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危機與出路（思想9）

致讀者

《思想》前一期以「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為專輯；本期《思想》又邀請四位作者，針對「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展開討論。論者會質疑：這份刊物為甚麼對「解嚴」如此喋喋不休？
我們所關心的，當然不是解嚴這個具體事件本身，而是這個社會一旦擺脫了威權政治所施加的束縛禁錮，前路操之在己，成敗得失要由自己負責了，其成果就格外值得理解和檢討。特別就思想、文化而言，瞭解解嚴前後的變化得失，更有助於彰顯台灣的思考主體，究竟具有多少思想資源與自我意識。
本期關於文學狀況的幾篇檢討，都明確指出，文學與解嚴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創作自由問題。解嚴以前，台灣的文學意識之澎湃，已經預告了新的多元主體正在浮現；解嚴之後，社會的多元自覺與運動，更為這種意識提供了莫大的動力。解嚴前後，張錦忠先生所謂的「後浪新潮」自西方湧到，與島內自發的身份認同潮流匯合，一時之間構成了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眾聲喧嘩。但是，喧嘩之後留下了甚麼樣的作品，幾位評論家的評價，似乎仍是期待多於肯定。
文學領域的經驗顯示，解嚴固然帶來了較為開放的氛圍，但即使加上外來觀念的刺激，還需要有社會的動能來支撐鼓動，才能共同構成文學的熱鬧局面。不過，即使局面已經成形，若是作家本身沒有能力善用局面，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還是有限。解嚴云云，對於文學的意義不會很大。
解嚴當然滿足了自由主義的長期期待，可是實情說來諷刺，在台灣，解嚴居然構成了自由主義的致命考驗：隨著解嚴，自由主義也就喪失了動力；而在中國大陸，雖然無所謂戒嚴解嚴，自由主義作為思潮也提前宣告式微。這個情況，本身便需要理解說明。「自由主義的處境與未來」筆談，在上一期發表四篇台灣與大陸學者的觀察分析之後，引起了海內外的矚目。本期繼續刊登同題另外五篇筆談文章，分別由大陸、香港及台灣學者執筆。有興趣的讀者，無妨將前期及本期的文章並觀，認識問題的全貌。中文自由主義的衰落，當然有外在肇因，不過其本身的體質羸弱、視野狹窄、與社會動態隔絕，也是必須承認的缺失。這個情況，是不是會隨著大家的相關討論增加而改善，只能拭目以待。無論如何，我們歡迎讀者加入這場筆談。
自然，解嚴並不是我們關切的唯一議題。論及本期的精彩文章，要請讀者注意「思想鉤沈」這個欄目裡面的四篇珠璣之作，各自把我們的視野向著意外的方向開展。台灣知識份子為甚麼不曉得許壽裳這個人物？台灣的咖啡豈是始自星巴克？自由主義者豈能不細讀嚴搏非先生所談的波蘭尼《大轉型》（即是唐諾先生筆下的博蘭尼《鉅變》）？而廖美小姐生動呈現的赫緒曼，為甚麼能夠出入於經濟發展、政治經濟學、政治思想、以及繪畫之間？（廖美提供赫緒曼的自畫像照片，把其人與其藝同時帶到讀者眼前。）這些話題與思路的出現，令《思想》所涵蓋的景觀超出了台灣的逼仄當下，眼界陡然寬敞、繁複、明亮了許多。
更有助於開闢新視野的作品，當推黃宗潔小姐對台灣動物書寫狀況的介紹。這個主題的重要性日增，可是相關的研究還很少。有此一篇在手，讀者可以掌握台灣動物寫作領域的狀況與得失，甚至於認識到所謂的「混和共同體」如何容納著各類人等與動物、植物乃至於生態系統。一如「思想」通常侷限於人類，文學對這個共同體的重現與理解，顯然還有著嚴重限制。
本期《思想》還有兩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章，卻都不是直接談論當年那場事件，而是探討今天有關二二八的三種主要論述、以及針對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這本大有影響的二二八見聞錄的批評。吳乃德先生一本一貫的關懷，檢討族群衝突論、國家暴力論、以及冷戰結構論三種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吳乃德文章的動人與懾人，正在於他為這個議題開拓了一個關鍵的道德面向。郭譽先先生的書評或許不能說服每一位讀者，不過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卻不能迴避。這兩篇文章性質迥異，卻都屬於一種「後設」性質的討論，即檢討我們如何理解與敘述二二八事件，是有其獨特的意義的。
