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杉靜枝與殖民地台灣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陳芳明

「東亞」觀念進入台灣學術界，大約是近十年的事。但歷史上的東亞，其實像幽靈一樣，早就籠罩在這海島之上。在戰爭結束以前，「東亞」一詞，挾帶著相當程度的侵略性與壟斷性。它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用來概括日本殖民者所具有的權力視野。傲慢的帝國氣象終於禁不起檢驗，而在太平洋戰爭中一敗塗地。所謂東亞概念，從此再也不能由日本單方面來解釋。尤其在跨入一九八○年代之後，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前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開始經歷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改造與民主政治變革。一個新的東亞時期於焉展開。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學界，開始浮現「後東亞」一詞，顯然是相應於後結構主義的思考。所謂「後」，在於強調新的客觀條件已經與過去的歷史情境產生極大差異。在新形勢的要求下，東亞已經成為一個複數的名詞。確切而言，東亞不再是屬於帝國的獨占，而是由東亞不同國家所構成的共同觀念。每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站在自己的立場重新出發，注入殖民時期與戰爭時期的記憶，再定義東亞的政經內容與文化意涵。他們在受害的經驗之外，又具備信心重建主體的價值觀念。因此東亞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概念，不僅要找到本身的歷史定位，同時也要照顧到東亞範圍內不同國籍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文化反省。

東亞的觀念，其實富有繁複的現代性意義。所謂現代性，一方面與西方中心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方面又與資本主義的引介有相當程度的共謀。當台灣學界開始討論東亞議題時，便立即觸及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帝國支配的台灣，不可能永遠處在被壓抑、被領導的位置。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學界開始呈現活潑生動的狀態，許多學術工作已經不能只是限制在海島的格局。凡是發出聲音就必然可以回應國際的學術生態，甚至也可以分庭抗禮。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不僅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國際也要與台灣接軌。

「台灣與東亞」叢刊的成立，正是鑑於國內學術風氣的日漸成熟，而且也見證研究成果的日益豐碩。這套叢刊希望能夠結合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嘗試探索東亞議題的可能性。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專業訓練，都可以藉由東亞作為媒介，展開跨領域的對話。東亞的視野極為龐大，現代性的議題則極為複雜，尤其進入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台灣學術研究也因而更加豐富。小小的海島，其實也牽動著當代許多敏感的議題，從歷史記憶到文學審美，從環保行動到反核運動，從民主改革到公民社會，從本土立場到兩岸關係，從經濟升級到勞工遷徙，無不細膩且細緻地開啟東亞思維。本叢刊強調嚴謹的學術精神，卻又不偏廢入世的人文關懷。站在台灣的立場，以開放態度與當代知識分子開啟無盡止的對話。

序章

真杉静枝一九○○年（戶籍資料為一九○一年）生於日本福井縣，是父親真杉千里與母親黑川密伊（みつい）婚前的「非婚生子女」。根據十津川光子《悪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敘述，真杉千里在明治三○年由福井師範學校畢業，至真栗的清水小學任教時，結識黑川密伊。當時真杉千里已有內緣關係的妻子，但卻讓黑川密伊懷了真杉靜枝。真杉千里不顧雙親反對，離開當時已懷有身孕的內緣妻，在真杉靜枝出生之後才與密伊正式結婚。不僅因為前述的原因，更因為真杉家族在德川幕府時期原為福井藩士，而密伊是商家的女兒，因身分階級不同而讓真杉的母親受到夫家的排斥。在這樣的情況下，真杉千里決定與妻兒遠渡台灣展開新生活，真杉靜枝之後也隨父母赴台。抵達台灣之後，真杉千里起初擔任學校教師，後轉任神社神官。根據筆者調查發現，真杉千里最早在台灣發表的文章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廿八、廿九日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的〈關於台灣的神社（上）（下）〉（台湾における神社に就いて），主要主張台灣神祇史要如何開拓整理。自文章內容推敲可知，其當時已經開始擔任神官。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南麻豆的曾文神社落成，便開始擔任此神社神官，直到日本敗戰為止。一九三九年真杉靜枝偕同中村地平訪台，真杉在此時期的小說以及隨筆中提及的台灣家中神社，應該就是曾文神社。

真杉靜枝十一歲時，因父親在台灣罹患風土病，一度舉家遷回千里的鄉里福井縣。在此地的小學校度過兩個學期之後，正當舉家預備再次渡台，祖父突然腦溢血過世。處理完祖父後事並安頓祖母的生活之後，由於當時密伊已懷有身孕，真杉因此與母親一起回到大阪的娘家，之後再次渡台與父親會合。十八歳左右她在父母安排之下結婚，但由於無法忍受父母之命所安排的婚姻生活，之後便離開台灣，投靠大阪的外祖父母。爾後進入大阪毎日新聞擔任記者，因工作上採訪的關係結識武者小路実篤，進而開始從事寫作，登上日本文壇，是少數經歷殖民地台灣生活並且以此經驗做為寫作題材的日本女性作家。武者小路是真杉在文學以及繪畫藝術的啟蒙恩師，她登上日本文壇的契機，可說是拜武者小路實篤之賜。兩人的戀愛關係雖僅止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前後，武者與真杉在文學上的交涉往來，卻一直持續至真杉逝世之前。除了武者小路之外，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的戀愛關係最為人所熟知。兩人的戀愛關係，終因中村的雙親反對，而在一九三九年二人相偕訪台之後告終。一九四二年真杉與芥川賞得主中山義秀結婚，這段婚姻關係維持至一九四六年。與中山的婚姻破裂，部分原因可能來自中山對真杉施以家庭暴力，這從真杉靜枝的「私小說」作品中可窺見。此外，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後，真杉靜枝長期定居台灣的父母以及妹妹一家人，成為「引揚者」回到日本，投靠當時已定居於鎌倉的真杉，成為她的經濟重擔。妹妹勝代因丈夫早逝，在殖民地台灣時期便已成為未亡人，獨自撫養三個孩子。此時勝代從戰場復員的兩個兒子與女兒也都與真杉一家同住。中山義秀前妻所留下的一男一女，戰後也自母親娘家東北返回東京。在戰後糧食狀況緊迫下，與勝代的兒女發生糾紛，也成為真杉與中山義秀決裂的導火線。這些經過，在真杉靜枝同時期的作品中有一定程度的呈現。戰後真杉靜枝為核爆受害少女的救濟運動奔走，同時獲得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聲援。這應是在文業之外，其所參與的最為人知的社會運動。一九五五年六月二九日，真杉因癌症逝世於東京大學醫院小石川分院。

