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代的文物考古，
出土了大量的織物、飾品、陶銅金銀玉器、壁畫和畫像石刻等等，
炫麗的色彩得以重現在世人的眼前，
使我們有機會捉捕到兩千年前的真實光影。
歷史現場的炫麗，雖然可能只是部分恢復，
但是我們可以用想像去填補失色的部分，
再現歷史風華。
今天的歷史研究和書寫者，很多忽略顏色，只習慣專注於文字材料。這不是他們對顏色無感，而是文字本身無形中造成了無意識的習慣和局限，將色彩排除在思考和關注以外。
邢義田院士多年來親身接觸秦漢考古出土的原始文物和圖畫，繽紛、炫麗、鮮活的文物，讓人感覺到兩千年前的世界，離我們並不遙遠和冰冷。《古月集》收錄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並採用一千三百餘張珍貴圖片，一方面為文字論述作證，一方面也拉進讀者和秦漢的距離。
全著分為四卷：卷一是「漢代的簡牘」；卷二是「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卷三是「皇帝、官僚與社會」：卷四是「法制、行政與軍事」。四個主題收錄一起，方便讀者一探在其他固守傳統研究領域和方法的論文裡被忽略之問題和面相，為認識古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找到新的可能。
卷一「漢代的簡牘」，簡牘文書可以說是秦漢官僚行政最直接的物證，全卷分為「研究」和「述舊與資料」兩部分。研究部分大半和居延漢簡有關，兼及新出土的簡牘；述舊和資料部分，主要是依據檔案和口述，記錄前輩研究和保存居延漢簡等文物的功勞和過程。
作者：邢義田
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秦漢史、古代中外交流史、羅馬史。出版有《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一：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三：簡牘、畫像與傳世文獻互證》、《秦漢史論稿》、《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古羅馬的榮光》、《天下一家》、《地不愛寶》、《治國安邦》、《畫為心聲》、《立體的歷史》、《畫外之意》等。
自序 為歷史稍稍上色
原序
卷一 漢代的簡牘
簡牘研究
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居延出土的漢代刻辭箭桿
「秦胡」、「中國」、「秦人」與「漢國」小議——讀新出居延漢簡札記
漢簡、漢印與《急就》人名互證
讀居延漢簡札記——物故、小家子、寺廷里、都試、治園條
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
漢長安未央宮前殿遺址出土木簡的性質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
一種前所未見的別券——讀《額濟納漢簡》札記之一
羅馬帝國的「居延」與「敦煌」——英國雯都蘭達出土的駐軍木牘文書
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明代木牘試釋
述舊、資料整理與調查
勞榦院士訪問記
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
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
對近代簡牘著錄方式的回顧和期望
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1988-1993）
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近況簡報（1998-2000）
《居延漢簡補編》序
