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

現代經濟成長的迷思──正確認識GDP／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表面原因是中國使用「不公平貿易」致美國對中國產生龐大數字的「貿易逆差」，美國經濟也因而衰弱，所以他要「重振美國，重創中國，重建世界」。也就是說，在中共使用「新重商主義」等侵略策略的不公平貿易下，中國經濟快速強大，美國相對停滯，甚至衰弱；為了振衰起敝，川普乃採用關稅策略，「以惡制惡，以暴制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以達削弱中國經濟、讓美國經濟重振而強大的目的。

各國競爭經濟強權
那麼，如何顯現國家經濟的強弱呢？最簡單和最明確的指標就是「GDP」，而中國的GDP在二○○○年已超過義大利，二○○五年趕過法國，二○○六年再超越英國，二○○七年又趕過德國，到了二○一○年又超越日本，若照其增長速度，很快地就要超過美國了。其實，早已有超美的訊息出現了。不過，川普也公開揚言，在他總統任內，中國經濟別想超越美國。即便大家對中國的GDP數據強烈質疑其造假、高估，卻承認其經濟的快速強大。
眾所周知，不只美中兩國在「經濟」上爭強，世上所有的國家都在「拚經濟」，連共產國家也不例外；而自由民主國家，「經濟」更是選戰成敗的主因。美國一九九○年代柯林頓的「笨蛋，就是經濟！」讓他贏得大選，而二○一八年底，台灣的九合一大選，「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也讓國民黨鹹魚翻身大勝。
既然「經濟」被世人這麼看重，是不是大家都明白「經濟是什麼」了呢？「經國濟民」、「經濟即生活」被琅琅上口，而「所得」、「薪資」無疑是真實的呈現，「賺大錢」更是大白話。不論如何，「經濟成長」的追求已是共識，而「經濟學」也早從一七七六年以來就成為一門學問，但到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及隨之而來的一九四○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經濟成長」才真正熱門起來，追求「高經濟成長率」也成為各國的政策目標。
我們知道，耳熟能詳的「經濟成長率」是「實質GDP的年增率」，而GDP也就等同於「經濟」，這是美國老布希總統時代定調的，由GNP轉換而來。翻開當今標準經濟學教科書，幾乎都分為「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兩部分，而總體經濟學就開宗明義介紹GDP，之後的各章節也都圍繞著GDP的種種作解析。

