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大撤退

前 言
過去有許多學者以一年為題出版專書，有些用無關緊要的一年為題，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有些則是討論關鍵的一年，只是對關鍵年代的看法不同，如戰後關鍵的年代有認為是1947年，有認為是1948年，有些認為是1949年。 然而戰後任何一年都可能是關鍵的年代，1945年日本投降後，由於政府在接收上出現許多弊端，復員工作不力，導致通貨膨脹，引起民怨，1945年也可以說是關鍵的年代。因此戰後任何一年都很重要，都是轉折或關鍵的年代。
在這些年代中，1949年是最被關注的一年，有些學者如傅國湧以知識分子為題，有學者如張仁善寫當時的中國社會； 而且對於1949年的意義兩岸學者顯然不同，大陸學者田居儉談到：「這一年，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奠基的一年。」 台灣學者呂芳上認為：「此期間1949年的變局：中共建國、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加上接著發生的韓戰，造成斯後半世紀海峽兩岸的長期對峙，實是歷史上的一大轉折。」 當年選擇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梁漱溟提到：「我倒不主張由共產黨把一些國民黨人捉來審判治罪。事實上亦捉不到，而且，這樣好像一切是非皆隨勝敗而定。」 梁漱溟本來希望不要有「成王敗寇」的觀念，但當時確有許多人基於現實來評述國共的戰局，將戰爭的責任推給國民黨的腐敗。1949年本來就是一個變動的年代，一個角落正在逃難，一個角落正在慶祝，更多的地區可能一如往常，很難以一個畫面涵蓋所有的事實，本書希望以遷台作為探索的重點。
雖然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投入日本投降後的研究，但仍有許多課題未被討論。以1949年而言，蔣介石決定來台的原因與時機？政府各部會遷台的經過？外省人遷台的情形及其困境？1949年大遷徙的意義等，僅有一些文章觸及這些課題的一部分， 實有全面討論之必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遷徙與逃難成為當時的特徵之一，許多人因戰爭被迫遷徙或逃難，戰後又是另一波的移民潮，一般民眾回到原居地，在外征戰的軍人，打敗者被遣返，勝利者光榮返鄉，無論如何，許多地區在戰後不久就恢復原來的秩序；但對中國而言，因國共內戰的關係，再度興起另一波的逃難或移民潮，這次的遷徙也是被迫的政治性移民，也可以稱為大撤退，其中重要的關鍵是國共內戰國軍的失敗，國軍在戰後不論在人數或武器上都具有絕對的優勢，為何會失敗？失敗之後有大量的國軍來台，來台的部隊，有認為是撤退或轉進，有認為是崩潰大逃亡；當時軍隊有些從青島到台灣，有些從上海、舟山群島到台灣，有些從西南地區到越南，有些從東南地區到海南島，這些暫留沿海或其他地區，最來又陸續來到台灣，以此情形而言，部分國軍確實是有計畫的大撤退，政府到底做了哪些撤退戰略的部署？值得探討。
1949年對蔣介石而言是一個關鍵的年代，這一年蔣第三次被逼下野，1月21日回到溪口，4月24日離開奉化溪口踏上來台的旅程。蔣介石在面對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為何選擇來台？當中共渡江之際，政府可以像抗戰時一樣將所有重心遷至重慶，為何最後決定遷至台灣？這些問題是本書研究重點之一。
從日本投降到1950年年初，許多外省人遷至台灣，到底人數多少？這些人來台的原因及途徑為何？也是本書研究關注的重點。
自撰寫博士論文以來，長期關注戰後中國的課題，戰後國府接收出現許多弊端，在許多課題上，不論是通貨膨脹的問題或是中共的問題，都無法有效的處理，以致失去中國大陸的政權，本書繼撰述《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戰後中國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之後，希望能以一專書探討蔣介石暨政府機關與人民遷台的經過。
