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套書附典藏書盒）

自序

1980 年代有一位印尼出生的華人歌手文章，唱紅一首臺灣街頭巷尾都聽得到的歌：〈古月照今塵〉，歌由小軒作曲，譚健常作詞：
一部春秋史　千年孤臣淚
成敗難長久　興亡在轉瞬間
總在茶餘後　供予後人說
多少辛酸話因果
百戰舊河山　古來功難全
江山幾局殘　荒城重拾何年
文章寫不盡　幽幽滄桑史
悲歡歲月盡無情
長江長千里　黃河水不停
江山依舊人事已非　只剩古月照今塵
莫負古聖賢　效歷朝英雄
再造一個輝煌的漢疆和唐土
這首歌陪伴了我太半的研究生涯，餘音繞梁，久久不去。我特別喜歡「文章寫不盡幽幽滄桑史」、「江山依舊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塵」這幾句，一度決定將自己過去發表的論文輯為《古月集》，退休前後這些年來新寫的輯為《今塵集》。不意《古月集》牽連太多，猶待整編，《今塵集》卻先面世了。
《今塵集》所輯為 2011 年以後這八、九年來所寫的論文，這些論文有不少是我過去研究的延續，但也有些是具方向性的新嘗試，所謂方向性是指材料、方法和課題三方面：在材料上，我試圖在過去不甚搭界的傳世、出土和圖像材料之間建立橋梁；在方法上，試圖揉合上述三類材料，用我稟持的論說方式，說服今天以研究傳世和出土文獻為主流的古史學界也能用另一隻眼看圖像，我相信圖像如同文字，一樣能對今人吐露心聲。
在課題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主題：
1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漢代邊塞隧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秦漢基層員吏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和〈從《太平經》論生死看古代思想文化流動的方向〉這四篇，都是在探討一個本屬社會上層統治菁英擁有的文字能力和思想如何流播到平民百姓的世界裡去。我必須承認社會底層的某些文化因素是否也曾向上流播，同樣應該注意，可惜我尚無力及此。〈再論「中原製造」〉則是利用出土文物，指出秦漢中國和域外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這是幾年前所出《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三民書局、三聯書店，2014）一書的延續。
2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這部分有正式的論文，也有讀簡札記，共十餘篇，隨讀成文，不成系統。有些是據新出的材料補證過去曾論證過的問題，例如文書正副本和簽署、有期刑和乘車乘馬吏，有些則是閱讀嶽麓書院、里耶秦簡、懸泉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和郴州晉簡等新材料的札記。近十餘年來秦漢簡牘帛書不斷出土和刊布，數量之多，頗感接應不暇，而相關研究又多如牛毛，不能不興「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嘆。這部分所論必多不足和不妥，只能期待後浪再接再厲了。
3 簡牘、畫像和傳世文獻互證。這部分收有論文七篇，這七篇的共同點都在以不同性質的材料互證，試圖打破傳統專業或學科的界線。有些發表在藝術史的期刊，有些發表在古文字學的刊物，有些出現於學報或祝壽論文集，有些改寫自演講，讀者群頗有不同。如今收錄在一起，希望方便更廣泛的讀者，能有機會在我的論文裡看到在其他固守傳統研究領域和方法的論文裡被忽略的問題和方面，為認識古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找到新的可能。