真杉靜枝的傳記對於真杉靜枝研究中對其形象的型塑，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除了她自身在戰後出版的自傳小說之外，其所有相關傳記都在她死後出版。包括石川達三《花之浮草》（花の浮草）（新潮社，一九六五年）──其曾以日人移民至巴西為題材的小說《蒼氓》獲得第一屆芥川文學獎；火野葦平〈寂寞的歐洲女王〉（淋しきヨーロッパの女王）；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以及林真理子的《女文士》。石川的《花之浮草》於一九六五年出版，以女主人公伊澤春江（真杉靜枝）的生涯始末為主題。石川達三以充滿惡意攻擊的筆調型塑真杉靜枝的「惡女」形象，可看出其企圖以男性觀點的「性道德」標準，將真杉靜枝妖魔化。最顯著的例子，可從故事中的小說家古林篤磨（以武者小路實篤為藍本）為有意從事寫作的女記者伊澤春江所吸引的描寫看出：「伊澤春江無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有許多不潔的部分，但同樣也擁有年輕人特有的潔癖。古林不過是任意高估了春江」，「對於春江這樣的女人而言，什麼樣的行為是沒有常識的？怎樣的行為可引起別人的注目？此外，如何才能讓她快樂同時滿足？……那便是情事。戀愛事件。她一生當中與十個以上的男人有過戀愛關係。即使她的做法，從他人的眼中看來無論如何滑稽，她總無法擺脫這樣的愚昧。古林先生是第一個，但也只不過是十個人當中的其中之一。」。作者石川也藉當時記者對伊江進行以下評價：「她只不過利用古林，她就是那種女人。似乎總想著如何利用男人。那個女人所謂的魅力，不過是自我如此意識罷了。那最令人討厭。此外，又非常厚臉皮，到處跟人借錢，看來似乎也沒有什麼貞操觀念，如果有的話，不會一開始便成為古林的小老婆」。《花之浮草》出版當時，石川達三在《讀賣新聞》敘述自己的寫作動機：「我寫了那個人，是因為我覺得那特殊的人生樣式有趣。她的一生，是某種失敗人生的典型。既有魅力也有才華，也可說她曾經努力過，然而卻失敗了。原因應該歸咎於她對於任何事物都缺乏誠實與誠摯吧。對此，也不得不以否定的態度以對。批判古林偽善，那只不過是魚池之殃的結果」。從石川達三的敘述可感受他的惡意攻訐，也可看出他對真杉的「偷窺趣味」。

前行研究對於這樣的描寫並非毫無批判。出生於台灣，同時曾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灣生」蜂矢宣朗指出：「總而言之，真杉靜枝的形象與《花之浮草》當中的呈現有極大的不同。當然我不認為真杉靜枝是純情惹人憐愛的女性，但《花之浮草》所描寫的惡女形象是有些過分了」。而日本女性文學研究者尾形明子則對石川達三《花之浮草》所型塑的真杉靜枝形象，提出嚴正的抗議：「我不敢相信這本評傳竟沒有遭到名譽毀損的控告，居然還幾度再版，能夠允許這樣的作品的日本文學，層次之低，令我感到絕望。」

稍後出版的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愛與悲傷的生涯》（悪評の女─愛と悲しみの生涯）（虎見書房，一九六八年一月），則被視為替真杉靜枝形象復權的傳記。十津川對石川達三的《花之浮草》，做出如下的評價：「真杉靜枝死後十年，以她為藍本的小說《花之浮草》，宛若將靜枝纖細的手腕反綁，從天花板垂吊下來般，毫不留情」。十津川光子的《惡評之女》透過真杉靜枝的妹妹勝代，直接採訪家屬，是從家屬視點出發的傳記。書中披露真杉的妹妹道野勝代給自己的來信，顯示這本傳記某些意義上是為真杉靜枝家屬代言，對世間流言蜚語的抗議：「家姐過世很快地已近十年了，這當中，文壇的大作家先生們寫了種種關於家姐的事，讓我非常悲傷。雖然我也聽說戴上假面的醜惡，才反倒能浮現內部的真實，是所謂赤裸裸的呈現。然而〔按：家姐〕真正的情感，我認為只有我才能感受。即使已經過了十年的現在，家姐的單純隨著歲月流逝越見彌新，鮮明地打動著我的心。」也因此這部傳記，可說是真杉家族為了被日本文壇男性作家所「妖魔化」的真杉靜枝，提出抗議的平反之作。真杉靜枝傳記小說中出版時間較新、且最為人知的，應該是林真理子的《女文士》。小說設定以真杉的秘書眼中的真杉靜枝形象為主軸，雖然此傳記小說也參照了真杉同時期作家的論述，但基本上不離石川達三、火野葦平等男性作家的「暴露趣味」基調，小說附錄的解說同樣不出此範疇。此解說由真杉前夫中山義秀的女弟子安西篤子執筆。她指出，林真理子的真杉靜枝傳記對真杉的評價可歸納出三點： 一、真杉靜枝是美女。二、真杉體弱多病。三、雖然有高知名度，但卻沒留下業績──這樣的傳記評價，顯然未從真杉的作家身分來考量評斷。而中山義秀與真杉靜枝離婚後交惡，從此將真杉從自己的年譜完全抹煞一事來看，中山義秀的弟子對真杉靜枝的評價是否客觀，也有待商榷。而以上的描述證明了安西的發言具特定立場而且偏頗。正因如此，林真理子的真杉傳記未能脫離有色眼鏡的框架，而被評論為：「即使描繪出令人同情的真杉靜枝，但卻毫無作家真杉靜枝的身影」。除了十津川光子《惡評之女》之外，幾乎所有真杉靜枝的相關傳記都對這位女作家給予負面評價。這樣的狀況不僅突顯這位出身殖民地台灣的女作家所遭受的污名化超乎常理，各部傳記對其文業的評價幾乎可說是近乎抹殺。