不論中華民國的政權分為二大階段或者如張玉法院士所談到的三個共和，1949年都是分裂點，政府在大陸統治38年政權，在台灣至今已統治60年，來台後的政府與統治大陸時期的政府，有其斷裂性與連貫性，1949年是政府的交替與再生。
本書以蔣介石暨政府機關與人民遷台等三大主軸探析其經過及其問題，針對這三大主軸分十五章進行探討。
分別探討幾個重要的問題，其一，國府在日本投降之後，在國際上為五強之列，國內到處歡欣鼓舞慶祝勝利，抗戰期間中國的損失雖然慘重，但日本也留下相當龐大的資產，日本的企業及工廠亦有相當的基礎，如果接收復員得當，將是國府發展及反共的資產，然而由於接收出現許多弊端，接收被變成劫收，接收反而變成嚴重的累贅。國共兩黨自中共成立以來既合作也競逐，合作只是手段，競逐才是目的，在相互競逐中，中共大部份處於劣勢，但卻贏得最後的勝利，其中的原因甚為複雜，軍事的失敗應是其中重要的關鍵，特別是三大戰役，國共雙方各自投入數百萬人參與作戰，死傷亦極為慘重，國軍失敗的原因為何？確實值得探討。
其二，進入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有許多的選擇，首先是為何決定第三次下野？其次是選擇來台，在1949年中共渡江之前，蔣可以選擇以廣州或重慶作為其抗共的根據地，為何最後選擇來台？何時決定來台？亦引發各界的關注，來台前作了那些部署及努力。
其三，政府機關及重要文物方面，政府機關在蔣下野之前已做遷移的準備，是蔣授權還是戰局的考量？政府機關遷移的準備工作為何？為何不直接遷至台灣？政府機關先從南京到廣州、再度遷移──從廣州、重慶到台灣的經過及其問題為何？除政府機關外，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單位的重要文物遷台亦甚重要，文物在運台的過程中出現哪些問題？
其四有關外省人來台的部份，到底有多少人來台，由於過去對於來台外省人人數的說法莫衷一是，從八十萬到二百五十萬人都有，當時人口統計，軍籍不設入戶籍，加以來台的人數眾多，統計資料數據未盡相同。本書從各項統計資料中探究較精確的人數，並敘述其來台的途徑與問題。
其五外省人來台後成為台灣人口的重要結構之一，1945-1953年，是台灣歷史上最短時間內湧入最多人的時期，這批人來自大陸各省，職業涵蓋各階層，有知識份子、商人、公教人員及一般民眾，對台灣產生質變與量變，也帶來許多的衝擊與影響，有些影響較為直接而明顯，有些則是潛移默化或延伸出來的影響，本書將分別加以討論。
本書在資料方面儘量利用海峽兩岸所典藏的檔案，如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行政院檔案》、《資源委員會檔案》、《台灣省政府檔案》、《外交部檔》、《石叟叢書》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驊檔案》、《王世杰檔案》、《雷震檔案》；國民黨黨史館的《會議檔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的《淞滬會戰經過及經驗教訓報告書》；上海市檔案館的《太平輪事件檔案》、《輪船公司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行政院檔》、《招商局檔案》；並參酌一些日記如《蔣介石日記》、《王世杰日記》、《吳忠信日記》、《竺可楨日記》等，及一些回憶錄與口述歷史，由於來台的外省人人數甚多，且每個個案情形不同，雖盡量蒐集這些來台的回憶，仍難免有疏漏情形，因此儘量做歸納分析，以求說明當時來台的輪廓。
