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文心：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賡續與新變

緒論（節錄）

一
本書立意於晚清、民初更替易代的海上文化時空內，凝聚「文心」表徵討論知識「變」、「續」過程中的才子主體形塑過程。所涉文字有政論、新聞（當代史）、翻譯、小說、詩文、圖像、雜錄，內容包括歐西軍事外交、亞際空間時事、海上都會繁華、紛紜香豔時尚、波雲詭譎人情，觸及的人物更是輾轉八方、形形色色、側身變相而身分難歸舊類，幸而可借魯迅所謂「洋場才子」概其形神，清代同、光年間這一派海上文化圖景正是鶯飛草長、葳蕤蕪雜。我之研究乃以脈絡化方式穿行其間，構建文化迴廊交錯延伸於諸多範疇：在公領域中窺見私領域、在冶遊情欲中揭示家國想像、讓佳人豔事與稗官野史共構、從俗世悲歡離合中孳衍前世今生的人情。論域不嫌廣泛，歸宗只在「文心」。
本書論述採用的基本方法：首先是將紛繁的論述對象脈絡化，接下來致力於脈絡的結構化，進行文化迴廊的建造，在其中選取鳥瞰「節點」貫串諸多脈絡，在交叉錯綜的脈絡裡辯證／驗證「文心」。此外，我並不專一運用任何理論，除非它已經成為某一元素內化在結構脈絡中。
本書抽繹的論述脈絡，多不基於現成的線性歷史。將那些規制之下分屬於不同領域的材料脈絡化，我甘冒非鳳、非龜的「四不相」風險，跨越既定學科界域、跨文化建構起自己的論述，由是固定理論的基準便難以生效，在撼動既定準則中完成那些才子的知識主體的塑形。因為要突出其文心，便有了種種越界之舉：「百美圖」的脈絡不合藝術史研究路數，與民初小說的互文闡釋也跳出了文學史；「海上法蘭西」的史志研究，由《普法戰紀》帶出「東亞知識社群」的跨國文人集團之前所未有的對當代世界歷史的關注，也於史學研究途徑殊異。這一切無非為了追求：在無路處踩踏出歧徑幽境，於蕪雜蔓生的荒園中搭建迴廊以便觀賞另一片寥闊風景，於生機勃勃中凸顯那個世界裡搏／驛動的文心。
在晚清民初的這片歧路花園的文化迴廊上，建構一些重要「節點」，立於這些節點上鳥瞰花園，才得以把握迴廊的結構性關聯。這些節點可以是一些多面相的人物，也可以是一類寫作方式，還可以是一部經典小說。多面相人物譬如王韜（一八二八─一八九七）：可以在中西文化經典翻譯的脈絡中討論他對《聖經》或「五經」雙向溝通的貢獻，可惜我不談義理；可以在報人圈中論其《循環日報》的功績，只看刊載〈臺灣番社風俗考〉就說明他對東亞局勢的敏感與關注，番社問題本書未及詳論，但他的文章在上海、東京報紙上的流轉刊載便顯現其溝通亞際之功；他關注普法戰爭的方式足以為東亞歷史、政治著述的先驅或導師；其香豔風月文字與日本文士同調，現代風流蛻變中的都市上海與東京遙相呼應；法國史志的東亞寫作方式標誌了中日知識階層對歐洲、美洲的認識的一致與互補，正是在這種現代知識氛圍中，東亞的文化秩序已被重新組構。《海上花列傳》作為人情小說的經典之作近年來已經確立無疑，然而晚清出現一系列「海上小說」的現象並未保證被仿效者的地位，卻大有被遮蔽的危機，賴張愛玲英文翻譯、吳語／國語轉換之力重回晚清，並且以她的美學闡釋將小說、都市洋場、人情的現代譜系振作起來，這樣的文化迴廊不是按時間順序建構的。我們可以在香豔小傳統中勾勒圖像的媚美系列，但是吳友如之為前瞻後顧的節點，是前此作百美圖者無可比擬，後來者沈泊塵、丁悚、但杜宇等人亦無法掩蓋其光芒。
建構這些文化迴廊的價值是：將人事置於變動不居的易代背景上、在複雜迂迴的文化現象與脈絡中，更聚焦現代知識階層形塑的「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cess）。多樣化的過程中主體的重疊交互之結構性呈現，才是時移世易的海上現代性的複雜樣貌。若問本書所討論的現代知識主體究竟如何清晰狀貌？答曰：始終處於過程中者無由定型，即使居於同一過程者亦人各異象。故晚清、民初乃至「五四」或國民政府統一、甚而言之抗戰，都沒有形貌一致的現代知識主體，不求意識形態的統一，便無須強求知識分子的同質化。明乎此，易代文心之深邃多元可得而察焉。