真杉靜枝登上日本文壇的處女作，為一九二七年八月發表於武者小路的創刊雜誌《大調和》的自傳小說〈站長的少妻〉（駅長の若き妻）。此短篇小說描寫日本女性在台的婚姻生活以及在台日人共同體的黑暗面，這個主題也成為其初期台灣書寫的基調。正式進入文壇後陸續出版的小說集，包括處女小說集《小魚的心》（小魚の心）、《雛雞》（ひなどり），都受到武田泰淳等同時期日本作家的讚賞。《小魚之心》（小魚の心）（一九三八年）所收錄的〈南海的記憶〉（南海の記憶）、〈南方之墓〉（南方の墓），便是真杉台灣書寫的初期代表作品，主要以在台日人共同體中的日本女性為主題。隨著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日本文壇的言論自由以及創作自主性實際上逐漸遭受箝制，配合國策的文學作品也日漸增多，真杉靜枝參加的「女流文學者會」也在此新體制下，被收編成為政府文化部門的一部分。此時期國策文學中所出現的「南進基地」台灣的形象塑造，同樣成為真杉靜枝此時期作品中重要的主題之一。隨著局勢改變的台灣定位，也讓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描寫產生變化。《囑咐》（ことづけ）（一九四一年）以及《南方紀行》（一九四一年）二部作品集，收錄了小說以及一九三九年訪台期間的見聞隨筆，時間正值日本推行「南進政策」，反映台灣日益重要的戰略地位。二部作品的「國策文學」色彩濃厚，主題多環繞同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即使如此，其描寫主題中心依然沿襲初期的「台灣殖民地女性」，只不過描寫對象已從在台日人共同體轉移至包括原住民的臺灣人內部社會。被貼上「國策小說」標籤的這些作品，與大部分國策小說的遭遇雷同，時至今日幾乎都為人遺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不再是其殖民地的一部分。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戰後初期仍是真杉靜枝的寫作題材。一九四六年發表的〈花樟〉（《東北文學》（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左門治與千代〉（《東北文學》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及〈連理〉（《女人藝術》（一九四九年一月））的「花樟物語」系列作品，依舊以台灣為寫作題材，但其中投射於台灣的視線，已與她在一九四○年代國策文學時期的台灣書寫大相逕庭。從台灣殖民政策的批判指涉日本帝國的敗北，此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寫於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即日本宣佈戰敗之後的七個月。真杉的意識形型態轉變之快令人詫異，不過，這也暗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牢附在真杉靜枝一九四○年代作品的國策文學標籤是否合宜。此外，現有研究（雖然極為少數）對其戰時台灣書寫作品的解讀是否適切的問題，也應一併重新商榷。真杉靜枝此時期的台灣書寫，除了以回顧個人家族史的形式，企圖與日本帝國的台灣殖民史做連結之外，在此延長線上的主題，尚有探討來自台灣殖民地「引揚者」的作品《思念的那人》（思はれ人）（一九四六年）。此作品主要探討在日本敗戰、帝國崩壞後，被迫從台灣返回日本故鄉的「引揚者」，如何在因戰爭而化為廢墟的東京求生存，以及在戰前殖民地台灣發生的糾葛如何延伸到戰後的內地。此外，還有意味著戰後的再出發，回顧台灣與自己生平的自傳小說〈某個女人的生平〉（ある女の生立ち）（《新潮》，一九五三年五月）。除了台灣的題材之外，真杉靜枝也聚焦於帝國崩壞之後，自外地被迫返台的「引揚者」，其歸鄉之後的身分認同與故鄉回歸的問題，而這些作品與此時期的台灣書寫，有同時進行交互參照以及檢討的必要。

日本戰後實質上進入了GHQ（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託管，正如John Dower在《擁抱敗北》（Embracing Defeat）（二○○○年）所描述的戰後日本，在美軍的占領下，戰後新民主主義以及美國文化與價值觀的新風潮，快速地吹進了日本。真杉靜枝的作品對新君臨者的描寫呈現的奇妙景象，在於其幾乎無違和感，快速地擁抱美國文化。然而即便如此，卻絕非毫無批判。日本戰後的俗諺稱變得強韌的是「絲襪與女人」，但這並不能單純還原與解釋真杉靜枝作品戰後的變化。觀察從戰前到戰後真杉靜枝的書寫主題，便會發現語言、人種、文化的混種性要素，是其作品一貫的重要特徵。而這與其殖民地台灣的成長背景有極密切的關係。海島台灣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前，群居此的族群便絕非單一。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來自日本境內南北各地的人群匯集，殖民地的混種性（hybridity）要素更以語言、人種、文化的多樣化形式呈現。這樣的台灣殖民地環境生活經驗，對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為何能無違和感地擁抱新君臨者的語言與文化，應該不無關係。也因此，真杉靜枝的戰後書寫，成為檢視其台灣書寫經驗時不可或缺的對照軸。