以上論文刊出後，不斷有師友和同學指正，我自己也陸續發現了不少須改正或增刪之處。這次收錄都作了或多或少的刪補，雖然基本看法大多維持。改變較大的是例如對馬王堆漢墓帛畫「太一祝圖」性質的認識。過去我在論文中曾贊同太一祝圖的說法，現在認為不如稱它為社神圖更妥當。關鍵在於我和其他學者一樣，過去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帛畫上書寫「榜題」和「題記」，這兩種形式所具有的不同意義，也沒整體地考慮這些帛畫存放位置以及和喪禮過程的關係，並錯誤地以為古代畫作有所謂的「總題記」。是否如此，敬待讀者的批評和指教。
臺灣出版環境十分不易，學術性書籍銷路尤其有限。不意不久前，聯經主動求稿，令我感覺意外和感謝。為答雅意，特別徵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鄧小南院長同意，將去年秋天在該院的一場演講整理成稿，納入聯經版，分享讀者。又中西書局簡體版（2019）出版後，陸續發現一些錯誤，又看到不少同行的論文和新材料，有了新想法，這回出繁體版，或增補修改，或保留原樣而註明自己的失誤。我現在的想法當以聯經版為準。
末了，我要感謝這些年來無數支持和鼓勵我的師友和同學，感謝家人維紅和本寧、本元的容忍和耐心。研究太忙常是藉口，失職的丈夫和爸爸則是真實。這本書獻給家人。

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篇之一
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的識字率或讀寫能力（literacy）一直是西方古典研究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尤其自從 1989 年威廉．哈理斯（William V. Harris）在其大作《古代讀寫能力》中指出，古代希臘和羅馬世界在任何時期的識字率都不曾超過人口的 5%至 10%以後，激起極大的回響，贊成和反對者都有。在中國史的領域中，有關中國古代識字程度和相關的初級教育問題，近年也引起了若干學者的關注和討論，但熱烈的程度遠遠不如西方的古典研究學界。
就古代中國和古代地中海世界而言，探究識字率或讀寫能力，有幾個頗為類似的基本困難：
一是何謂「識字」或「讀寫能力」？識字或讀寫到什麼程度才算識字或能夠讀寫？如果考慮人際溝通，讀寫和口耳說聽、肢體表達等其他方式的溝通的關係如何？在古代有多少情況是依賴口傳或口授和代讀、代寫達到溝通的目的？
二是如何去估計識字率或讀寫能力？如果談識字率，必然涉及人口數。我們應以什麼樣的人口基數去作估算？人口有老、小、男、女。秦漢時被列入「小」或僅五、六歲的兒童，基本上幾乎不參與家以外的社會活動。將他們列入計算的基數，有何意義？又因為古代社會性別角色的差異，不計性別差異的識字率估計，是否合適？
三是如何評估不同性質的書寫或銘刻材料（例如陶片 ostraka、莎草紙 papyri、鉛牘 lead tablet、牆壁題書 graffiti、木牘 wooden tablet、帛、骨、牙、植物葉片、銅器、漆器、陶器銘文、壁畫、石刻題記……）在不同的使用脈絡下，所能反映使用者讀寫能力的程度？例如陶片上刻或寫的名字、銅、陶、漆器上的銘刻和莎草紙或簡帛上出現的公私文書，它們所反映的書寫者的身分和讀寫能力，恐怕很難等同視之。同樣不容易評估的是：如何去拿揑文獻中偶然留下的隻字片語或故事，由此分析它們和識字或讀寫普及程度的關係？
面對上述的困難，和中國古代相關的研究又多不足，目前恐怕沒有人能為中國古代識字率或讀寫能力的問題下一個不起爭議的結論。因此，本文並不打算去推估一個中國古代的識字率，僅僅嘗試重新評估一下若干曾經以及可能被學者用來討論秦漢識字率或讀寫能力的傳世和出土材料。