經過六十年後如何看待1949年，從歷史脈絡而言，不應只停留在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思維上；不應只關注國共兩黨的觀點。1949年的逃難潮為台灣注入新血，文化及社會都起了變化，新的移民精英，無疑對台灣是一股動力，許倬雲在檢討1949年前中華民國結構上的缺失時提到：「這結構的上層在1949年移植於台灣，他們的人數很少，可是品質不差，我指的是農復會、台大，經濟部，這些幹才，他們在台灣能夠發揮的功能卻比大陸上好。」 來台的將領成為鞏固民主的力量，留在大陸的國軍將領，則有不同的結局，國軍將領陳長捷有一次談到傅作義時說：「他自己在進行和平談判，卻叫我堅守，結果他成了起義將領，我成了戰犯。」 張仁善在談到當時留下的知識分子時提到：「單純以擁護共產黨、歡迎解放軍、盼望民主自由等政治信念，推斷1949年大批知識分子留在大陸的全部原因，也許最省事，歷史往往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這些都是極佳的反思。
本書處理以上複雜的問題，許多細節部分或有未盡之處，但已盡力蒐集相關資料，有些採疑則闕疑的態度，如軍隊撤退來台的經過、黃金運台的問題，始終認為有許多地方未能全盤了解，加以篇幅有限，並未探討；1949年距今已六十年，希望本書的出版可以讓我們了解這批外省人來台的艱辛，也可讓我們了解關鍵年代中的一些問題。

第一章　戰後國共內戰述論

1949年大陸遷台主要包括蔣介石暨國民黨遷台、政府機關遷台、重要文物及黃金遷台、人民遷台、國軍撤退等五大方面。遷台的主要原因是國軍剿共失敗，國軍在日本投降之初，不論是武器或軍隊數量與共軍相較都佔有絕對的優勢，何以經過四年的國共內戰之後，國軍節節敗退，最後撤退來台，其中的遠因或許是長期以來累積的因素， 但其實更為重要的應是戰後的發展，特別是國共戰局的變化，不論是接收與受降間的衝突，或者是國府面對美國調處的態度，及其後全面國共內戰的展開，每一場的戰爭、每一個策略都是關鍵，大陸學者金沖及便以1947年作為轉折的年代， 劉統卻以1948年為決定國共命運的一年。 為了解國軍全面撤退的情形，先就戰後國共內戰的策略、重要戰役國軍失利原因及蔣介石撤退計畫等作敘述，作為本書撤退的背景。
一、戰後國共攻防的策略
（一）戰後國共關係的分期
戰後國共關係的發展或國共內戰的分期，學者的看法並不一致，本文將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爭相接收與美國調停時期，自1945年8月15日到1947年1月29日（美國總統正式宣布調停中國失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後，國共雙方爭相爭取接收的主導權，國民政府獲得美國及日本的承認，為日本受降的對象，蔣介石極力阻止中共參與對日受降，要求偽軍控制的地區，維持秩序，以待國軍前往接收，指示何應欽：「對於非經政府指定的受降部隊，如有擅自接受敵軍投降，企圖擾亂我受降計畫者，得呈請本委員長下令懲罰之。」 必要時可以用武力制裁擾亂受降者。蔣一再強調：「此時唯一政策，在接收國內各地區敵軍之投降與繳械，」 主張由國府統籌受降與接收工作，採集中受降分區辦理原則， 如果承認中共的受降權，就意味著承認中共的政治地位，也代表中共在將來可以和國民黨分享政權，國民黨為了宣示其主導權，為了達到統籌的目標，因此在接收上不輕易讓步。
中共方面，8月15日，中共致電日本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向其所屬部隊投降。 同日，朱德再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向英、美、蘇三國大使發出說帖，並請轉其政府，說明國府不能在受降時，代表解放區及淪陷區廣大人民和抗日武裝力量，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接受被共軍包圍之日本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並負責同盟國在受降的一切規定。16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致電蔣介石，提出六點要求，其中包括中共有權接受日本軍隊的投降、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敵人的投降，和處理敵國投降後的工作等。 中共自恃其已占領若干的解放區，自不輕易退讓，接收問題成為雙方爭論的焦點，也發生零星的衝突。