即使在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全盛期，真杉靜枝並未受到太多的矚目，先行研究也不多。這與真杉豐富的創作數量、多樣化的書寫主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樣的傾向突顯出：無論是文壇定位還是書寫主題，在日本文學史及台灣文學史都找不到真杉的容身之處的事實。真杉靜枝的生平和創作歷程，與「殖民地台灣」的元素、及其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背景有極大的關係，這對她文學特質的形成也有極深刻的影響。真杉的文學特質，從其創作初期便可窺見台灣殖民地的「混雜性」特徵，同時也可見於她在殖民地台灣以外的書寫主題。也因此，如果僅鎖定台灣為主題的作品探討其殖民地台灣書寫的定位，不僅容易讓真杉文學的台灣再現陷入後殖民論述中「政治正確」、「公平正義」掛帥的既教條又僵化的結論，也難以具體呈現其作品中自日本帝國統治到帝國崩壞的「殖民地台灣」形象的變化軌跡。如此不僅難以看出「殖民地台灣」在真杉文學的定位，也難以與她書寫的其他主題對照比較。

真杉靜枝的先行研究中，日文文獻方面，有李文茹以真杉靜枝、坂口礻零子以及山部歌津子三位日本女性作家的殖民地台灣為主題的作品，進行概括性的介紹，並主要由性／別的視點進行分析。論及真杉靜枝的部分，首先探討她初期的台灣書寫到戰時台灣書寫之間的變化，與自我的「日本人」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李認為真杉此時期的台灣書寫，將台灣喻為「南方墳墓」，讓台灣殖民地成為家父長暴力的隱喻。此外，李以性／別的問題意識出發，以「霧社事件」為主軸，針對真杉靜枝以及中村地平兩人的台灣原住民女性書寫，比較二人視線呈現的台灣形象差異。以真杉靜枝配合國策以〈莎韻之鐘〉為主題所寫成的系列作品為例，李認為〈莎韻之鐘〉為當時國策文學典型的「鎗後小說」，對真杉在小說中並未提及殖民地統治相關的現實問題，評斷真杉為「也是參與殖民地統治的其中一人」。最後則集中論述真杉静枝的戰時文學，言及以一九三九年的台灣訪問為底本的隨筆集《無謂的振翅》（甲斐なき羽撃き）中對台灣的印象記，包括對台灣藝旦的視線，以及以真杉的妹妹為藍本所描寫的戰時未亡人以及戰時的兒童文學。李將這些作品整體歸類為配合「國策文學」以及動員戰爭的宣傳文學，並將真杉靜枝視為「自動自發地參與殖民地統治」女性文人的一例，認為其台灣書寫以及表象是「殖民地統治與戰爭協力二重暴力的產物」。李對一九二○年代後期到戰時的一九四○年代真杉靜枝的台灣相關作品做了概括介紹，對真杉的台灣書寫進行初步整理，做為基礎研究有一定的貢獻。但對真杉文學的定位，其結論基本上遵循後殖民主義論述中的主流──也就是「政治正確」的詮釋。特別是，李以真杉靜枝戰時的台灣書寫為例，直指其「潛在著隱蔽了殖民地統治、參與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戰爭、讓他國女性成為侵略戰爭的犧牲者的三重構造」。無可否認地，這樣的結論主要針對她積極的戰爭協力態度而發。對殖民地書寫以及國策文學的斷罪，固然符合清算戰後殖民地負面遺產的「公平正義」原則，但這樣的結論其實可謂與各國戰時下所共有的具「普遍性」的文學現象相同，難以看出真杉靜枝文學的真正特徵，以及其文學作品所牽涉的創作風格與美學問題。此外，李的論文立基於後殖民立場，限定戰前的台灣書寫作品為其分析對象，檢視真杉靜枝創作的「台灣再現」，但也使得當中呈現的台灣書寫問題並不全面。同時，正因為李將台灣題材單獨抽離了真杉同時期的其他作品，反而造成定位真杉文學的台灣書寫的盲點。

另外，日本女詩人高良留美子的論點基本上立足於為真杉復權，同時呼籲真杉靜枝選集或全集出版的必要性，以便能進一步進行真杉靜枝的研究。在〈讀真杉静枝「南方的語言」─對本島人與台灣話的愛〉（真杉静枝「南方の言葉」を読む─本島人と台湾語への愛）中針對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書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真杉的〈南方的語言〉（南方の言葉）中的女主人公木村花子為例，主張真杉與當時典型的殖民者立場迴異，指出真杉對於被殖民者是懷有愛情以及同理心。但此論文由於並未掌握當時殖民地台灣的時空背景，其主要基調是重新探討真杉文學中「人道主義」立場的可能性，企圖為真杉靜枝復權與辯護。高良對於日本近代文學對此位女作家一直以來的忽視與抹殺，所企圖喚起的問題意識應是最重要的貢獻。

綜觀真杉靜枝所處的戰前日本文壇，近代以來東京與地方的文學位階與上下關係原本便歷歷分明，女性作家更是長期處於性／別（gender）的劣勢。在這樣的文學系譜下，如真杉這樣成長於殖民地而企圖立足於日本中央文壇的女性作家，其所能被容許的空間則更有限。在這樣狀況下，要在文壇占有一席之地，更非易事。從側面以觀，戰爭時期成為真杉靜枝創作的豐產期的事實，或許能一窺端倪。就真杉靜枝戰爭時期的「國策文學」作品看來，創作的數量極豐，單行本便有《囑咐》（ことづけ）以及《南方紀行》，《返鄉休憩三日間》（帰休三日間）與《母與妻》（母と妻）等。而以台灣為主題進行創作者，除了小說集《囑咐》以及《南方紀行》之外，尚有隨筆集《無謂的振翅》（一九四○年）等。此處呈現了兩個現象：一是「台灣書寫」成為真杉靜枝在日本文壇的專利。第二，真杉靜枝的戰爭協力的態度無疑是積極的。但這二個現象其實互為表裡，因為帶著「他者」異質成分的「台灣殖民地」出身者，無疑必須比起其他「內地者」更賣力宣示對皇國的忠誠。但若檢視真杉進入文壇之後的思想系譜，便會發現輕率地逕將真杉定位為右翼的協力作家仍有商榷的餘地。

