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與古代史

序
陳寅恪先生1934年為《王靜安先生遺書》撰序，讚譽王氏「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序中標舉王氏遺書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首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這就是世所艷稱的「二重證據法」。王氏運用這種方法，著作出許多名文，確實在學術界起了轉移風氣的作風。
「二重證據法」之所以對研究中國古史特別重要，是因為中國既擁有汗牛充棟的傳世典籍，又蘊藏著廣泛豐富的文物遺存。王國維先生在世的時會，適值疑古思潮盛行，傳統的古史觀在其衝擊之下動搖崩壞，古史漸呈茫昧空白。也恰是在這個時候，地下文物大出，為古史的重建準備了必要的契機，如王氏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文中所說，「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王氏獨具慧眼，不僅為古史研究開闢新路，也成為我國現代考古學的先驅，其途徑方法為後來學者所遵循。從這裡便可看出，現代的古史研究同考古學一開始就有著密切的關係。
青銅器是中國文物最重要的門類之一，久以其瑰麗多彩聞名於全世界。青銅器自在史前產生，以至夏、商、周三代，在社會間有著尊崇神秘的意義。西漢之世已有青銅器的收藏，並有學者對之研究考釋；到北宋，更有了專門的著錄和研究的論作。青銅器的銘文特稱為金文，尤受歷代學者重視。近年，在田野考古工作中，青銅器的發現非常繁夥，對這種器物及其銘文的認識大為進步，這自然有利於古代歷史文化的各方面研究。
我在五十年代著手研究青銅器，但起始一段時間祇側重於金文，後來自覺功力不足，纔擴充到青銅器的其他因素。七十年代之後，有機會觀察海內外收藏，對器物作出鑑定，試寫的小文也多了起來。這些小文多數是研究新發現的器物，也有一部份是對過去著錄的重器提出新的看法，其終極目的仍在於探溯古代文化，填補古史空白。幸蒙林載爵先生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不棄，囑加選取補苴，纂為一書，以向讀者請教。經過努力，勉成五章，先綜述中國青銅器的發展演進，討論研究青銅器的方法課題；然後就夏商周以至秦漢的若干重要器物分別論述，或談一器數器，或論某處遺存，還有以當時制度為中心的。全書牽涉雖廣，終不敢違反「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軌則。愚者如有一得，就是最大的欣悅了。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物門類之一，也是美術的璀璨明珠。
早在公元以前的西漢時期，已有發現和研究青銅器的記載。據《史記》，漢武帝藏有一件銅器，李少君指為齊桓公陳於柏寢之物，檢視銘文，果然是齊桓公器。又有汾陰巫在后土祠旁掘得大鼎，上報朝廷，武帝以為祥瑞。至於後來張敞考釋美陽所出尸臣鼎一事，更為人所熟知。此後歷代青銅器的接現，史不絕書。到北宋時，有專門的青銅器著錄出現，不僅有圖像、銘文，還詳記出土地點、收藏流傳情況以及尺寸、重量等，體例相當完善。青銅器的歷史和美術價值，當時已受到充分重視。
中國青銅器以品類繁多、製作精美著稱於世。這首先是由於中國是文明古國，青銅器的產生很早，源遠流長，匠師們在幾千年過程中積累了精湛的技藝，形成了獨特的傳統。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工藝、形制、紋飾都有自己的風格，在世界文明獨樹一幟。同時，中國自古以來是多民族的國家，在祖國遼闊大地上生息蕃衍的各個古代民族，對青銅器各有創造，這又為中國青銅器帶來了豐富的多樣性。