這些材料或可粗分為出土材料和傳世文獻兩大類，出土材料又可再分為以下三類：（一）私人簡、帛書信、（二）具有公文書性質的簡牘契券或公文書、（三）工匠在金、銀、銅、玉、漆、陶器、磚、石、骨等上面的題刻文字以及墓壁文字題榜等等。過去當然已有極多學者注意到這些材料，但就（一）、（二）類而言，一般較注意這些公私文書的形成、內容、樣式和流通，極少考慮這些文書的書寫者是誰？是親書或代筆？能反映多少當時人們的讀寫能力？第（三）類也有極多的著錄和研究，但一般簡單地將它們看成是由工匠題或刻，很少從讀寫能力的角度，考慮不同器物生產的過程以及題刻內容的作用、意義和執行題刻者之間的關係，並分析誰才是真正的內容作者？誰又是題刻書寫者？能反映誰的讀寫能力？以下將約略依以上分類，各舉若干例子，做些分析和討論。
在討論之前，必須先聲明本文所謂的「平民」，基本上是指秦漢時代在鄉里中一般以農牧工商等為業的成年男女，不論財富多寡，也不論爵級高低。他們構成秦漢人口的絕大多數。秦漢社會雖有「吏」、「民」身分的區分，有時卻非絕對。鄉里的成年男女可因種種原因（例如因徭役或僅因家貧償債），承擔地方雜役，即所謂「給事」或「給縣官事」。男子在地方服役為正卒，番上京師為衛卒或遠赴邊塞而成戍卒、隧卒或田卒，有時因貧困，在地方為亭長，稍具讀寫能力的則可為「小史」。他們原是平民，但在某些方面又在某些時刻可以說擔任著「吏」的工作。秦漢文獻常連言「吏民」，泛指天子治下所有的吏和百姓，有時指的又僅僅是齊民百姓。文獻中還有所謂「吏比者」，如淳說：「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按：「官」字衍），謂三老、北邊騎士也」。這些人的身分即在吏與非吏之間。本文所說的平民包括一般的工、農、商百姓、鄉里中「給事縣官」、「給吏」或「比為吏」的人，不包括在縣及縣以上有機會世襲為「史」的吏以及更高身分的官吏。大致上說，也就是排除《漢書．百官公卿表》所列舉的官和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西漢末地方和中央「自佐史至丞相」有官吏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他們毫無疑問是秦漢社會具有最高等級讀寫能力的一群。他們不但能閱讀和書寫，更經訓練，能夠處理從中央到地方複雜的文書行政。其複雜和系統化的程度，恐怕是西元前後四百年內，世界之最。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讀寫能力的學者特別將這樣的能力名之為「官員的或行政的讀寫能力」（officials’ or administrative literacy），而和一般的「工匠讀寫」（artisans’ literacy）、「姓名讀寫」（name literacy）、「名單讀寫」（list literacy）、「理財讀寫」（banking literacy）、「商務讀寫」（commercial literacy）等等區分開來。如果僅估算具有最高等級讀寫能力的人數（除了前述十二萬餘在職員額內的官吏，應另外加上員額外、已致仕和正培養中的吏，後幾類惜無法估計），對照當時的人口五千九百餘萬（《漢書．地理志》平帝時人口數：59,594,978），西漢晚期較嚴格定義下的男性識字率應約不低於總人口的 0.2％，男性人口的 0.4％。由於西漢末期的郡國人口數和官吏人數相當具體可靠，這個識字率較易得出，較可信，當然也明顯偏低。因為，可想而知秦漢時代還有很多以農牧工商等為業的平民以及鄉里中的吏比者或吏，他們也有不同程度或某些特定方面的讀寫能力。他們到底有多少人？程度如何？才是真正的問題。本文即試圖以他們為對象作些探討。

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論衡．別通》