真杉靜枝初登文壇不久，便成為《女人藝術》的同人。一九二○年代後期創刊的《女人藝術》（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三二年六月）正逢日本左翼思潮盛行，也是大正自由民主思潮的流行時期，而這樣的時代氛圍也如實地反映於雜誌的內容。《女人藝術》同時也是知名的左翼女性思想家與作家的搖籃，如山川菊榮以及當時仍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高群逸枝都從《女人藝術》出發。此時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思潮的氛圍對真杉靜枝的影響，也可從真杉靜枝的一些作品看出端倪。例如〈理韻‧哈韻的山谷〉（一九四一）中由內地來到台灣山地教育原住民的青年教師村西武美，是以一九一一年日本大逆事件死刑者之一大石誠之助的姪兒西村伊作為藍本形塑的人物。而戰後以父親真杉千里為藍本的「花樟物語」（一九四六〜一九四七）系列小說，則透露出對台灣殖民地政策的不滿與批判。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緊接著進入全面戰爭時期之後，真杉靜枝也搖身一變成為戰爭協力的國策文學旗手。然而隨著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真杉轉而對戰前日本帝國國策──特別是台灣殖民地政策錯誤進行批判，同時擁抱新君臨者美國的文化價值。如果就意識形態的一貫性以及政治立場的觀點觀察真杉靜枝，便能察覺這位女作家可謂依時勢而居，左搖右擺，方向不定。戰後原普羅文學女作家平林泰子曾經評論真杉靜枝的天性是「一流的樂天」，也因此「在戰爭時相當深入軍部的報導部內部」，「戰後相同的，她也深入了與戰時立場完全相反的敵國所派遣的文化部官僚之間」。這正可佐證上述真杉靜枝從戰前到戰後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的變化。真杉靜枝戰前至戰後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幾經變化，這些變化不僅成為她的文學特徵，也反映在她所選擇的書寫題材。安‧蘿拉‧史多拉（Ann Laura Stoler）曾經就荷蘭、法國以及英國的帝國文化以及身處此間殖民地的帝國女性之間的關係，歸納出彼此的幾個相似點：「殖民地的女性，從屬於殖民地階層秩序的同時，也因應其身分成為帝國的旗手，也因此有著與男性非常不同的族群優越性以及社會差異的分斷。也因為這樣的原因，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來到殖民地大多數的歐洲女性都面臨了來自她們家庭內部、經濟的抉擇以及政治抉擇的束縛」。對照真杉靜枝的生平與創作，便會發現安‧蘿拉‧史多拉的這段論述正可適切地詮釋殖民地台灣與真杉靜枝的關係。如果就真杉靜枝所經歷的人種位階的變化以及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社會差異的視點切入，可貼切地解讀這位處於性／別（男／女）與階級（上流階級的「內地」日本人與殖民地出身的中下階層日本人）夾縫中的女作家其各個階段的文學創作，也能更確切地觀察她的文學作品所反映出的──包括殖民地台灣──在各階段所呈現的不同面貌。

觀察真杉靜枝一九三○年代後期至一九五○年代作品，包括台灣書寫，每一時期的作品其實都有相通的主題。目前可歸納出其書寫包含傳記（私小說）書寫、越境者問題、性／別問題以及、人種、語言混種以及身分認同等問題。本書將以這些主題為中心，檢視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從戰前到戰後產生的變化，以及其殖民地台灣書寫如何從帝國邊緣反照帝國核心。此外，也將透過真杉橫跨二個帝國──從日帝到美帝──之間的書寫，探討其殖民地台灣書寫為何在日本文學以及台灣文學二個「國民文學」的邊緣游移，而國策文學對帝國統治貌似拳拳服膺，但其中的雜音不僅如影隨形，又難以收編與消音。