最後，感謝余英時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兩位在華人學術與藝文領域廣受敬重的人物，願意在本刊發表他們的新作。他們的賜稿，相信會鼓勵更多的作者與讀者參與本刊的努力，促進中文世界思想的蓬勃發展。

後解嚴台灣文學 唐諾

這是朱天心喜歡的，納布可夫的一番話，沒辦法完全做到但心嚮往之——「我對自己不太在公眾場合亮相很感自豪。我一生中從沒醉過酒。我從沒使用過4個字母組成的學生詞彙。我從未在辦公室或礦井幹過活。我從未屬於任何俱樂部或團體。沒有任何教條或派別對我有過什麼影響。沒有比政治小說或有社會意圖的文學更令我感到乏味的了。」
還有另一次談話。「問題是不管多聰明多人道的政府也無法發動偉大的藝術家——儘管一個壞政府可以殘害、貶低並壓迫他們。我們也必須記住——這很重要——在所有類型的政府底下都能開花的人是庸俗的人。」
先說明一下。很可能是因為我個人對當代台灣文學的印象和有限的理解嚴重的偏向創作者這一端，生命際遇使然，我認得的人，相處的人十之八九皆屬於一線的，現役的小說和寫者，當然更可能就只是我個人的固陋或疏失而已。說真的，我一直不知道也沒聽說過有所謂後解嚴文學的存在或者類似的說法，我也想不起來解嚴這樁歷史大事(它當然是歷史大事)曾經成為創作者之間的重要文學話題乃至於書寫的爆發性鼓舞力量驅動力量云云。按道理說，書寫者對於加諸自己身上的束縛是最敏感的，對於獲取自由終於可以放手把自己長期想寫想說的釋放出來，其感受是很強烈的，很直接的而且還是具體的，比一般正常公民還多一層職業性知覺才是。以至於我第一感的感的反應一直到此時此刻還揮不開──用1987年這個解嚴儀式日子的時間斷點來回憶過去這二三十年台灣文學的書寫形貌是否有意義？是否又一次強加意志的忽視著文學書寫這一側自身的線索和真實煩惱真實處境？這是不是太理所當然的命題呢？
然後我想起另外兩件事：一是早年讀博蘭尼歐洲經濟史記得的。博蘭尼指出來，在工業革命的大爆炸歷史時刻，獨獨法國的經濟進展找不到陡然拔高的那個「起飛」點，它很奇怪就只是一道持續向上的平順曲線，大爆炸的能量彷彿被消化於法國的小農經濟，法國遺產繼承可演化的土地占有方式云云，由此反而顯示了法國的獨特面向和其真實內容；另一個說起來比較扯不登大雅之堂，是推理小說世界的，典故出自於福爾摩斯探案的短篇〈銀斑駒，一樁三更半夜裡發生的謀殺案，福爾摩斯問了這個關鍵問題：「奇怪的不是為什麼深夜裡傳來狗吠，真正奇怪的是，為什麼狗沒有叫？」
我試著從這兩件事來想解嚴和台灣文學關係這個命題。
首先是自由。解嚴當然帶來了更大更完整，或者比較正確的說，有了保證的政治性自由，而自由又恰恰是文學書寫最重要的東西。之所以如此重要，用納布可夫的概念來說是，其他的他都可以而且應該自備比方說天才，惟獨自由他得乞助於外頭世界的供應以及合作。然而，對於一個以文學為志業而不是以政治為志業的人而言，他的自由計算式子不可能這麼簡單這麼概念性的可分割。一方面，他的自由其實是總量性的，是整體加總起來的結果，由此構成了他書寫的真實不欺處境；另一方面，不只是自由數量的問題，還有自由質量的實質內容問題。如果我們談的是文學，所謂自由的質量便得由書寫的需求，由它和書寫的緩急輕重遠近關係來決定。我說的是，文學書寫並不是放空自己。跟隨在後頭的追逐者反映者記錄者，它既沒法這麼輕靈，也不這麼沒主見沒自我意志。事實上，文學書寫有自身的主體性，有自身的專業要求，更有非眼前一時一地的時空來歷和節奏(說嚴格些，它並不隸屬於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以及自身的經常性工作和長期想的事。即便它要反映要記錄，根據的也是自身的認識世界方式和構圖，有其獨特的記憶、關懷和焦點，而不是報紙版面編排的一般性規則。也因此，它可能在某一事上頭遲滯徘徊得更久，如葛林所說收屍體的「殯葬業者」，在所有人失去了興趣離去後單獨留下來撿拾，並被某些腦子簡單的人斥為懷舊保守；也可能卡姍德拉式的遠遠超前，憑藉著書寫的穿透力量和預言力量，或者更簡單，憑藉著記憶，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尚未發生的記憶。