秦漢公文書的文書格式、起草、定稿、抄寫、簽署、副署、封印、存檔、查核、保密、傳送以及正、副本或草稿性質等等問題，受到不少中外學者關注。過去十餘年，我曾作了少許分析，但總覺得還有太多的地方難以捉摸。近年來新材料不斷出土，舊材料也時有較好的圖版刊布，使我們有機會作進一步的探討。本文打算談談其中較令人困擾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這是一個目前還無法全面解決，卻不能不面對的基本問題。敦煌和居延出土簡牘成千上萬，它們原本絕大部分是漢代邊塞行政裡的公文書和簿籍。就行政作業而言，它們不是正本、底本、副本就是草稿。不適度掌握正、副本和草稿等的特徵以及它們在行政流程中所居的位置，即不易重建當時行政作業的面貌，也就難以深一層認識秦漢官僚行政最基本和最日常的一面。
自王國維開始，早期的研究者已注意到簡牘形制和檢署之制。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允為開山之作。其後勞榦、陳夢家諸氏續有考察，唯較少措意於簿籍文書的作業程序以及文書正副本或草稿這一類的問題。日本的森鹿三、藤枝晃和永田英正教授大概是最早主張從「古文書學」（diplomatic）的角度去整理和分析居延漢簡原本文書性質的學者。他們加上曾參加森教授研究班的魯惟一（Michael Loewe）、大庭脩以及後來從永田學習的角谷常子等致力於研究漢簡公文書的構成和收發，成為簡牘文書學研究的先驅。1967年魯惟一首先指出公文副本（duplicate copy）的存在。1981年藤枝晃指出以草書所寫的應是草稿。永田英正受其啟發，在分析破城子、地灣和博羅松治出土的送達文書格式後，曾總結性地說既有簿籍送達文書的正式文書，「也就會有其抄本，又有不得不視為正式文書的副本或草稿的東西。」這等於宣告上述遺址，在他看來存在著行政作業上屬於不同性質的簿籍和文書。永田覺得判別公文書的性質，有時很難把握，但限於當時的材料，他基本上接受了藤枝晃的看法，將某些簡牘文書視為底本或草稿。大庭脩則相當全面地考察過漢簡文書裡官吏的署名和副署，並指出正式文書應由發出文書的首長親自簽署。他的看法代表一種對正式文書或文書正本特徵的重要認識。
大庭提出此說，主要是他注意到若干簡牘文書在抄寫時，於日期和應由首長簽署之處留空，也有日期和簽名出現不同筆跡的情形。他認為正式發出的文書是由負責的長官親自簽署，由屬吏副署，又文書須填上日期後才生效。至於文書副本的特徵，他指出：
文書本身與署名筆跡一致，意味著全文均由書記官書寫，可以認為是文書副本。
他關注的焦點在上級長官的簽署和下級官員的副署，由此推想出正、副本的關鍵性差異。正本經首長親署，副本則不論文書本身和簽署全由書吏代勞。從正、副本的差異，他進而以甲渠候官為例，指出正、副本文書和遺址性質的關係：
甲渠候的發文若是在甲渠候官發現，則有必要考慮這些是文書副本或草稿，而非正式向對方發出的文書。因此在原甲渠候官的遺址中發現甲渠候的正式發文，恐怕是困難的。
如果我理解無誤，大庭這麼說應是假設由甲渠候官發出的正式文書或正本，應在甲渠候官以外的遺址出土，而甲渠候官出土的多半應是留下的副本或草稿，因而他認為恐怕不容易在甲渠候官遺址發現發文的正本。
1996 年角谷常子考察居延新出土的寇恩爰書冊的書寫形式，覺察到公文書副本有可能用「札」書寫，而正本則使用「兩行」。所謂的「札」是指寬 1 公分，長 22.5-23 公分，單行書寫的簡，所謂的「兩行」是指同長度，寬 2 公分，書寫兩行字的簡。她全面考察居延新舊簡之後，2003 年進一步確認簡的形制和文書的性質應該有關。此外，她又討論了公文製作的程序、正副本之間以及草稿和副本之間的關係，指出草稿使用兩行，也使用札，但用札的情況較多，端視文書是否需要修訂。如此，我們對文書的性質和作業程序的認識又大大推前了一步。
