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

包樂史（J. Leonard Blussé van Oud-Alblas）

萊登大學榮譽退休教授（Emeritus Hoogleraar, Universiteit Leiden）

使用華文及西文文獻從事研究的新一代華人學者中，康培德有屬於其一席之地。藉由比對歷史素材與臺灣原住民的口傳資料，他不只重建島嶼的歷史地理，還讓今日已遺忘的歷史人物發聲。
1970、80年代以來，立基於多學科領域的新臺灣史學派逐漸成形。攸關臺灣的歷史書寫，強調過去四百多年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先驅，係如何拓開島嶼的精采故事。這樣的敘述並沒什麼不對：開拓中國「東方荒野」（假設我們接受此一詞彙）的歷史本來就值得關注，且此敘述為島上兩千多萬住民相當獨特的歷史認同，提供了不可闕如的證據。1949年，共產黨接手中國大陸，經歷19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後，許多屬於宗教信仰領域的文化特徵看似已在那裡消失殆盡，但在臺灣仍存活下來。近年來，福建省許多遭忽視或半毀的宗教場所與寺廟能再修復，主要得感謝臺灣人投入的大筆金錢與奉獻，以及個人的努力；島民與中國大陸遠祖故鄉間的宗教連結因而得以保存下來，並能持續維持著。
過去數十年來，學者逐漸注意到平埔族群在臺灣西部平原農業開發過程中的重要角色。雖然過去數百年來，這些部落已遭人數優勢的漢人移民所吞噬，不過今日仍能在零星四散之處找到其文化遺緒。
藉由細心篩選舊有與新發現的材料，康培德屬於擴大並深化我們理解臺灣社會各類混合文化現象的歷史學者之一。不過，康培德帶給我們的更多：作為一位在花蓮的國立大學任教、學術背景為歷史地理學的學者，其研究拓展至東臺灣；十九世紀時當地大多仍在華人的勢力範圍外。透過嫻熟運用荷蘭時期的書面資料，康培德不只重建當時「後山」的地景，還指出卑南覓（今日的卑南族）的君主係如何運用與荷蘭人間原有的結盟關係，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遭國姓爺鄭成功此一傳奇人物於1662年逐出臺灣後，繼續拓展成對周遭部落的支配。
多虧康培德的細心爬梳，如今早已消失殆盡並遭眾人近乎遺忘的馬賽人部落，當時係如何在臺灣北部與東北部的交易網絡中扮演關鍵要角，才得以重見天日。本書針對該部落以及頭人的詳盡個案研究，將族人描繪成社會、政治變局下的能手，為臺灣史較少觸及的領域注入新氣象；此方面康培德本人可算是先驅研究者。