比方說同性戀問題少數族群問題，在眼前這個國家可能是未來，然而在另一個文明時間表不同的國度，在參差繁富的人類歷史裡卻早已一再發生並已支付出悲慘不一的代價。事實上我們更常看到的是，這樣對已逝事物的流連和箭矢一般直射未來係一起存在同一部作品、同一部小說之中，這不是誖論，而是一種必要的時間縱深，以至於我們試圖以現地性的所謂保守╱進步去丈量它解釋它(我們天天犯的錯誤)總是弄不清的。文學書寫者同時擁有著一個文字共和國的公民身分、如米蘭‧昆德拉指出來的，小說是全歐洲，全世界的產物，「只有在這樣一個超國家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價值(也就是他的發現的意義)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
政治的大事因此通常不會就是文學的大事，集體的大事也不會就是個體的大事，這不一致有其積極性和豐碩性，才正是文學書寫珍貴存在的理由。對文學書寫者而言，某一本書的突然寫出、引進和意外被閱讀比方說像《百年孤寂》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所打開的視野及其想像自由，比起四年可投票選總統一次當然更實質也更深刻而且具有弧度；某一個出版環節的急劇變化比方說連鎖書店的出現並全面統治，或甚至看似更微不足道沒出息的，報紙副刊的萎頓和稿費的數十年如一日(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政治版面的擴張和變得如此精采好看)。也可能讓政治解放所衍生過來那一點自由輕易的化為鏡裡花水中月。
年前，日本當前中社世代的最好一批小說家悄悄造訪過台灣，其中剛拿下三島由紀夫賞，被譽被下一個日本文壇旗手的星野智幸，被問到他瞄準芥川賞，一舉確立代表性地位的下一部小說寫什麼，星野告訴我們，題材正和出版當局相談拔河之中。是的，以他目前的成就和位階，仍沒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自由，還不止如此，小說長度也嚴格限制，絕對不可以超過兩百張日本稿紙，約8萬字。
這個讓所有在場台灣小說家嚇一跳發現自己原來如置身天堂的實例，可供我們對自由總量的問題再多想一下──日本，政治上是個民主完成的國家，但時至今日仍是個自由總量相當有限的社會，包括蛛網般穿透每一生活層面的大商社大財團勢力及其商品，包括日本人對傳統規範和秩序的過度馴服，包括日本人奇怪的小國閉鎖心態和揮不去的歷史悲情及其危機感，等等等等。彷彿恰成對比的，台灣過去在政治的一角留有禁忌，但社會層面的解放卻早已展開來，很多事發生得比政治解嚴早，既不是解嚴所「給予」的，因此也難以用解嚴來說明；甚至，我們很容易察覺台灣社會一直「多出來」某種狂亂的、放縱的，誰怕誰的自由，來自於信仰、信念和價值的幾近全面崩解和逃散(也發生在戒嚴者自身)，瀰漫著一股虛無味道，你也許不喜歡這樣，或有道理沒道理的憂心它，但成分上這確實仍是自由沒錯。
事未易察，理未易明，對像我這樣年紀且努力不修改記憶的人而言，實在很難去枝去葉的，當它是個乾淨清爽的「一個」概念去看待台灣這一趟解嚴，更無法也厭倦於神話它。太多事情發生了，而且最主要的，我所經歷的、我所看到的是，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進展幾乎一無例外的總是遠遠走在政治之前，進步的、驅動的都在這裡發生，這其實是人類歷史的通則，只是在台灣更明顯、間距更大；解嚴的宣布，純就彼時的政治形勢而言，也許是有某種超前的成分，我的意思是政治上反對、挑戰的力量確實並未大到、成熟到逼國民黨非立即放手不可，這裡頭的確有著人包括主政的蔣經國自身的醒察和對未來的主動判斷，但若我們把它置放回寬廣的社會面來看，誰早一點誰晚一點不一樣都是落後的？這樣的爭辯尤其是其中隱藏的功勞和解釋權的爭奪實在有點好笑。
願意的話，也許我們儘可像休謨那樣子討論，事物的先後順序是否就是其 因果關係？但怎麼也不至於倒過頭來說是後來的拉動前面的。