GDP是啥米？
「GDP」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簡稱，顧名思義是「國內生產毛額」，教科書中的定義是「一國『國內』在『一定期間』內所『生產』出來，供『最終用途』的物品與服務之『市場價值』」。在此定義下，GDP有「國內」、「一定期間」、「生產」、「最終用途」以及「市場價值」這五大限制或特色，它有「支出面法」和「附加價值法」兩種衡量方法，實務上則是以支出面、生產面與所得面三種方法分別計算，再調整銜接，是「國民所得會計帳」，也就是「收入」等於「 支出」，最常用的是「凱因斯所得恆等式」，標準的式子是：GDP＝C＋I＋G＋X－M，C是民間消費支出，I是投資，G是政府消費支出，X是出口，M則是進口。
這個國民所得帳被認為是一九四○年代由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創建出來的，他也因而被尊為「國民所得之父」，也成為他獲頒一九七一年（第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因。雖然顧志耐也在一九四○年代領軍編算國民所得，但現今各國通用的聯合國「國民會計帳」，卻是由李察‧史東（Richard Stone, 1913-1991）發展出來的，他也因而被稱為「國民會計之父」，也在一九八四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由他們兩位的獲頒諾貝爾獎，可以得知國民所得或GDP會計帳的重要性。
國民所得或GDP會計帳的確是二十世紀的偉大發明，其神奇之處就在「它設法將人類所有的活動壓縮成一個單一的數字」，它是一個「加總」的數字，可以讓政府政策制訂者採取行動的數字，也就是當今各國政府都應用凱因斯理論，讓政府以財經政策促進有效需求（亦即透過C、I、G和X的增加）來拚經濟、追求經濟成長的指標數字。
不幸的是，自一九四○年代迄今，各國政府帶頭以該指標為標的拚經濟、拚成長的結果，卻在全球貨幣戰爭、經濟戰爭下，脫離各國應分工合作、互通有無的本質，逐漸將人類的未來賣掉，眼看「永續發展」愈來愈無望。問題到底在哪裡？關鍵就在GDP及其作為經濟成長的衡量，不但讓人民無感，甚至讓寶貴資源誤用、濫用。有人就這樣說：「過去我們用GDP來評估國家的經濟力，現代的政客們卻用它來騙取選票。」人民若不能清楚明白GDP，就很容易被騙得團團轉。
其實，同樣的GDP，在不同時期的內涵不盡相同，即使同樣的意涵所涵蓋的項目也可能有異，而且估計方法也有別。說到底，GDP從一開始就不是被設計來衡量國民福祉，它是衡量一國財政收支的工具，是一種會計帳，而其帳戶複雜，資料又難精確，很容易被喬來喬去，人民很容易受唬弄。雖然當前經濟學教本都有專章介紹國民所得、GDP，可是難懂難教，連經濟學老師都視為畏途，很需要有深入淺出、講清楚說明白、接地氣又容易看懂的書籍出現。英國《金融時報》資深主編凌大為（David Pilling）撰寫的《你的幸福不是這個指數：透視經濟成長數據的迷思》（The Growth Delusion: Why Economists are Getting It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將GDP和成長講清楚的一本書
作者憑藉著二十五年來對於經濟發展的報導、觀察與訪問所得，對GDP提出質疑。作者透過清晰、幽默、活潑且帶批判性的文字，為庶民們揭開經濟成長的數據與現實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亦即，各國政府不斷地追求經濟成長的數字，但這項由訓練有素的經濟、統計、計量經濟學家，透過複雜的數學公式所計算出來的經濟指標是否準確無誤，即便是準確，但一般民眾所關心的就業機會、薪資成長、是否有財力負擔房貸等等，卻無法由該數據反映出來。不幸的是，各國政府卻都被這個抽象的經濟概念給綁架挾持了，在不斷追求GDP成長的同時，人民的生活福祉不但沒提高，反倒退步了。問題就在GDP這個指標被誤用、誤解，有必要將其真相揭開，並且加以改進。作者撰寫這本書，為我們說清楚講明白這些迷思。
本書分三大篇，第一篇談成長的問題，以六章循序漸進談GDP的誕生及其體質內涵和估計方式諸種根本問題。第二篇分三章談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GDP和經濟成長真相。第三篇則以五章探討如何改進GDP和超越成長、邁向「福祉」和「幸福」之路。
作者特別強調，本書不是要否定GDP作為經濟衡量標準的存在價值，而是要帶領讀者以更宏觀的角度，去觀察經濟發展的走勢，更期望可以建立一項更健全的方式、指標，作為社會發展與人民幸福的多元衡量標準。
的確，GDP國民所得指標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但因其項目複雜，且調查統計難度高，很容易被假造和誤用。政府只能將其作為一種資訊參考指標，而且應誠實認真去調查、編製，讓它盡量反映現實，提供研究者及全民參考應用。絕不可以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否則會將未來賣掉。讀本書會讓你清楚明白，免於受政客欺騙、操弄而投錯票。

前言｜成長狂熱教派

每隔七十年，世界的先進社會就會喜不自勝地攬鏡自照，且對其所見沾沾自喜：成長。這面鏡子稱作國內生產毛額（GDP），而它已成為判斷我們有多美的主要標準，不管是從經濟和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都是如此。經濟──也就是GDP想衡量的東西──層層圍繞我們，你無法嗅聞它或觸摸它，但它是現代世界的背景噪音。它是新聞報導、商業頻道和政治辯論的主食。然而，對這麼基本的一個概念來說，出乎意料的是很少人正確地了解經濟是什麼，或我們如何衡量它的進步。我們只知道它必須持續不斷地向前進，像一隻鯊魚。

我們以GDP定義經濟。儘管GDP的發明人諄諄告誡，它已然變成國家福祉的代名詞。如果經濟正在成長，那代表情勢必然大好。如果經濟正在萎縮，那麼情勢可能不妙。然而我們一直以來顧盼的鏡子，其實是一面遊樂場凹凸鏡，而非浴室鏡，鏡子反射回來的影像受到嚴重扭曲，而且愈來愈和現實脫節。我們經濟的鏡子已經破裂。

我們生活在一個「憤怒年代」，它的定義是平民的反抗和拒絕過去珍視的體制和理念，這股趨勢可以回溯到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起。在美國，它促成川普（Donald Trump）的崛起。英國人已投票決定脫離歐盟，而在歐洲，右派和左派的非傳統政黨也已撼搖現狀。從印度到巴西以及從菲律賓的土耳其的平民反抗，無不引發政治震撼。