中國青銅器在什麼時候和地區起源，目前仍是學術界探索的課題。1973年，在陝西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中找到一件圓形殘銅片，給人們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信息。銅片發現於一處房子居住面上，房子的碳十四年代經校正約為公元前4700年。科學鑒定銅片乃鑄造而成，成分係黃銅，即含鋅的銅基合金。冶金學者通過實驗，證明用原始冶煉方法可由銅鋅礦得到黃銅。這一發現說明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國已存在冶鑄銅的技藝。
1975年，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類型遺址出土一件用範鑄造的銅刀，鑒定得知其成分為青銅。當地馬家窯類型地層的碳十四年代經校正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是迄今在中國的最古青銅器物。此外年代較遲的早期銅器，近些年還有不少發現。
根據這些事實，有學者提出，一般稱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些考古文化的性質應重新考慮。如仰韶文化一部分可劃為早期銅石並用時代，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等則為晚期銅石並用時代。這一看法自然尚需討論，不過在龍山文化晚期和齊家文化中，有關銅器的發現較多。相信隨著田野考古繼續開展，中國青銅器起源的脈絡不久會得到闡明。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晚期文化裡，已為青銅器的發展準備了種種前提條件。撇開冶鑄技術方面的條件不論，青銅器的幾項美術因素都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找出前身。例如青銅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來自石器，而青銅容器則多是從陶器的造型移植的。青銅鼎、鬲、爵、斝之類，無不以對應的陶器為其原型。清代《西清古鑑》書中一件銅，竟與龍山文化陶酷似，這種模仿的例子是引人深思的。
青銅器紋飾也是如此。三十年代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的若干龍山文化陶片，刻有類似青銅器的雲雷紋等。這種刻紋陶器，後來屢有發現。青銅器紋飾中最為人注目的饕餮紋，也有久遠的始源。兩城鎮採集的一件玉錛(圭)，兩面線刻饕餮紋，有不同的圖案結構。良渚文化玉器上面，更有多種多樣的浮雕饕餮紋。最近在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器、木器，多有彩繪，如在陶盤內底有蟠龍紋，其與青銅器花紋的淵源關係顯而易見。
有興味的是，青銅器的銘文也可追溯到陶器。仰韶文化的陶器符號，早有學者指為文字的萌芽。近年在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發現可釋讀為文字的符號，多達十餘種，其在器物上的位置及裝飾性的特點，均近於青銅器銘文。其中有的符號又和良渚文化玉器所見相聯繫。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這些文化因素，無疑對青銅器的發展起著推動的作用。
再舉一個具體例證。日照兩城鎮龍山文化陶器有一種三角紋，以填斜線的和空白的三角形相間，可能是由編織器效仿來的。1977年，青海貴南尕馬臺齊家文化墓葬中出土一面銅鏡(圖版壹)，鏡背正有這種三角紋的圖案。另外甘肅武威皇娘娘臺所出齊家文化銅刀殘柄，也有較簡化的三角紋。三角紋又是夏至商代較早青銅容器上屢次出現的花紋。其間的連鎖關係是頗清楚的。
上述尕馬臺銅鏡是現已發現的我國最古銅鏡，是一件罕見的藝術品。它的背紋是鑄成的，以三角紋折轉成圓周，中心襯成七角星形，有高超的意匠。就鑄造工藝而言，鏡原有鈕，製作也較複雜。傳為甘肅臨夏出土的另一件，形制紋飾均與之類似。甘肅廣和齊家坪也發現齊家文化銅鏡，伴出有帶銎和雙耳的銅斧，同樣要求複雜的鑄造技術。當時青銅工藝的造詣，於此可見。
