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古代中國】卷四　文化基因：先秦古典的根源

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