低落，民不聊生，必將揭竿而起，從而國家由「合」而「分」；戰亂之中，人口大減，人地比例大為降低，天下漸有由「分」而「合」之趨勢。
本書是將中國自秦漢起區分為三個一元體制與兩個多元體制時期。且自西周起，對於這些階段或期間，均討論其財經得失。除據具體史實從一般經濟理論觀點予以評論外，還提出地盤成本(保障成本)或制度成本意念，以作衡量得失之標準，大致上，是將政府課徵的賦稅、力役，視為明顯的制度成本，而將其政策的效果視為不明顯成本，其對經濟有良好效果者，則此成本為負值，若有不良影響者，則該成本為正值。
11年來，念茲在茲，一直以中國經濟史為念，其中雖亦撰寫若干篇學術論文，亦多環繞著中國經濟史上的一些問題。至於寫作時間，則均在下午，利用午睡時間，每次寫作，最多為千餘字，大多時間是在千字以內，有時枯坐半天，未寫隻字，那是在閱讀、構思。即在每寫一章以前，將有關論著瀏覽一番，通常需時十天到半個月，將其要點擇出，然後作運筆之構思，最後才是動筆。在撰寫之中，若是獲得新材料或是形成新意念，又須隨時補充與修正。此一工程現在終於結束，但卻既無如釋重負之感，也沒有空虛的茫然。這是因為一向是將治學視為娛樂，很多時間的愉快，是來自這一類的寫作，易言之，從未以撰寫中國經濟史為苦差或負擔，以致完成後，亦無「重」可「釋」；為著追求治學之愉悅，下一個治學計畫早已擬訂，那有「空虛」時間。日前寫了一首「治學」的七絕，可作心境之寫照，亦權作此自序之結語：

著作雖勤志不貪，敢干絕學只消閒；
文章千古心如鏡，位在岑樓寸木間。

　　　　　　　　　　　　　　　侯家駒謹識
　　　　　　　　　　　　　　　於民國86年11月5日凌晨

本年五月間，在杭州寓所小住，讀書與冥思，思及留澳期間所創的一般化勞動平均生產力(GAPL)應是人類發展經濟的追求目標，尤其是經由Douglas函數所求得之GAPL，是括及勞動技巧及其數量，資本數量及體現性技術進步，土地數量及其利用技術，以及非體現性的科技。這些可為本書主要內容提供理論架構，而且由此發現，當初，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量)」，似有GAPL的涵義，乃將第二章予以改寫，其後各章再重新修訂之處，達50餘頁次，幅度不可說不大。
又及
民國87年11月10日

第一編
緒論
中國是最注重歷史的國度，所以成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錢穆於《國史大綱．引論》中，首先列舉其三特點：一曰悠久，自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竹書記年》記載夏代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二曰持續(錢氏曰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來，明白有年可稽，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三曰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而言，計有編年(始於《春秋》)、紀傳(本於《史記》)與紀事本末(源於《尚書》)三者，其他更不勝枚舉。
儘管如此，中國都缺乏有系統的經濟史，這是由於中國正史是以政治史甚至於是帝王史為主體，即使有〈食貨志〉等類史書，亦多是聊備一格而已，何況亦僅為史料，缺乏系統性著述，而且多只限於總體經濟面賦稅資料，且為斷代性。是以，在當前情況下，亟須一本通史性中國經濟史。
為著避免中國經濟史成為史料之堆砌，必須要用經濟理論以認識史料，但中國史學之優良傳統——即治史原則與方法，亦應有所秉持。且因中國經濟史既為通史，若按朝代敘述，將難掌握其趨勢，致須劃分若干階段。

第一章
經濟史的功能與範圍
經濟史是一種混合學科，既屬於歷史，又屬於經濟學，所以，在說明經濟史的功能與範圍以前，要分別說明經濟史與史學以及其與經濟學的關係。