日本投降之初，美國希望國共和平解決戰後中國的問題，為符合美國的期盼，蔣介石不得已只好邀約毛澤東到重慶進行談判，毛也為了應付美、蘇的要求到重慶，國共雙方舉行多次會談，並於10月10日簽訂「雙十協定」，由於雙方都沒有誠意，加以國共問題複雜，雖然簽訂協定，但毫無效果，即使後來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亦未能解決問題。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nman）有鑒於遠東問題關鍵在於國共是否合作，派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來華調處，希望中國組織「聯合政府」，馬氏於1945年12月23日抵達重慶，當日即接見周恩來、葉劍英、張瀾等人，並與國府要員接觸，1946年1月5日，政府（張群）與中共（周恩來）同意各派一人，與馬氏合組三人小組，經三次宣布停戰命令（1946年1月13日、6月6日、10月5日），國共衝突不但未因此而停歇，反而愈演愈烈；1947年1月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馬歇爾調停任務結束，1月8日返美，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宣布退出三人小組與軍事調處執行部，此二組織正式解散。
第二階段為全面內戰的展開時期，自1947年2月（美國調停失敗後）至1949年1月（三大戰役告一段落）；馬歇爾回美國後，國共衝突更加白熱化，共軍除利用機會進占東北之外，國共雙方在陜西、山東等地更發生激烈的戰鬥，1947年3月5日起，共軍一律改為「中華人民解放軍」，並擴大兵員與編制，顯示其發展軍事武裝的決心，國府乃於6月25日發布對毛澤東等人的通緝，並於7月4日，明令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軍的叛亂，這時國共衝突愈演愈烈。1948年9月之後，國共發生三大戰役，即遼瀋戰役（1948年9月─11月）、平津戰役（1948年11月─949年1月）、徐蚌會戰（淮海戰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等。
第三階段為中共渡江及國軍全面撤退時期，自1949年4月21日（中共渡江）到1949月12月8日（政府宣布遷至台灣）；中共在三大戰役獲得勝利之後，國軍退守長江以南各據點，國內和平氣氛濃厚，蔣介石被逼下野，李宗仁代行總統，展開與中共的北平會談，後因中共提出的條件過苛，政府代表團不敢接受，國共和談宣告失敗，中共於1949年4月21日正式渡江，攻占南京等要地，國軍無法守住上海、廣州、重慶及西北等要地，開始從青島、上海、廣州、舟山等地撤退，1949月12月，政府宣布遷至台灣，國軍將重心放在台灣的防守。

（二）國軍對中共的策略
有關國共戰後的分期或有不同，但從形勢而言，第一階段國軍較具優勢；第二階段初期國軍仍具優勢，三大戰役展開後，共軍漸占上風；第三階段主動權掌控在共軍手上，國軍節節敗退。為何會有此變化？先從雙方的策略上作分析。
國軍對中共的攻防戰略及策略方面，第一階段國軍以爭取接收及消除共黨勢力為主，日本學者西村成雄曾提到：王世杰建議「分疆而治」的概念， 王世杰或有建議與蘇聯進行談判，但並未有「分疆而治」的策略，蔣介石更無此想法，這一期主要策略還是放在戰後的接收與受降上，對共黨勢力，視為敵人，一律根除，以免遺留後患。
分析這一階段國軍的策略重點包括：其一，迅速向日本占領區推進：為防止中共乘機進占重要城市、收編敵偽武裝及恢復淪陷區秩序起見，發動全線部隊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徐州、青島、濟南等重要地點迅速推進；同時請美國空軍及海軍協助收復華北地區及向東北挺進。 9月中旬後，國軍對解放區做如下的部署：第一戰區胡宗南部和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於隴海線集結，向豫西、豫東、豫北解放區進攻；第二戰區閻錫山部先後以十三師向晉、冀、魯、豫區發動進擊；第三戰區顧祝同和第六戰區孫蔚如部進攻鄂、皖、浙區的共軍；第九戰區薛岳部進攻信陽、禮山一帶；第十二戰區傅作義部集中重兵向張家口推進。