有許多不同的理論嘗試解釋，平民的憤怒為什麼發生在這些以主流方法衡量從未像今日這麼富裕過的國家，但這些理論有一個共通的線索，就是人們沒有看到他們的生活反映在官方的圖像中，而這個圖像主要是由經濟學家所描繪。這股反抗的勢力有一部分源自認同的問題、無助感、缺少負擔得起的住房、社區的式微，以及對金權政治和不平等升高的憤怒。本書的目的在於解釋專家對我們生活的說法，和我們對生活實際的感覺之間的鴻溝。

雖然幾乎所有人都聽過GDP，卻很少人知道它是直到一九三○年代才發明的工具，先是用來因應大蕭條，然後經過修訂用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作準備。我們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是，經濟不是一個自然現象，它不是等著發現的真理。在一九三○年以前它實際上不存在，它是人創造的東西，像棉花糖或汽車保險，或是複式簿記。

如果GDP是一個人，它對道德將不會有感覺，甚至會視而不見。它衡量各種各類的生產，不管好壞。GDP喜歡汙染，特別是你必須花錢清除的汙染。它喜歡犯罪，因為它喜歡龐大的警力和修理被打破的窗戶。GDP喜歡卡翠娜颶風，而且對戰爭沒有意見。它喜歡計算為衝突而整備槍砲、飛機和飛彈，然後它喜歡計算城市遭戰火蹂躪成殘垣斷瓦後的重建成本。GDP很精於計算，但對判斷品質卻不在行。它完全忽視餐桌禮儀。對GDP來說，三把叉子的晚餐餐具擺設只是多餘，它只需要刀、叉和湯匙。

GDP是傭兵。它不計算沒有金錢換手的交易。它不喜歡做家事（至少我找到一個共通點），而且它逃避所有志工活動。在貧窮國家，它對如何計算大多數人的活動傷透腦筋，因為這些活動大部分發生在金錢計算的經濟之外。它可以計算超級市場的一瓶礦泉水，但無法計算一名衣索比亞女孩步行好幾哩路到水井汲水對經濟的影響。

成長是一個達到生產年齡的兒童，而GDP的設計主要是用來衡量體力的生產。它難以分辨現代的服務經濟，對像保險和花園造景等服務業占主要部分的富裕國家來說，這是個明顯的缺點。它對計算磚頭、鋼筋和腳踏車的生產──「你可以拿來砸自己腳的東西」──很管用；但試試用它來計算理髮、心理分析時段或音樂下載，它會明顯地變得力不從心。它對衡量進步並不靈光，但這卻是我們以為它靈光的項目。就我們衡量成長的主要方法而言，一顆抗生素只值幾美分，雖然在一百年前一個染患梅毒的億萬富豪可能願意用一半的財富交換一個七天的療程。

總之，我們對經濟的定義相當粗糙。就好像有人半開玩笑對作者說：「如果你陷在交通阻塞一個小時，這對GDP也有貢獻。如果你到朋友家裡幫忙做點事，那就沒有貢獻。」他說，反正「你只需要知道這一點就夠了」。如果你懷疑這個人說錯了，我希望你繼續讀下去。

我們都直覺地認為這個解釋不對勁，卻又不知從何說起。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極其明確的訊號，說明經濟學辜負了我們的期望。在之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和接踵而來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陷入衰退時，成長的狂熱教派曾帶領我們讚頌我們的經濟。像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這些人說，情勢一片大好，我們應該放任市場創造愈來愈多財富。

事實上，我們的標準衡量方法並沒有告訴我們成長是怎麼創造的：實際上成長是建立在快速膨脹的家庭債務基礎上，而這種債務則是由狂熱追求紅利的銀行家用愈來愈巧妙（或愈來愈愚蠢）的金融設計所創造的。先進經濟體原本應該已達成被稱為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的新天堂，在這個理想世界中，聰明的技術官僚已讓經濟榮枯的循環成為歷史，市場只要任由它自己發展就一定能達成皆大歡喜的穩定狀態。