本書的構成分三部分，以三個主軸為中心展開。第一部「『私』小說與『私小說』書寫」首先討論真杉靜枝戰後書寫的傳記小說。這一部主要從真杉靜枝的「傳記小說」以及「私小說」形式的作品出發，梳理真杉靜枝「私小說」中的台灣記號如何與其出生及家族命運緊密連結，以及其「傳記小說」中台灣記號反覆的意義。另外，也對真杉靜枝與武者小路實篤、中村地平──迄今為止僅圍繞著「情事關係」而被討論的三人，探討三人的「台灣書寫」。同時將聚焦於三人的「殖民地台灣」書寫主題，重新從文學立場，解讀三人之間的「文學」與殖民地台灣的關係。第二部「台灣書寫的黃金期──『國策文學』」的明與暗」，主要以共時性的橫向觀點綜觀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對其中出現的「非典型」國策文學特徵及其戰爭時期台灣殖民地書寫二者之間的生成關係進行探討。另外，也以真杉靜枝的「沙韻之鐘」翻案作品〈理韻‧哈韻的山谷〉（リヨン‧ハヨンの壑）、〈囑咐〉（ことづけ）為分析對象，探討這些文本當中所蘊含解構此時期純情愛國少女「沙韻之鐘」神話的可能性。第二部最後以收錄於《囑咐》的〈南方的語言〉（南方の言葉）的文本為中心進行討論，對於〈南方的語言〉的人物造型以及人物關係，與日本領台以來的語言政策以及成為同化政策一環的「台日結婚」問題二者的關聯性進行探究。文本中所描寫的「國語普及」與「同化運動」，不僅反映了當時台灣處於皇民化運動盛行、積極推行國語（日語）普及運動的時代背景，也呈現真杉靜枝的語言以及身分認同的曖昧與混雜性。安‧蘿拉‧史多拉主張性／別與帝國研究之所以具說服力，便是因為因為性／別與帝國研究當中包含了殖民地主義被性／別化的符號如何轉嫁成為人種主義的符碼論述，同時解明了「在性／別被規制，性受到監視以及人種被管理，在這當中，殖民地國家重要的象徵才能確保」的帝國殖民主義的結構。而這樣的結構，也可見於日本的台灣殖民地政策。以真杉靜枝的「沙韻之鐘」翻案系列作品以及〈南方的語言〉為例，其對於帝國在性／別、人種以及語言之間的力學關係的操作以及難以自圓其說的破綻，都有揭露形式的呈現。第三部「帝國與帝國之間」，則主要以戰前至戰後過渡期間的書寫為分析對象。這一部首先以真杉的「家族史」書寫為中心，主要探討日本敗戰後，真杉千里一家被迫自台灣「引揚」的經過為藍本的作品群。真杉靜枝以父親千里的日記為藍本，透過殖民地台灣少女時期的「八重」（真杉靜枝）以及「左門治」（父親千里）相互交錯的視點，回溯戰前日本移民在殖民地台灣的家族史。同時這也可視為從日本帝國邊緣者視點出發的家／國族史小說。此部的最後則聚焦於殖民地台灣「引揚者書寫」──這是前述「家族史」書寫的延伸。其中探討的〈思念的那人〉（思はれ人），實質上寫作視點已經由「殖民者」轉為「被殖民者」。這群自帝國邊緣返回內地的「引揚者」，凝視崩壞的日本帝國，並迎接新君主亞美利堅帝國。戰後接管日本的新君臨者美國，挟新民主主義的改革之名，以美國中心的語言、文化價值入主戰後的日本。而帝國與殖民地的統治者／隸屬者之間的權力失衡問題，再次地赤裸裸的以性／別的不平等以及統治暴力的揭露，進行最直接的呈現。從殖民地台灣到美國占領下的日本，真杉靜枝再次反覆書寫這個主題。無論是「台灣引揚者」書寫的〈思念的那人〉，到GHQ占領時期的雜誌《鏡》、還是以自己的訪美經驗在晚年所寫下的〈美國的十字架〉（アメリカの十字架）與〈燃燒的雪〉（燃ゆる雪），都透過女性視點凝視美國占領後所留下的日本敗北傷痕，同時返照戰前日本帝國的榮景與戰敗後的破敗身影。

第三章　　言與不言之間：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書寫與台灣
一、序語
進入一九三○年代後期，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全面擴大，作家也在政府的徵召下逐漸被捲入戰局，以「戰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紛紛出現。此時戰爭文學題材所顯示的「男女分業」，強烈地突顯男女性別差異的色彩。男性作家被徵召從軍，成為士兵加入正規軍隊作戰者，不在少數；其中也有以實際經歷的戰場經驗為寫作題材，成為知名的戰爭文學的作家者，如火野葦平。火野在一九三七年以《糞尿譚》獲得第六屆芥川賞時，正值軍中服役期間，之後便以「從軍作家」之姿，連續發表了《麥子與軍隊》（麦と兵隊）（一九三八年）、《土與軍隊》（土と兵隊）（一九三八年）、以及《花與軍隊》（花と兵隊）（一九三九年）等的軍隊題材的系列作品，被譽為「士兵作家」。這些「戰爭文學」所描寫的戰場實況，與此時期被歸類為女性作家的「戰爭文學」範疇──「鎗後小說」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此類型小說多描繪當男性受軍隊徵召上前方作戰時，女性如何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好讓男性無後顧之憂，在前線奮戰為國效忠。而真杉靜枝所書寫的「鎗後小說」也可歸納於這樣的範疇。戰爭期間真杉靜枝對於日本政府的協力，當然是無庸置疑。先行研究中對於真杉靜枝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所積極參與的「文化形式」的戰爭協力活動，已有一定程度的介紹，例如：從左翼立場的《女人藝術》轉變成國策協力色彩濃厚的《輝耀》（輝ク）之後，真杉與此雜誌同人包括長谷川時雨、平林泰子（平林たい子）等，都積極在日本國內從事「後方」文化宣撫工作。此後，真杉在一九四○年加入陸軍報導部的「南支那派遣軍慰問團」，至廣東地區進行宣撫工作。一九四二年時，則與窪川稻子成為雜誌《日出》（日の出）的特派員，深入宜昌中日兩軍對峙的最前方戰線進行採訪。乍看之下，真杉靜枝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背景，被認為是「能夠以女性作家的身分參與戰爭」的要因；而真杉靜枝訪台之後的台灣書寫，則被視為「表現出戰時下的帝國女性，是如何透過參與殖民統治與戰爭體制，來參入、奠定自己在男性文壇、社會的一席之地」。基本上這樣先行研究的評價，沿襲著日本戰後──特別是對於日本女性作家戰爭責任追究的「政治正確」的立場出發，但若全般仔細閱讀真杉靜枝包括台灣相關的書寫在內的「國策文學」，便會發現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書寫以隱喻的記號呈現，協力與批判糾葛交錯，其中複雜的重層性與曖昧性，正反映她的台灣殖民地出身，以及以台灣代言者身分在戰爭協力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這樣的書寫，讓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作品，有著與當時日本女性作家「後方文學」迴異的特徵。
真杉靜枝強烈的「私小說」寫作風格，即便在「鎗後小說」書寫也不例外，仍是從「身邊小說」起步。被譽為此時期傑作的〈小魚與出征〉（小魚と出征）（《輝ク》，一九三九年一月），是以收入於《之後的幸福》（その後の幸福）（昭森社，一九四○年九月）中的〈小生物〉所改寫而成。〈小魚與出征〉以真杉與中村地平的生活、以及中村地平的兄長之戰死為主題，然而內容卻與對「聖戰」的謳歌、以及為國家「奉獻」生命、讚美犧牲，以達到「高揚戰意」之目的的典型的「國策文學」有別。小說中主人公「我」的同居人大吉在接到兄長戰死消息的同時，也接到了入伍徵召令，滿懷困惑的心情準備上戰場。作品透過最後一尾「青鮰」（メダカ）刻畫「生」與「死」，將戰爭中庶民的生命比喻為一尾「青鮰」，「靜靜地訴說著庶民無計可施的悲傷與憤怒」。而真杉靜枝與中村地平二人除了戀愛關係之外，毋須贅言，二人所共有的還有「殖民地台灣」的生活經驗。隨著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台灣再次躍上日本帝國所矚目的中心舞台，此時期真杉在其國策文學當中如何書寫台灣？至此時期為止，出身殖民地台灣的真杉靜枝即使在日本文壇以台灣書寫知名，對於自己殖民地台灣出身卻有著不可碰觸的忌諱。除了因為當時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的「灣生」女性常被以有色眼光看待之外，家境貧寒以致讓自己缺乏文化素養的劣等感，都是主要原因。隨著中日之間戰事擴大，台灣在此次戰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極具關鍵性的地理位置，讓真杉的台灣書寫一方面積極突顯台灣在南方戰事中的「中介者」角色，同時也反覆地強調自己與「台灣殖民地」的連帶關係，企圖進一步藉此取得日本文壇中代表台灣的發言權。而台灣在中日戰爭所扮演的「協力」角色，也可透過真杉靜枝的台灣戰爭書寫，其所扮演的戰爭協力角色──特別是台灣總督府如何深入華南宣撫工作的戰爭書寫中窺見。此外，真杉靜枝的台灣再現，在「國策文學」的範疇下以甚麼樣的形象延續？產生了甚麼變化？本章以真杉靜枝的國策文學書寫為分析對象，聚焦其中的台灣再現，解明真杉靜枝「國策文學」的特徵及其與戰時台灣再現二者之間的關係。