其二，迅速剿共：國軍對中共主張速剿的原因：1.國軍有優勢的兵力及裝備，國軍除國械、日械外，並有美械裝備，且有飛機、坦克，具備實行迅速決戰的條件，另外為了避免戰爭擴大引起國際干涉；2.國軍認為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舉殲滅速決之條件，是最經濟的戰爭。 有見於中共不但不妥協，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下達剿共的密令，要求各軍努力進剿，以完成任務。 11月9日至16日，蔣在重慶主持軍事會議，策劃六個月擊潰八路軍、新四軍的主力，然後分區進剿中共，第一步控制蘇北、皖北，肅清山東，打通津浦線；第二步集結重兵於平津，掃蕩華北共軍；第三步打通平綏線，攻占察綏。具體的行動由第二戰區傅作義部沿平綏路東進，第一戰區胡宗南部沿同蒲路、正太路進剿，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和第十戰區李品仙部，分別沿平漢路和津浦路北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率部在秦皇島登陸，沿北寧路往山海關、錦州等地推進。
1946年6月13日，蔣電陳誠時也提到必須速戰速決，要求情報要準確、準備要充分、行動要迅速。 電白崇禧，要其責令將領必須嚴守戰術原則；7月21日，電劉斐次長指示戰術要點：
在共軍主力未潰以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即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
其三，統一由國軍接收與受降：國府要求共軍原地駐防待命，並希望偽軍及共軍繼續維持地方治安與交通，勿擅自行動，等待國軍前往接收；命令國軍盡力向日偽及日本占領區推進，其目的一方面迅速完成接收的工作，一方面盡力限制中共力量的發展，把共軍所占領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據點一一收復，使共軍不能保有任何根據地。
其四，儘量符合美國的期望，利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由於國內外和平氣氛濃厚，美國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積極斡旋，蔣乃邀請毛澤東到重慶會談，毛對於到重慶的安全有所顧慮，要求赫爾利同行，保證其安全，蔣認為是：「無膽」的表現。 重慶會談期間，蔣在軍事上主張「嚴格統一，不妥協」 ，但囿於美國的調處，在重慶會談期間是否殺毛澤東，蔣在內心有一番的掙扎，1945年10月11日的日記中記到：
共毛11日飛回延安，彼雖罪惡昭著，而又明知其必乘機叛亂，將為統一之大礙，但斷定其人絕無成事之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範也。
國共在重慶會談上有許多的歧見，如共軍的整編數量等毫無交集，雙方其實都無誠意解決問題，只是敷衍美、俄而已，和談並無結果。
除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毫無結果之外，對國軍打擊最大的是三次的停戰命令，當國軍士氣大振之際，美國介入調處，頒發停戰命令，雖然停戰可以使美國協助國民黨接收東北，給予借款，幫助遣返日本戰俘，恢復交通等。 蔣也知道其利弊得失，但為了國際原因不得不暫取委曲求全的態度。1946年6月7日，蔣召見特種部隊指示任務時指出：
共產黨對我們國民革命軍全體官兵，既然是勢不兩立，但我們半年來還要和他們協商政治的原因：第一因為我們覺得共產黨雖別有用心，但總是一個中國人，總以為他們還有愛國的良心。第二因為國際關係複雜，我們政府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求國內的和平統一。