經濟成長並沒有告訴我們不平等正在升高，也不讓我們了解全球失衡的嚴重性。美國的貿易逆差正不斷膨脹，支應這種逆差的是中東產油國家和中國，而這些國家則把貿易順差轉換成美國公債。中國實際上是在借錢給美國人，以便美國人買得起在世界工廠製造的所有東西。這正是讓成長的旋轉木馬得以持續旋轉–直到它停止–的原因。多年之後，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仍然無法回到二○○八年以前的水準，特別是部分歐洲國家。它們赫然發現，多年之前的成長有許多是幻象。

成長的問題之一是，它需要無盡的生產，以及它的表親無盡的消費。除非我們想要愈來愈多的東西和愈來愈多付費的體驗，成長終究會減緩。要讓我們的經濟持續向前進，我們必須有永遠無法滿足的胃口。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是，我們對東西的渴望是無限的。然而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知道這條道路的結果是瘋狂。

幾年前，諷刺雜誌《洋蔥》（Onion）刊登一篇有關陳賢（Chen Hsien）的文章，他是一個虛構的中國工人，為無聊的美國人製造虛構的「塑膠大便」。這篇典型《洋蔥》式文章的諷刺幾近侮辱，卻一針見血道出問題所在。陳賢不斷搖頭，不可置信地說他被要求製造的廢物包括從沙拉切削機、塑膠袋分配器、微波煎蛋捲機、會發光的閱讀放大器、耶誕節主題的檔案籃、動物形狀的隱形眼鏡盒，和自黏式牆勾等。「我還聽說，當人們不再需要一種商品時，他們就直接丟棄。這麼浪費，一點也不懂得愛惜。」他輕蔑地說。「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廚房用具？」陳賢困惑地問。「我可以了解要有好炒菜鍋、煮飯鍋、水壺、烤盤、一些用具、好瓷器、裡面有過濾網的茶壺，也許還有溫度計。但所有這些多出來的東西──美國人要放哪裡？你會用玉米餅皮盤多少次？『噢，我真的需要這種銀器抽屜整理盒，否則我會瘋掉。』閉嘴，蠢美國人。」

陳賢的抱怨挑動我們的神經，因為在富裕國家大多數人知道我們不斷購買東西，儘管是我們知道不需要而且絕不會用第二次的東西。廣告加上朋友和鄰居的欽羡，促使我們買更多和不斷更新。等到你讀本書時，我的iPhone 5將已成為古董。我們也知道像洗衣機和烤麵包機等產品的設計都刻意讓它們很容易壞，以便我們在一個永不停止的消費循環中會繼續購買。

陳賢製造的東西聽起來很荒謬，但它們絕不是虛構的東西。天空商場（Skymall）的購物目錄讓航空旅客可以舒服地在座位上訂購各種非買不可的商品，包括一幅你的寵物穿得像十七世紀貴族的畫像（四十九美元），可懸掛的松鼠頭（二四‧九五美元）、實物大小的懸掛叢林猴塑像（一百二十九美元），以及最重要的，狗狗專用的橡皮唇（二九‧九五美元）。當經濟學家說當今世界的問題是長期缺少需求造成的時，我們實在搞不清楚我們還需要什麼。

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世界從來沒有這麼美好過，我們的消費力從來沒有這麼強大過。美國從一九四二年首度公布國民帳（national accounts）以來，一直以近乎快馬加鞭的速度成長。英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情況也類似。二○○八年金融崩潰的挫敗後，大多數經濟體迄今已重回成長的軌道，雖然速度略微減緩。因此即使成長的力道減弱，我們經濟體的規模也從未如此大過。如果累積的成長能夠代表福祉，那麼我們肯定從沒有像現在這麼滿足過。

把太多信心寄託在成長上有一個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它的成果從來沒有被平均地分享過。我們的平均所得–或福祉–的標準計算方法是把國家的經濟大小，除以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人數。平均是一個陷阱，能造成嚴重的誤導。銀行家賺的錢比麵包師傅多，麵包師傅賺的錢又比失業者多。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富裕國家的整個經濟大餅都由一個人獨享，其他人都吃不到一口，那麼平均來看每個人應該可以過得不錯，太好了。但實際上許多人會餓死。

真實世界不會那麼極端──可能除了北韓以外──但即使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平均也可能相當傾斜。讓我們想像一下每年創造的財富有一大部分都流向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口。聽起來不太可能嗎？事實上，頂層○‧○一％的美國人，相當於一萬六千個家庭，他們從一九八○年至今分享的全國財富增長為四倍。他們吃到的美國經濟大餅比率，比起他們的同階層在十九世紀末所謂鍍金時代（Gilded Age）吃到的還大。如果你的國家經濟成長唯一的原因是富人變得愈來愈富，而你卻必須工作得愈來愈辛苦才能維持生活水準，那麼你有權利問：所有這些成長的目的是什麼？