經濟學是相當後起的學科，若從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算起，到現在只不過兩百多年，而真正的經濟史著作，則出現得更晚，就西方言，主要是出版於上一世紀——中國正史中雖有〈食貨志〉等類記述，實則只是歷史的附庸，而且多為財稅材料之堆積，談不上有系統的著作(《史記》中〈平準書〉與〈貨殖列傳〉除外)。西方的經濟史既然後於經濟學之發展，照說，其內容應受經濟理論之指引，但揆其實際，並非完全如此，這將探討於第二節。在另一方面，歷史學在發展上雖然早於經濟史甚至經濟學很多，但在發展上——尤其是近代的發展上，卻深受經濟史及經濟學的影響，這將在第一節析述。
關於經濟史的功能，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接受經濟理論的指引，反映出以往經濟發展過程實況，幫助讀者明瞭目前經濟環境；另一方面，則是歸納經濟發展史實，以豐富甚或批判經濟理論的內容。至於經濟史的範圍、定義，以及撰寫經濟史的指導原則，主要是從歷史學，尤其是從新史學領域中所擷取。
第一節　經濟史與史學
經濟史的直覺性瞭解，厥為經濟方面史實的陳述，是以，從史實的陳述觀點看，經濟史應該是屬於一般性歷史中的一支，因為「簡單的說，歷史(亦)只是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紀錄而已 。可是，無論中外，史學家所寫的歷史，實質上都是政治史，中國廿五史的本紀，固皆為政治，列傳中除〈儒林〉、〈文苑〉等類外，亦均屬政治範圍，西方亦是如此，所以，英國史學家Freeman乾脆地說：「歷史是過去的政治。」 這些都可統稱為舊史學，魯賓孫(I. H. Robinson)曾將這些史學家的通病，歸納為三點 ：

1. 隨便包括人名地名，並沒有甚麼意思，不能激起讀者的思想同興味，適足以壓下他的精神；
2. 不講別的重要事情，專偏重事實的記載；
3. 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不是因為它們可以說明人類狀況的進化。

或者某時代的一般情形，只是因為它們在編年史上很特別。
所以，魯氏提倡「新史學」，要擺脫這些通病，並要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魯氏《新史學》一書是出版於1912年，十幾年後，鮑爾思(H. E. Barnes)出版《新史學與社會科學》，認為「據新史家之意見，史學之目的，在以過去時代之廬山真面目介紹於現代，使之理解現代文化成立之經過與原因。夫如是，然後始能知悉吾人文化中之重要實質與進步，以及原始時代遺下阻礙進步之殘餘」；並認定「新興史學中之新原素，為對於人類發展中經濟、社會、科學諸因素之更加重視」，蓋因「承認文化之基本為經濟」；進而指出，「現代史家，堅守成規，執迷不悟，對於經濟史部分完全置之不理，然而經濟史最重要之著作，已於上世紀最後25年內完成。傳統史家只知注意貴族論題，如路易十四之服飾，考尼次之狡詐，路易十五之不德，……而對於Colbert之經濟政策，Turgot之財政改革，或大陸體系之經濟形態，反而藐視之，不屑加以考究。其結果，大學中之經濟系，遂不能不歡迎歷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而加以培養」 。後者顯然是指1890年代，英、美大學於經濟系，開始講授「經濟史」，但法、德等歐陸大學迄今仍不太願開授此一學科。
鮑氏所說的「歷史中被排斥之最重要部分」，當然是指經濟史，而對其持「排斥」態度者，當然是指舊史學，至於新史學則視之為「最重要部分」。其實，新史學之發生，實在是溯自經濟學家對歷史的詮釋，魯賓孫就曾說，「無論如何，19世紀以前歷史家所不注意的那些永久的而且普通的原動力，現在能夠特別注重起來。開這條研究新路的人，不能不首推經濟學者」 ，其所說的「經濟學者」，即指馬克思。易言之，由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問世，引發史學界的「革命」，出現注意與運用社會科學於歷史寫作的新史學。
但因經濟史亦在陳述史實經濟面，所以，在撰寫上，當然亦要受到一般史學的規範。在這方面，中國史學頗有值得借鏡之處，蓋因中華民族最重視歷史，自西周共和元(西元前841)年起，就有正確而不斷的史事記載。
