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典範大轉移——杜希德與「金萱會」

導言／陳玨
一
本書《漢學典範大轉移：杜希德與「金萱會」》是新創辦的《「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叢刊》的第一本。這本「叢刊」的「創刊號」的內容，正如本書的標題所示，乃是圍繞「漢學典範大轉移」這個總體議題展開的，而其中兩個具體的「落腳點」，則為「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和「金萱會」。在時下學術書刊汗牛充棟，令人目不暇接的今天，為何還要再創辦這一套「叢刊」？她的定位究竟是「學報」還是「叢書」？這套「叢刊」的第一本為什麼要選擇「漢學典範大轉移」作為主題，並且聚焦於「杜希德」和「金萱會」的副題？凡此種種，應該都是讀者所想知道的，因而筆者作為編者，感到需要在這篇導言中，做一充分的說明。
首先，這套「叢刊」的創辦，是為了因應近年「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的新領域，在中文世界之逢春蜇起和持續發展的需要。其間的過程，相當之複雜。筆者這裡先綜引一段今年初發表在科技部人文司主辦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上的論述，作為扼要的說明：從上世紀末開始，西方的「漢學界」出現關注「物質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的趨勢。近二十多年來，它漸成一股跨領域的學術潮流，漫卷歐美的人文社會學界，也波及到中文世界。臺灣著其先鞭，引領風尚，已開始逐步形成一個國際間認可的特殊研究領域與社群的雛形，我們稱之為「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和研究社群。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個研究領域和社群，在中文世界——包括台灣、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在內——學術圈中，有相當引人入勝的發展，漸漸與西文世界的「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和研究社群，在互相競合中，呈現並駕齊驅的勢頭 。
這一套「叢刊」，正是在上述的學術史的繼往開來背景中應運而生，由聯經出版公司與筆者主持的一系列大型研究計畫共同創辦 。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則是以上這些大型研究計畫的共同關鍵詞。筆者認為：漢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在過去幾個世紀的發展中，經歷了兩次「典範大轉移」(paradigm shift)：第一次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到20世紀上半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完成了從「傳教士漢學」到「學院派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地點發生在歐洲的內部。第二次出現在20世紀中葉的第二次大戰前後，這是一場從以歐洲為代表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之漢學「典範」，到以美國為代表的「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之漢學「典範」的大轉移。以前作為「東方學」一部分的漢學(Sinology)，主要是研究中國的古典，而此後作為「東亞研究」一部分的海外中國學(Chinese Studies)，開始逐步轉向以現代中國的研究為主。世界進入21世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全球範圍的廣義「漢學」研究的「氣運」，正在以相當快的頻率，不知不覺中由西文世界向中文世界移動。照如此速度，也許只要在本世紀再過短短的15到20年，「漢學」研究的重心，便會從歐美返回到東亞來，出現第三次國際性的「典範大轉移」。這場「典範大轉移」從20世紀末已經悄然開始，根據筆者對之所作的「有跡象的預測」，它未來或許會以「中文」書寫媒介與「西文」書寫媒介並重，作為變化的標誌之一，因為語言、思維模式與「典範」三者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
根據筆者的研究，上述「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在中文和西文世界的研究社群中合流的情景，恰恰又正是目前正在悄悄走近我們的「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未來巨潮的許多先期表現中的一種。具體說，時間進入新世紀，上述「漢學」的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潮流，演變為「新漢學」的樣貌，從2010年到今天，逐漸開出「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並且繼續在「山重水複」的前途上，蓬勃地發展。而「漢學與物質文化」的新領域，在這些錯綜複雜的進路中間，恰恰正好是路標相當明顯的一條通幽曲徑。
簡言之，以「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角度，推動中西學術社群在目前「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中的縱深層面進一步合流，便是這一套《「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叢刊》創辦的緣起。毫無疑問，這個融通中西的新領域的縱深發展，迫切需要國際間第一流學者的跨界參與。而這套《「漢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叢刊》的出版定位，正是旨在發表國際間第一流學者融合中西視野的「漢學與物質文化」領域的新近研究成果。歷來的漢學著作，通常都是以西文為語言媒介。然而我們今天可以這樣預言，未來的漢學世界中，中文學術論著，應該會與西文學術論著，獲得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樣的目標，也是「漢學」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的題中應有之義。為這一目標在未來的實現，這套「叢刊」很願意寂寞耕耘，做一些掃地鋪路、添磚加瓦的工作。
目前，在中文世界裡的「漢學與物質文化」，還是一個篳路藍縷的領域。在這個發展時刻，她既需要有一本發表論文的「學報」，也需要有一套出版專書的「叢書」。正因為眼下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本專業的「學報」和「叢書」，於是這套「叢刊」，希望能在某種意義上，同時起到「學報」和「叢書」的作用。具體說，這套「叢刊」既計畫出版一本本專題論文集，相當於「學報」的「專輯」，也打算出版一系列學術專書，仿照著「叢書」的規模。這種「一枝兩葉」的設計，其實是源自於筆者當年在普林斯頓求學時代的恩師之一杜希德先生的啟發。杜先生不僅是20世紀西方唐史研究的巨擘之一，而且對戰後西方漢學史的發展，也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因為其本人生前十分謙虛，十分低調，長期以來卻鮮為中文世界所知。因為杜先生的貢獻，是本「叢刊」創辦的靈感和緣起之一，筆者在此要對其中的來龍去脈，稍加鋪陳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