二、從帝國邊緣到大陸前哨站──真杉靜枝「國策文學」中作為「中介者」的台灣形象
真杉靜枝國策文學的台灣主題相關書寫，以與中村地平一九三九年訪台之後所出版的隨筆集《無謂的振翅》、一九四一年六月的《南方紀行》以及一九四一年一一月的《囑咐》為主。對於真杉靜枝此時期的台灣書寫，先行研究雖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但是對於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評價，基本上仍遵循批判國策文學之「戰爭協力」的「政治正確」路線。如李文茹以真杉寫於戰爭時期的隨筆為例，稱其「潛在著隱蔽了殖民地統治、參與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戰爭、讓他國女性成為侵略戰爭的犧牲者的三重構造」。然而這樣的解讀，難以完全還原真杉靜枝國策書寫與台灣書寫二者之間的關係。身為中介「中介者台灣」的代言人，真杉靜枝文本中的聲音，正如她所代言的台灣，被寄予扮演戰爭協力的角色。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藉由積極扮演戰爭協力者所爭取的籌碼，真杉對於帝國的台灣政策也同時進行批判。真杉靜枝的「台灣」書寫文本呈現的幾個特徵，隱隱的透露出這些訊息。從《無謂的振翅》與《南方紀行》中以「廣東春天日記」（広東春日記）、「台灣的土地」二部的構成，便可看出真杉靜枝戰時國策文學中的書寫策略──意圖凸顯台灣作為「中介者」（in-between）的特殊地政學（geopolitics）位置；而這樣的代言視角，也反映了真杉靜枝這位成長於「殖民地台灣」女性作家，在日本國民國家以及日本文壇的所在位置。以收錄於《南方紀行》中的〈烏秋〉為例，這是一篇以真杉靜枝本人以及其戰前定居於殖民地台灣的家族為藍本的作品。女主人公八重「離開東京，接著前往台灣、中國南方進行為期五十日以繪畫為目的的寫生旅行」，八重由中國南方返回東京途中，造訪雙親以及妹妹定居的台灣南部。
八重為返回父母所在的台灣南部而搭上火車，並在途中目擊「身穿卡其色國民服的人們，高聲地互相談論南方開發事業。無論是哪一種聲音聽來似乎都尚未體驗真實的台灣，今天搭乘來自內地的船，滿懷對事業的抱負、聲調高揚的聲音」。映照於八重眼中的此時期來到台灣的「日本人」形象，很明顯的都是因戰爭動員與南進政策而來到台灣。上述引文隱隱透露八重很可能是位成長於殖民地台灣爾後返回日本內地，近乎「灣生」的日本女性。對八重而言，比起此時方來到台灣的「內地」日本人，她認為自己對於「殖民地台灣」有著更深入的理解，並引以為傲。緊接著，這些從內地新來乍到的日本人中的一名紳士，發現車窗外的烏秋時便說道：「烏秋，是兇猛的鳥兒。日本當中只有台灣才有，以那微小的身軀，在空中飛翔的同時，居然向老鷹挑戰」，「向老鷹挑戰，直到那老鷹放掉口中的獵物為止，因為對方不輕易放棄口中的獵物」，「從地圖上一目了然的是，日本是如此小的國家，而對方的支那大陸卻是這樣的龐然大物……」。
以烏秋為台灣象徵的意象，「台灣」同時成為在國力懸殊的情況下，日本對歐美列強以及中國所發動的戰爭中日本的「代言媒介」（icon）。從八重對當時內地人的台灣認識、乃至以台灣的意象「烏秋」象徵日本帝國與宣戰國周旋的描寫，在在都顯現出「台灣」身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特別在對舊宗主國中國宣戰時的中介及曖昧的定位。而在〈烏秋〉後半，真杉描寫八重回到台灣南部雙親家中，緊接著便聚焦於與父母同住的未亡人妹妹照枝、與妹妹長子一郎之間的衝突。在此作品當中，「烏秋」不僅是台灣象徵的「中介者」形象，進入小說的後半之後，同時成為以照枝為例、生活於殖民地台灣的母親期待自己能堅強，同時能身兼父職的象徵。八重的妹妹照枝其正值青春期的長子一郎，由於不服母親的管教，與之發生衝突，照枝憤而離家。八重與妹妹的次子沿途尋找，發現妹妹獨自騎上自行車來到孔廟外苑的涼亭。照枝將自己心境寄託於俳句：「冀望慈母心，威猛似烏秋」（烏秋に似て猛けかれと母ごころ），同時開始對八重談起自己在殖民地台灣的生活：「此處的生活，並沒有春夏秋冬的變化」，「因為這塊土地並沒有嚴冬這樣的季節，也沒有明顯的季節變化。但看著烏秋，便能從鳥兒身上清楚看見季節的變化呢。一到秋天，便是烏秋最兇猛的時候。