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緊緊上接龍山文化的。這種文化屬於青銅器時代，已被公認。二里頭文化青銅器的特點是，在工具、兵器、飾物之外新出現了青銅容器，發掘品有爵和斝，在非發掘品中還有鼎和角。
二里頭的爵發現較多，係以合範法鑄作，器胎很薄，、流都具備，有的有細小的雙柱(圖版貳)。爵體樸素無飾的多，或飾以乳釘等紋，上有時有鏤孔。個別的爵底周有覆盂形突緣，便於加溫時吸熱。角的年代可能略晚，底周有同樣突緣，流作管狀，上面有突起的扉稜。製造這麼複雜形狀的器物，當然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經驗。
同一類器物有不同形制，也是這一時期青銅器的特點。二里頭的兵器有戈有戚，戈更分曲內、直內兩種，有的內上有美觀的雲紋。箭鏃也有幾種不同的型式。
二里頭青銅器還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嵌綠松石的技藝。一件圓形牌飾有綠松石嵌出的許多十字形紋，排成同心圓圈。這種罕見圖案，只在上海博物館一件銅鉞上見到過。二里頭又出有長形牌飾。滿嵌綠松石，構成絢麗的饕餮紋(圖版叁)，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關於二里頭文化相當甚麼歷史朝代，眼下還有爭論。學者有的主張其前半屬夏代，後半屬商代，有的認為整個屬於夏代。我個人是主張屬於夏代的。無論如何，根據這種文化的青銅器發展水平，推想夏代在青銅器時代範疇內應該是可信的，這對於中國青銅器發展史的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論。
二里頭文化以後的商代青銅器，可分為二里崗期和殷墟期兩大階段。殷墟期即商王盤庚遷殷後的商代後期。二里崗期是否包括商代最初一段，要看對二里頭文化怎樣認識，我們暫稱之為商代前期。
北宋以來許多著錄中講的商代青銅器，現在回顧，實際只限於殷墟期的器物。較早的二里崗期青銅器，是五十年代通過河南鄭州二里崗、輝縣琉璃閣等地發掘纔確定的。
二里崗期青銅器直接繼承著二里頭文化的若干特點，比如容器都是薄胎的。過去曾有人設想，比殷墟早的青銅器胎壁應當更厚，理由是範疇技術原始，似乎不易製成平均的薄胎。事實證明，商代青銅器的發展恰好相反，是由薄胎進步到厚胎。
與二里頭青銅器相比，二里崗期青銅器的器種顯著增多，如烹炊器有鼎、鬲、甗，食器有簋，酒器有觚、爵、斝、角、尊、卣、壺、罍，水器有盤、盉，兵器有戈、矛、鉞、刀、鏃，工具有斧、錛等等，不勝枚舉，商代常見的器種差不多已齊全了。在形制上有不少特徵，像鼎多錐足，爵、斝平底，觚體粗矮，容易判別。
這個時期青銅器的紋飾，總的來說是沒有地紋，即作為圖案襯底的花紋。容器上的紋飾大多作帶狀，有的兵器如鉞也是如此。通體滿花的器物還很少見。紋飾以饕餮紋為常見，其線條圓轉流動，很有特色。在帶狀饕餮紋上下夾以聯珠紋，是當時流行的設計。
突出的扉稜作為器物的裝飾，也開始流行，見於較大的酒器尊上。扉稜作斷續的雲片形，輪廓圓轉，和紋飾的線條相調諧。
有些二里崗期墓葬的隨葬品，青銅器同其他器物合成一組。例如鄭州白家莊二號墓出青銅鼎、罍、爵、盤，同爵相配的是象牙觚。鄭州銘功路西側二號墓有青銅鼎、斝、爵、觚等，其間又有原始瓷尊。看來青銅器和別的器物，在使用上當時沒有嚴格界限。
二里崗期已能製作大型青銅器。1974年，在鄭州張寨前街出土兩件大方鼎，較大的一件(圖版肆)高達100厘米，重82.4公斤。方鼎雖大，相對說仍是薄胎。鼎腹特深，足中空，上粗下細，仍有錐足意味。腹上飾帶狀饕餮紋及乳釘紋方框，表現了二里崗期的特徵。1982年，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一處窖藏中又發現兩件類似的大方鼎，形制、花紋均與張寨前街的相仿，高81厘米。由此可知，這樣巨大的青銅器那時已不是個別的。鄭州曾發現鑄方鼎用的乳釘紋陶範，因此大方鼎可能即鑄於當地。