二
目的與方法說明之後，有一些概念須得正名。
「海上」一詞從明末三百多年來被人們用作俗語指稱地域，我的研究中借它構建繁複的文化迴廊，結構關聯多個脈絡。我所見文化人親筆「海上」，最早不過《題琴鶴高風詩冊》中自署「海上晚生徐光啟」者（見下圖）。明末徐光啟與利瑪竇之交往已是學界常識，其人文、自然包括農學的百科全書般的貢獻，端賴「欲求超勝，必然會通；欲求會通，必須翻譯」的理念。在他的意念中，堪輿之學的「海上」與思想文化知識的世界交流已經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文化身分也以此為標誌。晚清以降，「海上」歷來也是上海文化圈中對本地之別稱。我用「海上」乃循清末民初文化特徵，溯徐光啟之端緒，試圖呈現深層次的內涵，非徒標示區域地名或行政單位劃分，意旨側重於交通，既有舟楫交際，更有意識觀念遙通東亞乃至泰西之涵義。對外，它是通往異域、異族文化乃至歐西器物文明之「門戶」；對內，空間上它的地域邊緣呈模糊擴張，不斷地吸納周邊（特別是蘇南、浙江，也有安徽、江西、湖北沿江地區）之官紳仕商、中下階層布衣平民，文化上它呈現其提升文明、擢拔人之識見的同化力，呈巨大吸納融涵之能量。在我的研究中，「海上法蘭西」之「宏觀海上」指陳當代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新聞、歷史在東亞的迴響，從資訊層面上說，有全球化的意味；「中觀海上」則以上海、香港、東京的亞際文化迴廊為標誌，現代書籍、報刊新聞的文化流轉催生出東亞現代知識主體；「微觀海上」則以華洋雜處的上海租界與舊城為地理標誌，洋行資本、掮客買辦、才子文人、書寓妓女麕集，這些形象的寓言表達則有《海上花列傳》，它引起一系列的以「海上」命名的追隨小說，餘下大小報紙都記載彼時特殊的洋場人文。
易代「文心」由「才子」造就，現代知識主體就是在才子脈絡和海上語境中生成。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充滿活力，明代的江南才子傳統不絕如縷，匯聚海上的幾代文人因應中外交通的歷史情境變化而形塑其個人主體，其於世變中吸納與蘊含的多元文化因素，在洋場租界上轉異新變出現代文化生產機制。文人們從傳統的文化格局中走出來，將經史子集的知識修養從修齊治平的應用目標轉變為謀生本錢；他們立身海上現代文化中而不脫「才子」氣息，因了解學習泰西文明而適應洋場文化氛圍；他們運用文字為稻粱謀而龍蟲並雕，遠離了服從科舉考試的「君子」生活範式；他們一身而寓幾個面相，養成了洋場文化的人格而良莠不齊。這複雜的海上世代既滿蘊生機也充斥是非矛盾，隨機局部地面對與評價任何現象，都令人難以遽斷，故需要加以脈絡化，在多方位的脈絡中建立出結構化的文化迴廊。

第五章
五詳《紅樓夢》，三棄《海上花》？──張愛玲的人情文學系譜
前言
本章討論張愛玲穿越晚清、五四與整個二十世紀，於一九六○年代開始《紅樓夢》考證、透過英譯及國語註譯研究《海上花列傳》，熨帖闡釋社會文化易代的晚清「文心」，讓韓邦慶的文學遺產復活於當下時空。與魯迅將《海上花列傳》類分為「狹邪」小說一脈的觀點互異，她認為韓邦慶《海上花列傳》與《金瓶梅》、《紅樓夢》乃一脈相承的人情文學系譜。小說中的妓家人際關係亦人之常情，且歷經層疊世變後，在晚清主流小說中充滿活力，持續影響民初《歇浦潮》為代表的社會小說浪潮。易代的張愛玲闡明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在王韜開拓的歷史文化迴廊上，添置了華洋雜處的新風景。故深入分析張愛玲與《紅樓夢》、《海上花》間的文學傳承與相互闡釋的複雜關係，可梳理出張愛玲自覺建構自身文學定位的曲折心理脈絡，更得窺晚清民初都市文學《歇浦潮》如何賡續衍異人情小說系譜的豐饒內涵。