所謂史學，乃是有關撰寫歷史之理論，其所涉及的，至少為「人」與「事」。所謂「人」，是指歷史學家應該具備的條件；所謂「事」，是指史事如何選擇。關於歷史學家應具之條件，劉知幾認為是史才、史學與史識，此即劉氏所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新唐書》本傳) ，其後，章學誠增加「史德」一項 。梁啟超曾將這四個條件，依次排列為史德、史學、史識與史才，並予解釋：史德是指力求忠於史實、不誇張、不歪曲、不附會、不武斷；史學講求蒐集資料，判斷真偽，抉擇取捨的方法；史識是指敏銳的觀察力，但須避免為因襲傳統思想或自我成見所蔽；史才是指撰寫歷史的技巧，涉及材料的組織與文字的風采 。但從世界觀出發，可能還要加上魯濱孫所說的「史心」 。魯氏對此並無明確說明，此處所謂的「史心」指史學家要把握歷史精神，是動態的、進化的，而且是綜合的，須利用各種社會科學成果以說明歷史的進程。關於史事的選擇，張蔭麟於其《中國上古史綱．自序》中所提及的五個標準，可說是言簡意賅：第一是「新異性標準」，即指時空位置的特殊性——但與魯氏所指斥的「最不普通的故事」不同；第二是「實效標準」，凡史事所直接牽涉或間接影響人群的苦樂愈大者，則愈為重要；第三是「文化價值標準」，所謂文化價值即是真與美的價值，依此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為重要；第四是「訓誨功用標準」，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範，一是成敗得失的鑑戒，是以，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為重要；第五是「現狀淵源標準」，凡史事與現代狀況關係愈深，或愈有助於現狀的解釋者，則愈為重要。史事經常是賡續的、繁雜的，上述五個標準，只能協助個別史實的選擇，而難以系統化，所以，張氏於〈自序〉中，又指出用來統貫「動態歷史的繁雜」，主要有兩大法則，一為因果範疇，一為發展範疇——從這一點看，張氏所云，又有些像是「史心」。關於史學中「人」與「事」各種條件，在經濟史上的運用，將於第三節中釋論。
第二節　經濟史與經濟學
中國雖是重視歷史的國家，但並沒有出現真正的經濟史，《史記》中雖有〈平準書〉、〈貨殖列傳〉及〈河渠書〉，且自《漢書》起，史書多列有〈食貨志〉與〈溝洫志〉等有關專志，惟多為史料之堆砌，缺乏統貫性，而且很多正史並無這些專志，例如《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十二史缺〈食貨志〉；缺〈溝洫志〉或〈河渠志〉者更多，除此十二史外，《晉書》、《魏書》、《隋書》、《唐書》、《新唐書》、《遼史》、《金史》等七史亦未包括。至於通史性的經濟史更付闕如——《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食貨門〉，更只是史料而已。在西方，早期情況更劣，古代的西方歷史家，根本不重視經濟史，因為他們都是僧侶，只注意僧侶們的事情，他們對於生活的認識，實與經濟史背道而馳，直到城市經濟開始發達的時代，人們才開始寫下關於經濟事物的思想，John Wheeler於1601年出版的《商業故事》(A Treatise of Commerce)，可能是這方面的第一本專書，該書雖然也包含了很多歷史的記述，但仍然是一本實用的書，而不是歷史書。談到西方經濟史，不由人不提起蘇格蘭的兩位亞當(Adam)，第一位是亞當．安德遜(Adam Anderson)，他於生前寫了兩本厚書，死後，被擴充為四本書，初印於1764年，題名《商業起源的歷史與年代之推論》(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iton of Origin of Commerce)，由洪水時期寫到他的時代，即由諾亞方舟寫到東印度公司商船隊帶回香料及棉布。其書名雖稱為商業史，但其內容正與經濟史相同，因為安德遜於此書中注意貿易、製造、殖民地、人口、貿易差額、貨幣及生活程度之提高。不久，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76年出版其不朽名著：《國富論》，這雖然是本經濟學，但其中攸關於歷史的章節，在英文中，到現在為止，仍然是研究經濟發展的最光耀論文。至於西方經濟史的著作，一直到1880年代才進入成熟時期 ，例如W. Cunningham於1882年出版的《英國工商成長史》(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成為第一本有系統的英國經濟史(見《大英百科全書》)。