這種大方鼎，口沿上有很高的立耳，腹大而足短，整個形狀似若上大下小，不夠平衡。但製作者在腹面上施加Ｕ字形三邊的乳釘紋框，饕餮紋帶不在口沿下而移到腹上中部，從而給人以重心靠下的感覺。這說明當時的匠師對器物各部分造型的調諧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
銘文也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了。例如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一件鬲，口沿內有一字，或釋為「」。這是已知最早的青銅器銘文。
二里崗期青銅器的出土地點，分布得相當廣。河南省境以鄭州為中心，發現較多。湖北漢水之濱的隨縣、長江北岸的黃陂等地，都有發現。黃陂盤龍城所出數量多，造型風格和河南的很難區別，其精美也無遜色(圖版伍)。此外，西至陝西，北到遼寧，都有二里崗期或與之近似的器物出土。
就青銅器發展而言，二里崗期(上層)與殷墟早期間恐怕還有缺環，並非直接銜接。1947年河南靈寶東橋發現的一批青銅器，便適於插入兩者之間，河北城台西的部分器物也可能如此。這個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探究。
殷墟期的商代青銅器，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
這個時期青銅器的分布，比二里崗期更為廣泛。其中心在河南安陽的殷墟，自北宋即有發現商代青銅器的記載。北到內蒙古，東到海，西至陝西，南至廣西，都有殷墟期青銅器發現。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都有空前的發展。
考察殷墟的考古成果，可知商代青銅器工藝在武丁之世開始進入盛期。武丁是商朝功業彪著的名王，《孟子》稱他為天下之盛君。商人的社會經濟在他統治的五十幾年中取得較大的進展。1976年在殷墟小屯西北發現的婦好墓，墓主係武丁之妃，見於甲骨卜辭。墓中出土大量青銅器，僅禮器即有二百多件，器種有圓鼎、方鼎、三聯甗、簋、偶方彝、尊、方罍、壺、瓿、缶、觥、斝、觚、爵、盤、盉等，有些器形前所未見。由此不難推想，殷墟一系列王陵如未被盜掘，蘊藏的青銅器應該有多麼華麗和豐富。
從殷墟最早的幾座墓葬裡，曾找到和二里崗期接近的青銅器。到婦好墓的時候，早期的遺跡已很少存在。
殷墟期的商代青銅器，胎壁都比較厚。形制進一步多樣化，而且有地方性的特點。紋飾的演變尤為突出，不但流行通體滿花，絕大多數有地紋，而且逐漸出現了在圖案上重疊加花的所謂三層花，於是在青銅器上形成了繁縟富麗的新風格。這個風格在婦好墓青銅器中有充分的表現，傳出於年代相近的侯家莊西北崗1001大墓的三件大型封口方盉，也是繁縟風格的較早代表。
以婦好墓的偶方彝為例(圖版陸)。這件珍貴青銅器形如一對方彝駢列在一起，可是由於橫長形如房屋，所以把器蓋設計成四阿屋頂的樣子，又在蓋緣與器口相接處做出突伸的椽頭。在青銅器上表現建築的形式，是十分新穎的。
偶方彝上面的花紋，除以一對口部向下的夔合成的饕餮外，還有立鳥、鴞面、象首等等，異常繁複，極富於神祕的色彩。繁縟與神秘，可說是這一時期青銅器藝術的一個突出特點。
合範法鑄造工藝，這時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苗圃北地發現的鑄銅陶範，向人們顯示了這一點。當時的匠師創造了很多極其精巧的器物，如殷墟所出中柱旋龍盂，在深腹的盂的中心豎立一枝花朵，繞以蟠龍，可用手撥動旋轉。殷墟還出有能分拆的細頸卣，啟蓋後將頸部取下，原來是用以斟酒的觚。
這時青銅器還向大型繼續發展。殷墟吳家柏樹墳園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圖一)，高達133厘米，因為胎壁厚重，重量達到875公斤，是至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鑄造這樣的重器，需要高度的技藝和組織勞力的經驗。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這件巨大的青銅方鼎反映了商朝社會經濟的發達和人民高度的創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