《居延漢簡》第一冊前言（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第二冊前言（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第三冊前言（簡牘整理小組）
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自簡牘帛書的研究成「學」以來，簡牘的重量和體積似乎是一個還不曾被討論過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無關宏旨，其實關係不小。以下不妨從一個東方朔的故事說起：
朔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漢書．滑稽列傳》東方朔條）
東方朔上書，用牘三千，公車令二人勉強搬動，進呈武帝。三千奏牘堆疊起來體積龐然，奏牘起首的部分顯然堆在上層；武帝從上方讀起，兩個月才讀完。班固在〈東方朔傳〉贊裡說，世上傳言東方朔的滑稽故事多不可信，須特別花功夫甄別，可信的才入傳。三千奏牘一事不論是否可信，無意中透露竹木簡牘的重量和體積，不論在搬動或閱讀上，可以造成習於用紙的今人難以想像的問題。學者早已利用這個故事中「乙其處」之語，說明古人閱讀時的注記習慣，卻忽略了這三千奏牘重量和體積的意義。重量和體積如何左右文書的形式、存放和管理，就「簡牘文書學」或古代文書檔案管理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基本課題。
一、史語所藏簡牘重量和體積的測量
近數十年來，湖北、湖南等地區出土很多戰國或秦漢簡牘，出土時多泡水，為保存不得不脫水和用藥劑處理。重量和體積都因而發生變化。居延和敦煌出土的簡牘情況不同。這些木質為主的簡牘保存於沙土之中，因長期乾燥，重量變輕，形體或稍收縮，絕大多數大致保持原狀。例如漢一尺約 23 公分，現在一標準尺寸的簡仍多長 23 公分左右，可知收縮有限。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 1930 年代發掘的一萬餘枚居延漢簡。其中十餘枚為竹簡，餘為木簡。史語所漢簡整理小組過去曾全面整理，測量了簡的長寬厚，唯未留意重量。目前整理小組已經解散，一時無法再進行全面測重。去年（2005）底和今年初，我利用機會抽樣測量了少數簡。現在將測量數據公布（附表一～三），供大家參考。
測量樣本中較重要的是兩件完整的簡冊。史語所珍藏編繩和編簡都完整的簡冊兩件，一件是由三簡編聯而成的 57.1 號簡冊，另一件是 128.1 號由七十七枚簡編成，迄今最長的漢代簡冊，也就是通稱的永元器物簿。這兩個簡冊除了編聯簡數和長度不同，基本形制一致：第一，使用的簡都是長約 23 公分或漢一尺，寬約 1 公分，厚約 0.2-0.3 公分的典型木簡；第二，編法上都使用兩道編繩，簡側都沒有契口。漢代文書的重量，除了簡本身，還有編繩。絕大部分漢簡都失去了編繩，即使簡冊得以復原，整冊的重量仍不易準確估計。因此這兩件帶編繩簡冊就特別有意義了。
兩件簡冊在史語所陳列館中長期展示。2005 年 12 月 26 日因調整展櫃，展件暫時送回考古庫房。我得到庫房林玉雲小姐的協助，於 27 日上午在倉庫第一次對這七十七枚組成的文書冊進行測重。測重工具是一台專供實驗室使用，靈敏度極高，美國 Denver Instrument 公司生產的 XJ-2100 型電子磅秤。秤得重量為 243.63 公克。這包括七十七簡和所有的原編繩。
為了安排攝影，到 2006 年 1 月 3 日上午才又測量 128.1 簡冊體積。單簡一枚長 23.3-23.5 公分，寬 0.7-1.3 公分，厚 0.2-0.3 公分。簡冊的簡體部分（不包括一側多出的編繩）全長 90 公分。原簡冊上附有一條紮繩，一頭打有兩個結。我們沒有解開結，現有紮繩長度展開後長 57 公分。
因為想知道簡冊捲起後的體積，林玉雲和我曾將 128.1 號簡冊捲起來。我們從文書開頭的一端開始。這是考慮到整組簡冊是由三組不連續的編繩編聯在一起，尾端有相當長多餘出來的編繩，可供繼續編聯之用；簡冊捲起時，留有多餘編繩的尾端原應在簡冊的外層較為合理。當然不論從那頭開始捲，都不影響重量和體積的測量。捲好後，整個成捲的簡冊從一頭看，有些扁塌，呈橢圓形。上下直徑為 7.5 公分，左右直徑為 9 公分，平均 8.25 公分。有了長度和直徑，這一捲簡冊的體積即可大致估算出來，在 1250 立方公分左右。