並列在電線桿上，開始喧鬧地鳴叫，對此刻的烏秋而言鳶鳥根本不算什麼，大姐，就算是老鷹，烏秋也會衝向前去打贏牠」，「只要一到秋天，看見烏秋的身影，彷彿是深深地嵌入自己的心坎般告訴自己：還是得好好振作，向前努力才行！」。照枝在台灣單調的殖民地生活，必須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不僅得扮演慈母的角色，還需身兼父職。俳句「冀望慈母心，威猛似烏秋」中，照枝以日本帝國中的「台灣」特有的烏秋為隱喻，暗示期待（同時被期待）自己能夠兼負起嚴父慈母的雙重角色。在〈烏秋〉最後，聽完照枝內心告白的八重「覺得似乎聽到了妹妹在殖民地的未亡人生活的春夏秋冬」。對照八重在火車上遭遇的對南方事業的發展高談闊論、初抵台灣殖民地的人們嘈雜眾聲──「無論是哪一種聲音，聽來似乎都尚未體驗真實的台灣」──是一群從未理解台灣但卻期待台灣在戰時扮演起「烏秋」角色的人們，而最後八重「覺得似乎聽到了妹妹在殖民地的未亡人生活的春夏秋冬」，這正暗喻八重對於生活在殖民地台灣的這群被定位為日本帝國內部的經濟以及社會邊緣者的「日本移民者」的處境，有深刻了解。而以因應總體戰而來到台灣的日本人、以及移民落腳殖民地台灣已久的八重家族二者的「對照式書寫」，成為對日本帝國「便宜行事主義」進行的隱喻的批判。一直以來被定位為帝國邊緣的殖民地台灣，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被型塑、被期待成為前進大陸的前哨站，同時因為台灣的戰略位置，以及作為日本交戰國的中國曾為其宗主國之故，台灣被期待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小說中，照枝敘述「烏秋」雖小，但一到秋天便是最活躍、最威猛的時期，正暗示「台灣」雖然一直以來處於帝國邊緣，但時機一到，面對強大對手卻是毫無懼色。作者借照枝之口，突顯身處殖民地台灣「日本移民者」對台灣的自負。
同樣收錄於《南方紀行》中的〈廣東春天日記〉以及〈兩個都會〉（二つの都），是真杉靜枝往返台灣與「賓陽會戰」（一九四○年二月）後的廣東之間的隨筆。〈廣東春天日記〉也描寫了台灣總督府如何以共榮會名義，在日軍的中國占領區進行宣撫工作。
〈廣東春天日記〉一開始便描寫當廣東飛往台灣的途中，從空中鳥瞰台灣時，地面所浮現的綠色蔬菜以及規劃整齊、閃閃發亮的水田。「這是如何的安祥平和啊！」「隔著一個小小的海峽，僅僅在三個小時前，我的飛機剛剛飛離的那個廣東的城鎮，因敗戰而呈現的荒涼景象與這裡顯現出多麼極端的對照啊。」在短暫的期間往返台灣與廣東之間，真杉在〈兩個都會〉中反覆地強調，廣東與台北二地之間雖有相似之處，卻存在絕對的差異：「我已經非常熟悉台灣有停仔腳的城鎮的感覺了。但﹝筆者註：廣東的﹞停仔腳中的樣貌絕對與台灣不同」。穿過台北城門以及鐵道，來到台灣人群聚的大稻埕時，她敘述：「這個街市與廣東的感覺似乎有些相似，雖然是本島人的商店，但店前所販賣的商品有很多內地的東西。……這個城鎮當中，內地人有但本島人所沒有的技術，應該只有女性綰髮的師傅吧。廣東城鎮深深映入我眼中，但對我而言，台北城靜謐的幸福姿態，那是能夠銜結未來希望的安祥，宛如滲入我的心中一般，帶給我喜樂」。
真杉靜枝的〈烏秋〉透露出對台灣戰時定位的認知和自負，以及對日本帝國內部長久以來施予「殖民地台灣」的輕侮與漠視，進行暗喻的批判。而這也正是具備殖民地台灣生活經驗的真杉靜枝，才能夠如此敏銳地剖析。她也曾經評論總體戰時期的台灣統治，實際上並不如表面看來那樣的安穩而無波折：「之前曾造訪台灣，這個小小殖民地的政治情況，現在其實非常複雜。表面上看來物資豐饒，當地土生的台灣人也有許多有錢人。由於性格溫吞，追求物質的態度悠閒，台灣人看來是享受著生活。官僚的統治也如同梳子梳理過般，看來周到完善，不像有甚麼嚴重事態。但只要深居內部，仔細一看，才發現存在著令人擔憂的民族問題仍有待解決。」
「殖民地台灣」的成長經驗，不僅能讓真杉靜枝透視「殖民地台灣」與帝國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讓她能立足於二者之間等距的位置進行批判。這正如台灣在戰爭期間所被期待的「中介者」位置，而這也成為真杉靜枝建構非典型「國策文學」書寫的獨特視點。這條延長線的起點可說是真杉靜枝來自台灣殖民地的成長經驗、以及初入文壇便已開始的台灣書寫，其國策書寫也正可說是台灣書寫延展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