某種大而化之的影響自然還是會有的，只是不可以想當然耳，台灣文學，尤其小說部分，1990年代的確出現了可惜不夠長的書寫榮景(姑且就稱之為榮景吧)，我個人對此評價非常高，只可惜台灣在世界小說地圖上位置的不明，尤其華人世界的「配額」又被苦難甦醒的中國大陸奪走(又一個政治凌駕文學的實例)，未能得到名實相符的注目。但究竟這是萬山不許一溪奔的乍然釋放開來呢(想像一下我們的小說家都備好一堆禁己題目或寫好了放抽屜裡苦苦等著)？還是連續性的，恰恰好一個世代的書寫者正好步入他們書寫的高原時刻呢？這端看我們對此榮景的理解和描述。一般而言，文學外頭的人會傾向於外廓的、整體印象的，從其社會聯繫關係和意義來看，因此比較容易注意到題材的橫向伸展和涵蓋，不必真的去讀小說就可以討論；但文學內部，尤其是書寫者自身，太知道彼此的實際斤兩和把戲了，則傾向於一本一本來讀。一個精采的，令人興奮莫名的文學時刻，可能就只是那兩三枝好筆、間歇性的三五本好作品參差問世這就是了。書寫的個別性及其艱難耗時本質，使他們對一般性的熱潮現象本能性的保留，不相信有行道之人都寫好小說，「六億神州俱堯舜」這種形態的文學天堂日子，更加不信任可以穿花蝴蝶般寫東西的人。熱潮和海浪，第一批打上岸的通常只是垃圾，所以納布可夫（我們今天納布可夫到底）在被問到法國的「新小說」現象時，他的回答是：「我對團體、運動、流派之類的東西不感興趣。所謂『新小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不過，法國倒是有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存在，他叫霍華．格希葉。他的作品被好用陳詞濫調的一群塗鴉者模仿了；虛假的標籤有助於這些人的商業行為。」
如果你真的一本一本小說讀，如果你知道台灣有一段時日小說有多好，你很難說那是拜解嚴之賜而不是一個個書寫者日復一日的不放鬆自己，那是輕忽了文學書寫之難，也是對這樣書寫者的不尊敬。
波赫士喜歡談時間，認為時間才是一切美麗之謎的真正核心。如果，我們可以嘗試著問下去。如果1987年的解嚴的確開放給文學書寫一些曾經的禁地從此可自由進出，那麼，究竟將再經過多少時日，書寫者才可望消化下它從而熟稔的、恰當的、有感的掌握它使之有效成為文學？還有，我們可能也得持續再問下去，何以1990年代的好光景不是想望中的進一步打開並結實纍纍？在當前這樣什麼都可以寫也敢寫的多樣化外表下，何以文學的實質面貌反而如此疲憊乏力而且單調單薄？朱天心最近有篇短文正面說到這個，我相信她是筆下留了情了，她說的是，年輕一輩的、崛起中的書寫者，「壞都壞得一樣」，就連「好也好得都一樣」。
如此，我倒不是認為今天回頭來想解嚴和文學是沒意思的，我只是隱隱覺得這兩者的關係應該倒過來才是，不是函數一對一關係的倒過來，而是各自成為主體且各自平行進展的倒過來，因為這牽涉到兩者不同的時間來歷、內容和說明能力。解嚴能說明文學書寫的不多，倒是從文學尤其是小說具體的、實物實人的、細節的而且日復一日的呈現和詢問思索，這些，有意識的很好，無意識的可能更好更豐碩更乾淨公平，有機會為台灣終歸有其獨特性的這趟解嚴裝填內容，揭示出1987年之前以及以降這一場究竟怎麼回事？我們做了什麼？強調了什麼？乃至於獲取了什麼以及可能失去了什麼？整整忽焉廿年後的此時此刻此景，我們有義務比較正確的回憶它，趁我們都活著，免得後來的人只從一般性的概念去認定它，並且只從政治性的不實傳言去理解它。
說到底，文學是白紙黑字已寫下來的東西，它揭示並說明自己，有著相當程度的抵禦時間能耐，有讀懂沒讀懂的問題，倒沒有太多改動捏造的問題，時光流逝有遺忘也有清滌性的水落石出效果，時間不見得不利；倒是解嚴做為一個歷史事件，這兩個莊嚴的字並無法說明它自己，它很容易而且正在進行著種種裝填和更換，尤其，這樣一個如此莊嚴的名字，根本上就有去除蕪雜的、零亂的、不堪不光采的真相，自動淨化自動神聖化的傾向不是嗎？
今天，做為《思想》雜誌主人之一的錢永祥老師人也在場，也許他也有義務說給我們聽，比方說何以本來應該是交還給我們禁錮中消極自由的1987年解嚴，卻還是不偏不倚掉入了某些積極自由的、教我們該如何自由才對的典型自由陷阱之中，成為新的集體枷鎖新的不自由，從而也使得解嚴開放給文學那些個政治禁區變得更難寫更森嚴，不只問作品本身，還試圖穿透書寫者的私人空間。沒有這樣嚴格的、專業學養的，總是有點討人厭的牛虻聲音，我們，一如當前這樣，只會被懶惰的、化自由為舒適的流俗意見所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