57.1 號簡冊由楊德禎小姐於 2006 年 1 月 9 日測重，三簡加編繩共重 11.38 公克。如果拿這三枚簡的簡冊和 128.1 簡冊的重量比較，可以發現 128.1 號簡冊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 3.16 公克，而 57.1 號簡冊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 3.79 公克。如果將兩件簡冊共八十簡（77＋3）加編繩的重量平均計算，則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 3.19 公克。木簡重量因質材、厚薄、長短、寬窄頗有差異。我們曾任取形式一致，簡體完整，各書寫一行字的八枚簡作為抽樣樣本，測量結果長度在 22.6 至 23.7 公分之間，寬在 0.9 至 1.4 公分之間，厚在 0.24 至 0.53 公分之間，平均重量為 4.035 公克（附表三）。換言之，這八枚簡的平均重量反而在上述兩簡冊帶編繩各簡的平均重量之上。影響重量差別的一項因素是木材種類；種類不同，木材重量差異頗大（附表四）。
此外，同樣大小的竹簡和木簡，重量並不一樣。這有兩點必須考慮：第一，不同的竹木材質原含水分比例應有不同，分析竹木簡重量應考慮竹木的品種；第二，目前掌握的樣本經過二千多年乾燥，早已脫去不同比例的水分。除非經由實驗，找出不同品種竹、木的脫水比例常數，否則難以完全準確地復原原重量。我們現在測重，其重量必較漢代使用時為輕，這是使用本文數據時，必須放在心上的。
史語所藏居延漢簡中有少數為竹質，我們挑選了形式一致，基本完整的漢尺一尺的竹簡十二枚測重。每枚重量輕則 1.59 公克，重則 5.03 公克，差別不小；十二枚平均約重 2.616 公克（附表二），而木簡則平均重 4.035 公克（附表三），木簡明顯較寬、較厚，也較重。一枚木簡之重約是竹簡的 1.54 倍。不過這並不表示新製好的竹木簡在重量上有這麼大的差別。可惜我們沒有設備和人力作進一步更精細的測定。
為了能作些初步實驗，2006 年 7、8 月間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的考察隊到居延漢簡出土的額濟納河沿岸考察，我刻意尋找了漢簡主要的木料來源—胡楊和紅柳。在額濟納河沿岸仍生長著成片的胡楊林或零星聳立在大片黃沙中的胡楊樹，在戈壁上和遺址旁則不時見到零散分布的紅柳叢。我採集了木料標本，注意到胡楊枝榦雖較粗較高，木質遠較屬灌木類的紅柳疏鬆。紅柳枝榦質地極為細密堅實，相對重量要比胡楊重得多（附表四）。同樣大小的木簡如果用胡楊或紅柳製成，即使經過乾燥，重量相差很多。額濟納河一帶目前已見不到松樹。居延漢簡有不少松木製的。考察時在漢代遺址中拾得一些松木標本。松木木紋清晰，色澤和胡楊、紅柳也不同，不難辨別。松木質地較接近胡楊，不如紅柳堅實，重量也明顯較輕。
回臺後，請人將胡楊、紅柳和松木標本依漢簡的一般長寬厚切割成簡（23.13×1.18×0.34 公分）。紅柳標本是我用小鋸自紅柳樹上鋸下。胡楊標本因胡楊樹太高，最低的樹枝都在一人伸手所及的高度之外，只能撿拾地上斷落的枯枝。松木標本是自遺址中撿拾而來。因額濟納河當地已無竹子，我用臺灣所產新鮮未脫水的竹子作成同樣長寬厚度的簡。這些標本簡因本身材料性質不盡一致，乾燥程度不同，由此得來的數據並不能符合嚴格的實驗要求。這必須先聲明。此外，還有一點必須說明，切割竹木簡時雖用了較精準的雷射刀鋸，希望切成的長寬厚度盡可能一致。事實上，因為材料的軟硬和紋理，切出來的每一簡在長寬厚上仍有些微差異（附表四）。因此，重量和體積僅能以平均值作相對性的比較。也由於這一番切割的經驗，才知道古人沒有近代工具，要製作出光滑平整，大小厚薄一致的木簡，尤其如果是紅柳木，很不容易。當時應僅能做到大致相近的長寬厚。以竹木簡的切割相比較，由於紋理性質不同，相對而言，切削竹簡要容易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