一、從「石頭」說起：「對照」「詳夢」與自我詮釋的生命文本
（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源頭，尤其紅樓夢。
著筆於一九六○年代，張愛玲生前從未發表的幾部自傳體中英文小說無疑讓張迷興奮異常：二○○九年在台灣率先出版，銷售火紅與迴響熱烈的《小團圓》（一九七六年完成）；動筆於一九五七年，完成於一九六三年龐然巨冊一分為二的兩部英文自傳小說《雷峰塔》（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於二○一○年四月在港、台出版，由鄭丕慧翻譯的中文版緊接著於該年九月推出。評者有言，這三部自傳小說，可從她的自傳式中英文散文以及《對照記：看老照相簿》（一九九三年出版）找出故事的素材與人物原型。
因此不論題材或情節上，這幾部自傳小說中絕大多數的內容對「張迷」而言早已是琅琅上口的典故，了無新意。王德威於是重提他在二○○四年對張愛玲晚期風格的詮釋：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以此解釋日後出土的《小團圓》、Fall of the Pagoda與The Book of Chang依然適用。然而，就如王德威受訪時所言，對於這三部生前終未發表的自傳小說，也許張愛玲的態度是「但願大家不要找到我」。不管這不斷重寫的衝動是自我療癒或自我陷溺，讓張愛玲最終放棄出版的原因固然是顧慮讀者怎麼讀，更毋寧是自己怎看（「張看」）的根本問題，過不過得了自己這一關尤其要緊。除了《小團圓》中邵之雍與九莉間的情愛糾葛與現實中的胡張戀勢必再度掀起諸多話題與爭議外，這部「坦率得嚇人」的自傳小說中展現張愛玲眼中不堪回首復又糾結縈繞的家庭羅曼史或許更是她躊躇再三的關鍵因素。
讀者看《小團圓》，每每訝異小說中九莉與母親蕊秋間的愛恨情結，如第四章曾分析過的，張迷們不免對號入座地想像真實人生中黃素瓊的行徑：離婚後各國男友源源不斷，警戒及不無忌妒地提防更年輕的女兒出落長成後壓倒她的風采……；《雷峰塔》藉童女沈琵琶之眼，進一步揭露出家族祕辛：舅舅楊國柱的身世可疑，是鄉下村婦的骨肉偽裝而成的世家遺腹子、輪廓洋化的弟弟沈陵可能是母親楊露與義大利歌唱教師的孽種，而姑姑沈珊瑚則與表姪羅明有了亂倫戀情，為了資助羅明打官司營救因貪污案入獄的父親，使一向親密的姑嫂因財務問題而產生無法彌合的裂痕。更有甚者，《易經》的少女琵琶與母親楊露的親情戰爭，乃是楊露在牌桌上一夕之間賭光了女兒的獎學金（八百元港幣）後正式爆發，琵琶認定楊露懷疑這是港大歷史教授付給琵琶的一筆夜度資，故不惜將這筆來路不明的鉅款輸光，如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母女溫情終於銷毀殆盡。凡此種種，皆構成《易經》中幽深無望的主題之一：人與人間溝通的不可能，親人彼此誤解與互相提防的心理鬥爭，盤根錯節地構成無法直面的精神創傷，終其一生如幽魂般縈繞迴盪在作家的生命史與作品中。
讀者終於明白曹七巧（《金鎖記》）、霓喜（《連環套》）等人的惡母形象從何而來。這種赤裸裸的曝現筆法，若對照一九九三年出版也引起騷動的《對照記》，張愛玲筆觸中處處流露對母親的孺慕之情，其中相距何止以道理計！

我記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藍色薄綢，印著一蓬蓬白霧。T字形白綢領，穿著有點傻頭傻腦的，我並不怎麼喜歡，只感到親切。隨即又記起那天我非常高興，看見我母親為這張照片著色。一張小書桌迎亮擱在裝著玻璃的狹窄的小陽臺上，北國的陰天下午，仍舊相當幽暗。我站在旁邊看著，雜亂無章的桌面上有黑鐵水彩畫顏料盒，瘦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畫成薄薄的紅唇，衣服也改填最鮮豔的藍綠色。那是她的藍綠色時期。
我第一本書出版，自己設計的封面就是整個一色的孔雀藍，沒有圖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點空白，濃稠得使人窒息。以後才聽見說我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顏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淺的藍綠色。我記得牆上一直掛著她的一幅靜物習作靜物，也是以湖綠色為主。遺傳就是這樣神秘飄忽──我就是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氣死人。

參看年譜，這部她在世時最後一部「欽定」出版的自傳式圖文集（相簿）是讓張愛玲有「天長地久」之感的姑姑張茂淵逝世（一九九二）後隔一年旋即付梓出版的，與當時張迷們引頸期待的自傳小說（即《小團圓》）千呼萬喚始終「只聽樓梯響」而久久不見下聞（文）的狀況恰恰相反，皆非偶然隨意之舉。
宋以朗曾經提及，The Fall of the Pagoda完成於一九六三年，《小團圓》寫於一九七六年，《小團圓》很多內容都是從The Fall of the Pagoda中譯過來的，也許可以說，張愛玲在漫長的雙語互換、重複書寫自我與家史的過程中，《對照記》的溫暖回憶筆調終究取代了《小團圓》的直白坦露與譴責之聲。彷彿這本老相片簿的出版，是年過耳順之年的張愛玲對姑姑與母親、姑姑與自己之間異常堅固的「姊妹」情誼（sisterhood）回眸致意。她挑選出代表母親黃素瓊一生各個階段的相片：我們看見三寸金蓮的深閨少女，庭園中掌壺宴茶的嫻靜少婦，在倫敦、法國、北京、西湖的雍容婦人，以及海船上側映夕陽餘暉的時髦翦影──踏著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的「摩登女性」──一九五○年代末葉客死英倫，她的遺物（整箱骨董）留給了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