第十章　財富

想像有兩個人，比爾和班恩。比爾是個銀行家，在高盛公司每年賺二十萬美元。好吧，以銀行業的標準，他的薪資少得可憐，但讓我繼續說下去。班恩是個園丁，每年靠修剪玫瑰和樹籬賺二萬美元。誰的生活比較好？如果你以兩人的收入來衡量，比爾顯然較富有，事實上是十倍富有。這種衡量方法類似GDP；它告訴你每個人在特定的一年獲得的收入「流」。但和GDP一樣，這些數字未透露比爾和班恩真正的財富有多少。
要更深入發掘，你需要知道他們的資產存量。我是不是忘了提到園丁班恩最近繼承了長島的一棟大宅邸，價值一億美元？事實上，他每週二下午在自己的大花園做一點他愛好的事，並支付自己一筆象徵性的薪水。但他計畫明年賣出這棟宅邸，搬到曼哈頓較樸素的房子，投資他剩下來的九千五百萬美元賺點利息過活。
另一方面，可憐的比爾債台高築。他每個月必須拿出薪水的一半來繳房屋貸款，再持續十年才能繳完。他還得支付他那輛（有刮痕的）保時捷汽車的貸款，並靠銀行透支來維持他虛有其表的生活方式。不幸的是，他即將滿五十歲（班恩才十九歲），銀行正準備收回他透支的款項。
好，到底誰比較富有，比爾或班恩？
我們政府衡量的成長告訴我們所有有關收入的事，但完全不談財富。這是它的根本缺點之一。國家和個人都適用於這個道理。沙烏地阿拉伯的成長數字實際上毫無意義。為什麼？因為它們取決於石油的生產，而石油終有用完的一天。到時候，除非沙烏地阿拉伯發現另一種製造今日所得水準的方法，它的經濟將萎縮。屆時沙烏地阿拉伯將變成銀行家比爾國。
如果我們想知道世界的真貌，衡量財富──資產存量──就不可或缺。然而，談到國民帳，我們可選擇的工具極其有限。國民帳包含龐大數量的資訊，但執迷於成長的政策制訂者很少揭露這些資訊，他們唯一在意的數字是GDP。
如果你深入思考它，那實在很不尋常。當投資人考量一家公司時，他們不僅看它的獲利和虧損，也看它的資產負債表。獲利與虧損帳（有時候稱為損益表）顯示特定期間的收入和支出流。籠統地說，如果收入超過支出，公司就有獲利。如果不是，就是虧損。資產負債表不同，它不衡量收入和支出，而是描述整個概況，列出資產、負債和股東權益。它顯示公司擁有和積欠的東西，並在這個過程中揭露一家公司真正的「價值」，而非只顯示今年它能創造的利潤──卻未必顯示未來的情況。
政治人物和政策制訂者只仰賴一套相對很老舊的帳，我們稱它為GDP。它相當於損益表。除了少數幾種實驗性的衛星帳外，一直未有系統地嘗試衡量一國的資產存量，或者我們可以稱它為財富。「國民帳一直沒有創新，它完全陷於停頓。」穿著皮夾克的經濟學家哈克（Umair Haque）說。他認為這是一個驚人的失敗。他說，那些所謂的偉大經濟思想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的經濟學家，應該立即制訂財富的衡量方法，以核對為改善衡量成長的方法所做的無數次修訂和更新。「為什麼國民帳沒有創新，讓我們可以更正確地認識經濟的全貌？如果不衡量國民財富，我們無法真正了解我們的經濟。」他氣憤地說，一手拿著香菸，一手拿著一杯濃縮咖啡。「如果不知道存量，我們無法正確地知道我們有多富裕。」
達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是劍橋大學拉姆齊經濟理論名譽退休教授，也是環境經濟學先驅。他把大半生涯用在如何從不同的思維看我們的經濟體。我到劍橋與他討論。他穿著西裝、長褲和白色運動鞋在聖約翰學院莊嚴的大門外見我。對一個七十四歲的人來說，他看起來整潔而靈活。他帶我走到他靠近康河擺滿書的書房，到了那裡他請我喝雪莉酒，彷彿回到一個更優雅的年代。我欣然接受。畢竟，已經早上十一點鐘了。