魯惟一、藤枝晃、永田英正、大庭脩和角谷常子以上的看法，對認識漢代簡牘文書的性質和公文行政程序貢獻很大。近年中國學者也開始重視正副本等問題，除了下文將提到的李均明、劉軍、汪桂海等先生，去年又有初世賓、呂靜和鄔文玲加入了討論。小文是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針對漢代邊塞出土公文書的製作、發送和署簽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這裡要先稱明：以下在一般行文中所說的正、副本是據今天一般的概念和習語，也就是以送出的為正本，留底的為副本，這和漢代用法有異；如提及漢代所謂的正、副本，將會特別說明，以免混亂。

漢畫、漢簡、傳世文獻互證舉隅
第五屆「古文字與古代史」研討會主辦者李宗焜兄來信徵稿，指示會議研討將以不同性質之資料互證為主題。恰恰四年前赴河南安陽參觀曹操墓，得見數方由安陽警方追回，引起爭議的畫像石。參觀後曾草筆記若干，內容涉及漢墓石刻畫像、壁畫、榜題文字、出土器物、簡牘和傳世文獻，於徵稿主題尚無不合，遂不揣淺陋，略作補充，公諸會議，以求教高明。唯以下將先從一方山東泰安大汶口漢墓出土的畫像石榜題釋讀說起。
一　離其、離居、晉沙公
1960 年山東泰安縣城南大汶口公社附近一座漢墓中曾出土畫像石四方，其後移置泰安岱廟保存。著錄見於蔣英炬、吳文祺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82，以下簡稱《選集》）。其中一石有晉獻公故事，《選集》圖 471（圖版 198）曾附如下說明：
拓本緃 43 厘米、橫 200 厘米，右略殘。畫面漫泐，刻孝子故事。左段一大樹旁，一人執鳩杖坐推車前，車後一人雙手扶輪，上有榜題「此荀□父」，其右一人執鋤耘禾苗，上有榜題「孝子趙荀」。中段二人榻上對坐，左邊榜題「此丁蘭父」，右邊榜題「孝子丁蘭父」（可能誤刻一「父」字）。右段，一婦人，榜題「此後母離居」，一人執便面坐，上榜題「晉沙公貝離其」，右一兒跪，兒後一人躬身立，榜題「此沙公前婦子」，右停軺車一輛。（頁 46-47）
《選集》限於版面，縮小附圖，圖中榜題文字大部難以辨識。2000 年出版的《中國畫像石全集（一）》（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以下簡稱《全集》）也收錄了此石。圖版較大，較清晰，榜題釋讀也有修改。例如「趙荀」改為「趙苟」，「此後母離居」改為「此後母離（驪）居（姬）也」，「晉沙公貝離其」改為「此晉淺（獻）公貝（被）離（驪）算」，「此沙公前婦子」改為「淺（獻）公前婦子」（頁 76，圖版 230 說明）。
1992 年夏參觀山東泰安岱廟，有緣得見原石，並意外獲得拓本一份。拓本拓製清晰，榜題遂可進一步辨讀。證以拓本，《全集》改「趙荀」為「趙苟」，又認為「此後母離居也」的「離居」與「驪姬」通假，多釋一「也」字，這些修改和認識都屬正確。細讀拓本，較引起我注意的是「此淺公前婦子」和「晉淺公貝離算」。原榜沙字清晰，「淺公」實應遵舊釋作「沙公」，「貝離算」應如舊釋作「貝離其」。董珊先生指出「貝離其」應讀作「被驪欺」。一見此說，一度以為撥雲見日，允為的解。繼而思之，又覺仍有不安。頗疑「貝」字或應作「兒」，因形近而誤刻。如作兒，「兒離其」或可讀作「兒奚齊」，與傳世故事和畫面皆十分貼合。總之，新舊榜題釋讀有得有失，有待進一步釐清。因個人文字學知識淺陋，特勞請好友陳昭容代為疏通以下五條的前四條，又承顏世鉉、劉洪濤兄和黃儒宣博士補充不少資料。這些字的通假，王恩田和董珊先生大部分已作討論，唯引證有異同，以下仍先簡要說明：