蔣也知道停戰並非停止準備，蔣也不斷給重要將領指示積極做進攻的準備，如1946年6月18日給熊式輝手諭，要其停戰期滿之後積極進取安東與通化，但結果正如熊式輝所說：「對共方是給予一個喘息機會，對我方是投了一劑糜爛人心的毒藥，確實已影響我方的民心與士氣。」 這也是埋下往後國府失利的重要原因。
第一階段國府的對中共的策略可以說是失敗，剿共並不成功，也無法阻止中共擴張武力，又沒有達到美國的期盼，馬歇爾1947年1月7日離華，發表〈對中國局勢之聲明〉， 對於國共雙方均感不滿，尤其對蔣的指責尤甚。
第二階段全面內戰的展開時期，這一時期國軍以全面消弭共軍為目標，國防最高委員會鑒於中共不斷擴張其勢力，為消弭共軍的叛亂，於1947年1月18日通過〈全國動員令及戡亂條例〉，授權政府立即執行（國府卻於7月4日才正式發布全面戡亂令）。國務會議順利實行剿匪總動員案，蔣認為「此為政治上對共鬥爭勝利之基礎。」 國軍於此年開始，對中共的戰略較為積極，採逐次殲滅的戰略，惟仍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於東北戰場暫取守勢，集中兵力，先殲滅關內共軍，繼再徹底集中兵力，殲滅東北共軍。關內作戰，採重點攻勢，先摧毀陜北延安中共老巢，削弱其國際地位，在東北戰場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因應戰局需要，1947年3月，將第一、二、十一、十二戰區，分別改為西安綏署、太原綏署、保定綏署、張垣綏署，嗣後撤銷徐州綏署及鄭州綏署，徐州設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另於鄭州設指揮所，開始全面作戰之準備。7月14日，蔣電示國軍剿共戰術，認為中共以「避強擊弱」的戰法，國軍不易覓獲中共主力所在，不克如期決戰，共軍避免決戰目的在專尋國軍的弱點，國軍應主動出擊，且部署要周全，使中共無隙可乘。 其後國軍軍官訓練團印製〈國軍如何纔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務〉（1947年6月5日），頒訂「制定剿匪作戰四大守則與六項要目之密令」，再度強調積極攻勢、行動祕密與迅速機動的重要。
此外針對各戰區的情形，蔣分別函電指示，電王敬久等師長關於魯西戰術，在力行布置陣地，構成火網不可突圍。 對於重武器問題，第五軍邱清泉認為裝備太重，行動遲緩，錯過戰機，不能達到進剿的作用。蔣則認為：「重武器如一時不易留後，亦須編配在一個旅之中，而將其他兩個旅完全成為輕裝備之機動部隊，方能適合目前戰役之要求，希勉強實施之如何。」 在戰鬥中蔣嚴令部屬重視紀律，電青島范漢傑副總司令及五十四師闕漢騫師長，檢討膠東戰局失敗的原因，認為是劉金奎旅長畏縮不前，謊報敵情，貽誤戰機，應即將該旅長撤革拿辦，解京審判。 相繼電顧祝同總司令、范漢傑副總司令、胡宗南、張治中、李宗仁、孫連仲、傅作義、閻錫山各主任等，要求國軍官兵駐軍時要特別警戒，嚴密防範，進剿時加強情報蒐集，應注重夜間戰鬥與夜間行軍，勿蹈昔日過分注重形式，被動遲滯之覆轍，畏縮不前，任中共逃逸，貽誤戰機。蔣常指示戰術包括口袋戰術、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等，要求防守時必有轉移攻勢陣地，進攻時必須準備守勢陣地等，此時國軍的戰略除積極進攻外，也採取守勢，固守交通線。
蔣在籌畫戰局時也注意中共內部之發展，閱讀《共黨整風文集》後在9月6日記到：「閱讀《共黨整風文集》，視為至寶，不閱此集，不能認識共匪之堅強，亦無法消除共匪之禍患。」 同時為因應戰局發展，實施「分區防禦」和「總體戰」新的戰略，所謂分區防禦是一種「聯省剿匪」的防禦方法，蔣強調：今後的戰略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分散兵力做全面控制，為了打擊共軍牽制國軍的陰謀，對若干據點，有時不能不暫時放棄，俾能集中兵力，機動使用。改變過去有進無退，重地輕人的觀念，改正過去到處要守，到處挨打，處處設防，處處薄弱的弊端，集中力量削弱共軍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