和許多在一個新國家找到自己家的人一樣──達斯古普塔出生在今日的孟加拉，但一九六○年代初來到英國，在劍橋三一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他比英國人更英國。他身上散發溫柔、優雅的氣質。達斯古普塔的批評大部分並非針對成長，而是他深信成長衡量的東西不對。他說，不管我們研究什麼單位──家庭、國家，或整體的地球──我們感興趣的不應該是收入，而是財富。他說的財富意思是「經濟體資本資產存量的社會價值，組成的內容包括製造資本（道路、機場、機器等）、人力資本（人口規模與組成、教育、健康）、知識（藝術、人文和科學）、以及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水資源、大氣、土地和地下資源）。」
這似乎是個艱鉅的任務。例如，我們如何給知識或文化一個數字化的價值？達斯古普塔並不是不知道這個概念的難處，但他有兩個看法。一個是從一九四○年代以來人類投資大量智力資本和無數金錢在創造、修改和調整成長的衡量方法，但比較之下，用在編製資產負債表式的國民帳努力卻很少。「不要管估算有多困難。很難估算不是逃避它的理由。」他堅定地說：「因為GDP本身也很難估算。」
他說，第二個看法是，以智力解決任何問題的最好方法是把假設推到它的極限，如果發現問題實在太困難才撤退。在概念上，我們應該有國家經濟的資產負債表，一份我們擁有什麼和虧欠什麼的清單。所以我們不應該從這個任務退縮，而應集合眾人的智力來創造它。
存量和流量的方法息息相關，就像它們在一套企業帳裡的關係。一家公司有機器和技術工人幫助它製造產品和服務，以創造今年和來年的收入。它可以運用既有的資產以創造現在的更多利潤，或累積更多資產，壓抑今日的收入以便未來賺更多錢。例如，它可以現在停止更換機器以使增加利潤。不過，到某個時候機器會停止轉動。或者它可以投資在下一代的機器人，或讓工人參加昂貴的訓練課程以更新他們的技術。這兩個決定都可增進明日的競爭力（和獲利），但得付出今日獲利減少的代價。
以家庭為例，在富裕國家的個人資產可能包括她的房子、她的投資，和她未來有生之年的收入和年金調整今日物價後的估計。「這是一個存量，它讓你能規劃你的生活。你可以投資它–例如，用於教育自己。你可以贖回你的一些資產，以便取得另一些資產，也就是人力資本。」在貧窮國家的個人資本可能包括土地、牲口，或在共有的水域捕魚的權利。在艱困時期，你可能賣出牛隻以便買糧食維持你的人力資本（這時候是體力），和支付運輸費用到城市尋找受薪的工作。「你是在轉換一種形式的資本成為另一種。」
家庭或國家的資本不只是實體資產，包括自然或工業的實體資產。它們也包括技術，其計算方法如訓練有素的木匠人數，或有博士學位的專業人士數量。你可以延伸這個概念到文化資本。以兩個完全相同的島嶼為例，第一個島的家庭完全互不信任，另一個島的家庭則完全互相信任。信任島的家庭可能彼此交易，因為人們相信其他人會履行交易承諾，例如提供牛奶一年以交換兩條毛毯。但在沒有信任的島上家庭不可能交換產品。兩個島嶼的前途將完全不同，即使它們一開始擁有相同的資產基礎。
讓我們暫時只談自然資本。「當代的經濟成長與開發模型把自然視為固定的、不會被摧毀的生產要素。問題是這個假設是錯的。」達斯古普塔寫道：「自然是一片拼湊成的可分解資產。農業用地、森森、瀑布、漁場、水資源、河口、濕地、大氣–更廣泛地說，生態系統–是可自己再生的資產，但可能因為人類的使用而惡化或耗竭。」
達斯古普塔說，在國內生產毛額，「有問題的字是『毛額』」。這是因為它未計算資產的貶值。「如果一片濕地被排水以闢出蓋購物中心的地，後者的營建對GDP有貢獻，但前者的破壞卻未納入計算。」如果購物中心的社會價值低於濕地的社會價值，「經濟就會變更窮──財富會減少──現代和未來世代普遍的潛在福祉就會隨之降低。但GDP呈現的卻不是如此」。
有三個交互影響的原因讓我們應該思考財富的存量，而不只是思考「成長」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