章學誠曾說，「六經皆史也」 ，西方若干經濟史學家亦持類似看法，而認為若干經濟學著作是經濟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劍橋大學經濟史講座教授克拉判(J. H. Clapham)，不僅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把歷史和經濟分析混合到恰到好處，他也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第五版起就變成一部人口史與積極節制人口的工作史；馬克思主義比任何其他學說都鼓勵人們從事經濟史的思維和研究的工作，他甚至說「我覺得馬先爾(A. Marshall)是個偉大的經濟史學家」 。
在另一方面，若干經濟學家亦非常重視歷史之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乃是德國歷史學派。德國歷史學派的健將們，是把注意力集中於累積性發展與成長，其論點是比照著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認為社會是一有機體，會誕生、發展與成長，最後則將凋萎與死亡，所以，社會永遠是在變化的，職此之故，對於某一特定時間的某一國家適合之經濟學悅，也許對於另一國家或另一時代不見得適合。在經濟理論研究上，他們非常重視對經濟作歷史性探究，其理由是因為經濟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是相互依賴的，所以，無法不連同社會科學中其他學科，而單獨研究政治經濟學，因此，歷史學派批評古典學派與邊際分析方法上是抽象的、演繹的、靜態的、不切實際的，缺乏史實的品質，而歷史方法則可探究經濟現象的「一切」力量，經濟行為的「一切」面，並非僅是經濟邏輯 。
德國歷史學派的首腦人物為李士特(F. List)，其名著《國民經濟學體系》 ，計分四編，而以〈歷史篇〉為第一編，分述義大利人、漢撒人、荷蘭人、英格蘭人、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法蘭西人、日耳曼人、俄羅斯人、北亞美利加人之經濟史，此外，並在第二編〈理論篇〉與第四編〈政治篇〉中夾敘歷史。其後，有若干歷史學派的健將，甚至企圖以歷史敘述代替經濟理論，如其最後大師西摩勒(Gustav Schmoller)，於1900年至1902年出版兩冊《原理》，就想實現這一企圖，強調「歷史的敘述可變成經濟理論」，但在事實上並未成功 。但他於1886年出版的《重商制度與其歷史意義》(The Mercantilism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雖是一小冊，卻成為名著。
後來，美國制度學派強調制度在經濟生活中的使命，認為經濟制度的進化與功能，應是經濟學的中心主題，遇到經濟課題，制度學派人士不是問，「是甚麼」？而是問，「我們如何到達此處？我們要到那裡去？」——顯然可見，這是屬於經濟史範圍。所以，制度學派研究方法所要求的知識，不僅是經濟學，也且是歷史、文化名著、政治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 ，這一觀點是和上述新史學方法論契合。
以上是說，有些經濟史學家認為若干經濟理論的著作是經濟史，另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史可以變成經濟理論，正顯示經濟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彼此惺惺相惜。這種惺惺相惜，並非所有有關人士均能接受，因為就有若干經濟學家與經濟史學家格格不入，例如在古典學派中，除史密斯等經濟學家外，多數學者不太注意經濟史，他們想將經濟學放在演繹方法上，認為歷史只能有很少的貢獻，邏輯學才是他們主要的或唯一的武器 ，越到現代，數理模式成為經濟分析的主要工具，經濟史在經濟理論中的地位更形低落。尤有進者，若干經濟史學家並不重視經濟理論對經濟史的協助，甚至有些經濟史學家認為經濟理論不但不重要，而且會妨害經濟史的撰述，他們證明，駕馭問題用不著經濟理論 。