1.　離與奚　離，來母歌部（支韻）；奚，匣母支部。韻母部分，歌部支韻的字常與支部字相通。聲母部分，牙音的匣母與舌音的來母也常有相通之例，如習見的「位」通假為「蒞」、「涖」、「泣」。朱謙之指出《老子》第十、廿八章如「為天下蹊，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等歌、支部字通韻。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恆德不離」作「恆德不雞」，雖然雞字寫得似雞非雞，是一誤字，也許正因為韻近而誤書。虞萬里指出，「周鄭音系歌支涇渭分明，楚辭音系歌支混而不分的方音音差已經很明晰地顯露出來了」。「上古歌部字在楚辭音系及山東一帶讀如支部音」。「西漢時期沿著長江北面一帶及山東等地區，歌支兩部的音讀是不分的，到了東漢，歌支的混雜，已成了全國較普遍的現象，不能再區分其方音性。」本件畫像屬東漢，又出山東，歌支已混，離與奚應可通。
2.　其與齊　其，群母之部；齊，從母脂部。聲母部分，牙音的群母與齒音的從母，上古音關係較遠。唯趙彤研究戰國楚簡，發現見系聲母（見溪群疑）與精系聲母（精清從心邪）已見交替的例子。又據李新魁的研究，脂、之二部到東漢已經部分合流。就齊方言來說，脂部與之部字常常相混。與之部押韻或通用的例子包括「郪」、「資」、「次」等都與「齊」地位相同或相近。因此東漢末，「離其」通「奚齊」，應說得過去。
3.　離與驪　離，來母歌部（支韻）；驪，來母支部。兩字雙聲。韻母部分，歌部支韻的字，常常與支部字相通。如《戰國策‧燕策三》「高漸離」，《論衡‧書虛》作「高漸麗」。麗、離、驪通，其例甚多，不贅舉。
4.　居與姬　居，見母魚部；姬，見母之部。雙聲，之魚旁轉。《禮記‧檀弓上》：「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玄注：「居讀為姬姓之姬。」「離居」應即「驪姬」。王恩田先生大文已指出，完全正確。
5.　沙與獻　沙、獻相通，見鄭玄注，王恩田和董珊皆已言之。《儀禮‧大射禮》：「兩壺獻酒」鄭注：「獻讀為沙。」《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注：「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禮記‧郊特牲》：「汁獻涗于醆酒」鄭注：「獻當讀為莎，齊語，聲之誤也。」晉沙公無疑即晉獻公。鄭玄齊地北海高密人，少為鄉嗇夫，學於洛陽，深知鄉音與京雅之異。鄭注所謂「聲之誤」每指齊語與洛下雅言語音之不同。
以上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如何解讀「貝離其」三字。就董珊先生所引拓本及拙藏拓本看，四筆橫劃除最上一橫，字形大致清楚，自宜釋作「貝」或「見」。董珊曾作論證，讀「貝」為「被」，讀「離」為「驪」，讀「其」為「欺」，全句即晉獻公被驪姬所欺之義，句子因而讀通，頗可為說。原本準備盡棄己說，繼而發現有一些問題還須考慮：第一，這一讀法和今山東西南一帶漢代畫像題刻的語法習慣是否相合？第二，榜題中已有「離居」即「驪姬」，其名可否省作「離（驪）」？
魯西南漢代畫像榜題內容多為畫中人物身分、姓名或物品名，有時在前加一「此」字。大汶口這件畫像和著名的嘉祥武氏祠畫像榜題都是如此（例如武氏祠榜題「此騎吏」、「此齊桓公也」、「此君車馬」、「此丞卿車」、「此秦王」……）。這類「此」字在榜題中可有可無。以「此」開頭，「此」即主語，後接名詞為謂語，用於標示身分、姓名或物品名等。用「此」字開頭的榜題還有另一種，如「此上人馬，皆食天（大）倉」。「此上」連言，以指示主語「人馬」。這一「此」字語法地位和前一類不同，不是可有可無。東漢畫像另有陳述性的題記，如武氏祠所見伏羲等古帝王的題記多達十餘字；也有如「邢渠哺父」短僅四字，如老萊子娛親題記長達三十字；唯這類題記從不以「此」字開頭。14如果將「此晉沙公貝離其」讀作「此晉獻公被驪欺」或「此晉獻公被驪所欺」就成了陳述句。加「此」字的陳述句在語法上，和魯西南漢代一般題刻的語言習慣有違。或有人以為這句可斷讀為「此晉獻公，被驪欺」。這樣似乎可通，唯其構句方式在漢畫題記或榜題中無一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