其實，「格格不入」這一派，是一種昧於事實的極端，因為古典學派走向演繹法，是始於李嘉圖(D. Ricardo)，當時就有人攻擊其理論缺乏歷史內涵與理論，但當代經濟學家艾輅卻認為其學說已經明言，分配理論是有其歷史限制性 ；另一經濟學家蘇羅亦說，他在講授工資爭議理論之前，一定要求其學生研讀考特的《1870-1914年英國經濟史：詮釋與文獻》(Court’s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1870-1914：Commentary and Documents)中，〈工資爭議〉與〈最小觀念〉二章 。以致鮑爾恩將歷史現象之解釋分為八派時，認為其中之一是經濟學派，並將李嘉圖列入其中 。
20世紀中葉後，主要為1960-70年間，在美國發生所謂「經濟史學革命」高潮，認為經濟理論簡直就是經濟史的一切 ，進而成為另一極端。這是由於諾斯(D. L. North)與福格爾(R. W. Fogel)二人，分別使用新古典經濟理論與計量經濟學方法，研究19世紀美國經濟史，從而蔚為風氣。但是，計量方法必須使用完整的數據，以致只能局限於近、現代經濟史之研究；而且，新古典經濟學只適用於市場經濟之運作，而郗克斯(J. R. Hicks)於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1969)一書中，曾經指出，人類經濟發展的進程，是由習俗經濟而指令經濟，再過渡到市場經濟，而真正的市場經濟，亦不過始於18世紀。不過，這並不意味經濟學與經濟史彼此不相干。
關於經濟史與經濟學之間到底有甚麼關係？耶魯大學經濟史教授柏克(W. N. Parker)與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金德柏格(C. P. Kindleberger)策劃，邀請著名經濟學家與經濟史學家共同討論之。在此討論中，經濟學家艾輅認為經濟理論中的理念與方法，業已證明在經濟史中非常有用，因為經濟理論可為經濟史提出新疑問；但在另一方面，經濟史可對經濟理論提供資料 。另一經濟學家蘇羅一面說，「如果一個模式的合適選擇，是取決於制度性內涵——而且應該如此，則經濟史可以表現美好的功能，即擴大理論家觀察的範圍」；另一方面則說，「經濟理論家是形成模式與檢驗之，看看經濟世界現在是否如此，或者是否和我們所想的一樣。經濟史學家則可詢問，此模式應用於較早時代或其他地方，是否亦是確然？若為否定，則要詢問為何如此」 。
在這次討論中，經濟史學家們強調，經濟分析的「動態過程本身，即說明其在根本上具有歷史特性」 ；所以，「應用經濟學(實在)是晚近代經濟史」，以致「經濟學家不是定律的獵者，而是故事的獵者」，因此，「如果經濟學家們需要一位大哥，則他可能來自這些歷史科學或歷史本身」 ，這是因為「有用的經濟理論，具有其歷史條件」 。著名的經濟史學家羅斯陶，呼籲經濟史學家「扮演積極的角色」，以協助理論家們熟慮其模式，使其動態化，俾可使這些模式「對於經濟史中的重大問題更為適切」 。在這種情況下，資深經濟學家金德柏格不得不承認，「經濟史的正確說法，應是歷史經濟學(histarical economics)」 。
在這本討論的文集裡，柏克於「後記」中作出結論，認為經濟史與經濟學相互需要：
(經濟)史需要(經濟)理論與計畫經濟學，俾可運用所有資料，而可協助其想法正確。而歷史經驗則可為理論家們的思維，提供新的活動線索。沒有理論，歷史將會沒有基準，沒有組織，其史料只憑怪想而組成，或者純粹是言辭的修飾。沒有歷史，理論將在人類活動的實際歷程中，喪失所有基礎。
從相互需要看，經濟學像是經濟史學家的雙眼，憑此，可以發掘與組織史料，甚或還可以用來匡正史料的謬誤；否則，只是盲目的橫衝直撞，寫成的經濟史，亦將是雜亂無章。至於經濟史，則似經濟學家的雙腳，據此立論，其內容才有其現實基礎；否則，就成為空中樓閣，紙上談兵，使理論有「空盒」之譏。尤有進者，對於經濟史的研究，甚至可以「在經濟理論上有所建樹」(見諾斯1993年接受諾貝爾獎時的講詞)。
就經濟領域言，雖然不能像哲學界那樣強調「哲學史即哲學」，而可以說「經濟理論史即經濟理論」，但是，經濟思想史確是歷史上重要思想甚或經濟理論的縮影，但在講解經濟思想史之時，必將涉及每一重要思想或理論的歷史背景，易言之，每一理論均有其史的基礎。所以，經濟史亦可協助學生們對於歷史上重要理論，更能透徹瞭解。循此，或許更可印證「經濟史即歷史經濟學」。在當前經濟學界，數理方法被氾濫使用之際，經濟史或可對青年學子指出，數理以外，還有一片天地，那就是非數理經濟學，其主要部分即是經濟史——事實上，目前盛行的使用計量方法所作的實證研究，無論其資料是時間數列抑為橫斷面，若干年後視之，均為經濟史素材，是以，引導學生研究經濟史，就是要求青年學子注意經濟現實，教誨他們，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並非象牙塔中的冥想。
第三節　經濟史的功能與範圍
以上雖然論及經濟史與史學及經濟學，但尚未說到甚麼是經濟史，所以，本節首須對經濟史作如下定義 ：
經濟史是敘述人類為滿足其欲望所作奮鬥的故事。這是說明人類於自然環境與制度架構中，使用可以逐漸增加其生產或運輸力量的技術，作某種程度的適應，以符合其所需——此處的制度，有若干是經濟或社會成長的自然成果，有若干是政治單位審慎立法的結果。
根據此一定義，可以探索經濟史的功能，這可分從史學與經濟學兩方面予以探討。其在史學面的功能，可以根據呂思勉所說史學功用 略予修訂，即搜求既往經濟事實，予以新解釋，用以說明現社會經濟事務的來龍去脈，並可據此推估未來——尤其是可根據先進國家經濟史，預測後進國家經濟發展進程。其在經濟學面的功能，是如上節所說，為以往經濟思想，提供歷史背景；為現行理論，提供現實基礎；如此，既可使學子更能透徹瞭解重要經濟思想，並為現行理論作檢驗，以指出其限制性。此外，經濟史還可在這兩方面，作進一步的貢獻：首先是教導經濟學家或經濟事務有關人士，如何整理現行經濟資料，以便作為撰寫經濟史的素材——事實上，只有接受過經濟學科訓練的人，才克擔當撰寫經濟史的任務；其次是在數理方法氾濫之經濟教學風氣下，經濟史像是一帖清涼劑，教導青年學子，於數理以外還須注意經濟史實，好讓他們拓展思索的空間，以免脫離經濟史實或現實的經濟理論，淪為邏輯或數學的遊戲。再廣而言之，經濟史不僅可供經濟學家及財經官員的參考，更可作為經濟學家和政治、法律、社會及歷史等領域的學者們，相互對話的論壇 。
這所謂「相互對話的論壇」，是因經濟史內容涉及政治、法律及社會等歷史事件。對於這些事件的處理，有很多地方要向歷史學家學習。因而，就「人」的方面說，經濟史學家亦應具備史學家的五條件，即史心、史德、史學、史識、史才五長。史心是要體會甚至掌握經濟史發展的精神與趨勢，希望能歸納出若干發展的法則；縱若未能如此，亦須充分相信，經濟史是動態的，而其在基本上是向前發展的。史德的重要性不下於史心，在某些方面，尤有過之。那就是尊重經濟史實，而不可削足適履地附會某些框框。史學在這方面，則指經濟史作者，應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具有閱讀古籍及判斷真偽之能力。史識是指經濟史學家，須具備經濟理論基礎，尤其是總體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理論的訓練——這一點，柏克於其「後記」中亦有同感，如此，才可培養經濟史學家洞察的觀察力，並據此以組織有關史料。至於史才，則是指寫作技巧，能生動地表達經濟發展過程。
在經濟史實的選擇上，上述張氏標準，須作若干修正，大致上成為七個標準：第一個仍然是新異性標準，但不僅要求史實本身具有時空位置的特殊性，也且要賦予新意義或新解釋；第二個是理論性標準，這是取代張氏的文化價值標準，凡能符合經濟理論之史實，均應予以注意；第三個是福利性標準，這是類似張氏的實效標準，凡以往經濟活動——尤其是財經政策，直接或間接影響當時人民經濟福利愈大者，則愈為重要；第四個是深遠性標準，這是有些像張氏的訓誨功用標準，凡一經濟活動或制度，對後世有深遠影響者，當然是重要的經濟史實；第五個是階段性標準，從某些角度看，這一標準頗與新異性標準中時空位置的特殊性近似，其實不然，蓋因時空特殊性是從整個歷史觀點看，而階段性則是從歷史上一些期間著眼，例如，前漢的「客」與「僮僕」，在性質上是與魏晉南北朝時候的「部曲」相通，若依新異性標準，據張氏說，「有些史事在當時富於新異性的，但後來則相類似的事接疊發生，那麼在後來，這類事便減去新異性」，則「部曲」的新異性遠不如「客」及「僮僕」，但從階段性標準看，部曲對於塢堡經濟則極具重要性；第六個是現代性標準，這完全是與張氏的現代淵源標準相同，即從現代觀點看，越與現代經濟制度有關之史事，越為重要；第七個是數量性標準，為著便於經濟分析，凡具有明顯數字之史料，當然優於只憑文字描繪之史事。
在面對浩瀚的史料之時，經濟史學家將和史學家一樣，明瞭一個較大的事件，是包含著很多較小的事件，這些小事件的細節，大致上可以符合大事件的狀況 。但把這些小事歸納為大事件，必先經過一番篩選——此與上述「選擇」有所不同，因選擇是指大事件的挑選，而這種篩選任務，卻是主要難題之一，這在經濟史上尤其困難 。這些選擇與篩選是根據有系統的思想，吾人縱然不能像黑格爾一樣，認為「所有歷史是思想的歷史」 ，但是，史學家必須直覺地觸及特定事件背後的思想，在深入這些事件內部後，他將使它們於其思維中重現 。就經濟史而言，這種思想當然是指經濟思想，而有系統的經濟思想，即是經濟理論，所以，無論從上述史心、史識抑或理論性標準言，經濟史作者須有經濟理論的訓練，此即桑巴特(W. Sombart)所說，「只有理論的訓練，纔能夠造成真正的史學家。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任何科學史的著述都以理論為先決的條件」。打個比方說，「假如史學家不能精通法學，他一定不敢著述一國的法律史」 。這是由於經濟史在撰寫之時，若果根據經濟理論去選擇與組織史料，則可能顯得雜亂無章，而有損其價值。經濟史學界一向推崇的英國J. E. Thorold Rogers所著《農業與物價史》(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計八冊，於1866年出版，1902年才出完)，但卻為桑巴特批評得一文不值，認為「他對於統計連續的說明，只是專門的詮釋混雜地堆積著罷了，裡面沒有線索，裡面沒有聯絡史實的統一思想」「這位著名的研究者的失敗，應歸咎於理論訓練的缺乏」 。職此之故，就經濟史的撰述而言，其作者必須具有理論的修養，這不僅是桑巴特的主張，也且是克拉判的看法——他認為「經濟史是史學和經濟學交界的科學，它(們)的領域(是)不分的」 。
在作為經濟史的導引上，經濟理論的選擇亦是問題，例如桑巴特，就追隨其德國歷史學派的看法，認為古典學派(或正統學派)與邊際學派的理論，「二者都不能給經濟史學家做南針」，而只認為經濟制度才是撰寫經濟史時所應注意的，他說，「經濟生活所表現出的特點，正屬於一定的經濟制度，在各種經濟制度的連續裡，可以看出某種有規則的次第」 。不過當代經濟史學家都有不同的意見，以1993年諾貝爾獎金得主諾斯為例，在其傑作《經濟史的結構與變化》 中，即以「國家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作為其第三章標題，認為新古典學派經濟理論是有力的分析工具；並於第一章為其模式作五個假設中，說到孩童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當然有「邊際」的意味。但是，諾斯所說的「結構」，是和桑巴特所說的「制度」近似，是以，對經濟制度或經濟結構的研究，將是經濟發展史的主要論題。至於各學派經濟理論，幾乎均可為經濟史所用，只看經濟史作家本身能駕馭多少，但用途最為顯著者，厥為經濟發展理論，蓋因經濟史本身就是動態的經濟發展過程，所以，把當代經濟發展理論應用到經濟史料的選擇與統貫上，將會較為適合。易言之，從統貫動態繁雜的觀點看，經濟史的作者可以依據一般經濟理論，應貫徹「因果法則」，並且根據經濟發展理論，掌握經濟發過歷程的線索與脈搏，以貫徹「發展法則」，如此雙管齊下，再配合適宜而正確的豐富史料，則這一部經濟史，應該是一部夠水準的著作。而且這部經濟史將是黑格爾所謂的反省型歷史(reflective history)，因為這是將歷史資料轉變為一契合性的敘述與分析，並闡明它們的重要性 。
關於計量方法在經濟史方面之應用，是為很多史學家所接受，例如沙夫等人 ，但只指使用統計方法歸納有關數據，而非將計量模型視為經濟史的主流，這一方面是由於距離現代越久，經濟數據愈少，而且縱然有，不是不完全，就是數據本身可靠性低；另一方面，經濟史的發展趨勢，非由少數因素所決定，而且歷史本身須有過程，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