歐陽泰（Tonio Andrade）

艾文理大學歷史學教授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Emory University）
過去20年來，學術界對臺灣南島語族早期歷史的研究有了重要進展，當中康培德為少數重要的學者之一。從1996年針對南部平原西拉雅人研究的博士論文，到今日這本著作，其著作大量增加了我們對早期臺灣史的理解，特別是有關荷屬時期此階段。
我首次遇見康培德是在1994年夏季，在我選修的一堂明尼蘇達大學荷蘭語課程上；那是當時我在美國所能找到的唯一一堂荷蘭語課程。當修課者彼此自我介紹時，我很驚訝竟然有名來自臺灣的學生。他說修讀荷蘭語是為了研究早期臺灣史時，能閱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史料。因為我本人也是為了能閱讀荷屬東印度史料而來修讀荷蘭語，基於共通的興趣，我們很快即成為朋友。
康培德雖然專攻地理學博士學位，但他明白為了掌握福爾摩沙南島語族的過去，得像歷史學者般去使用史料文獻，奠基其學術的其中一塊基石則為荷蘭語，特別是十七世紀的古荷蘭語。除了如歷史學者般對史料文獻的重視外，康培德另有其他兩個特點；一是敏銳細緻的理論概念：從一開始設其治學特色即善於利用來自眾多領域的理論見解。另一個特點是涵括殖民偶遇下不同主體立場的人文意識，像是荷蘭人、隸屬不同社群的南島語族，以及其他將十七世紀福爾摩沙視同新家園的移民者，特別是來自東亞大陸福建南部的人群。
這三點特色：荷蘭文獻史料、理論概念的實踐、溫厚的人本主義關懷，都充分顯示在這本集七篇論文編織而成一整體的新書中；當中，一項重要的主題是殖民統治與在地營力之間緊張而微妙的張力。
近數十年來，研究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歷史學者多聚焦於土著營力，此一趨勢應係由人類學者James C. Scott的所首創。康培德此書部分內容與此趨勢類似；不過，書中亦獨樹一幟地專注於各方力量在殖民均勢下的局限性。
荷蘭東印度公司將其控制擴展至臺灣西南部時，即察覺其軍事武力的能耐僅止於此，公司實際上需要與不同的南島語族人群合作；因此，單純的「管控」對應「反抗」此二分法，過於簡單而不足以理解複雜的殖民動態性係如何運作。
本書一開始檢驗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如何尋求理解、分類其屬民（見第一章），接著處理公司官員統治其屬民的各類企圖，相關政策有嚴峻者；如第二章所涉及的強制遷徙，第三章討論的南島語族村社整併嘗試，也有誘騙者；如第四章討論公司試著以何種權力象徵賦予方式來統治其屬民；不過，特別在本書後半部，我們將清楚看見南島語族並非是此殖民偶遇中被動的屬民。作者在第四章出色地描繪出南島語族如何以其方式進一步挪用殖民者賦予的權力象徵物。後續章節相當清晰地顯示：雖然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可能是臺灣最強大的角色，不過其能力有限。在地人群展示其營力的方式，係藉由殖民架構來謀取其自身利益；特別是如第六章提及的Kimaurij社頭人Theodore，即為極佳的例證。
比起從前，今日我們對早期臺灣史的理解已更為豐富；不過，仍有許多我們未知之處，本書即是帶領我們進入南島語族豐富歷史的一本傑出著作。

緒論

我們對臺灣歷史的論述，涉及荷蘭、西班牙、日本時代時，一般多從外來政權的施政作為描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概況與變遷。此一敘述方式，係因留下的文獻材料大多為外來者所記錄，也因而偏向政權施政的角度；不過，政權施政的影響不盡然能直接含括社會或人群的每一日常生活面向，特別是十七世紀的近世初期社會，政權的政治影響力不全然如同工業革命後的時代，後者可藉由技術、組織的創新深化對社會日常面的宰制。因此，如何從社會或人群的角度書寫近世初期歷史，特別對屬無文字社會的臺灣南島語族而言，將是重要議題。
以十七世紀中葉的臺灣南島語族為例，我們大多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材料來了解其歷史，因此我們所認識的當時歷史，多多少少會著重於諸如征戰與歸順、宣教改宗、地方會議、村社首長制、村社戶口調查、年貢制度、贌社制度等公司加諸於南島語族的施政作為，去理解當時的歷史與變遷；透過統治者與書寫者的立場或角度，來形塑了我們對所謂「殖民史」的想像。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在臺灣本島沿岸沙洲建立商館後，島上的南島語族治理並非其首當其衝的要務。一開始，除了眾所周知的改革宗宣教師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積極地與新港社住民接觸，並嘗試影響其社會文化外，東印度公司歷任在臺最高行政首長，重心多以如何完成建立公司與中國沿海的貿易為主；一直到1629年就任臺灣長官的普特曼（Hans Putmnas），透過與鄭芝龍為主的海商勢力妥協，換取對方貿易船隻前來大員交易後，公司的「中國貿易」自1634年起才逐漸穩定。此時，東印度公司開始藉由與結盟的南島語族，一同透過武力征戰島上其他村社以擴張其影響力，並重新審視臺灣本土鹿產交易的可能利潤後，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南島語族的互動，才開始進入較密集的階段。
1636年，東印度公司透過武力征戰與南島語族間的口耳相傳，成功地把今日嘉南平原與高屏地區的村社要人、長老招來大員商館會見臺灣長官，並在新港社舉行歸順村社和約確認儀式。會議中，臺灣長官除了對與會村社代表訓誡和平條約內容，授予每位代表布袍、親王旗與代表公司權威的藤杖外，並舉行目加溜灣、阿猴、放索等社土地主權移轉給公司的儀式，奠定日後學者所說的荷蘭和平（Pax Hollandica）。對比於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地區的其他商館──如麻六甲、巴達維亞、錫蘭等地，臺灣因而成為荷蘭人在亞洲第一個涉及領地控制的殖民地。此一轉變，使東印度公司不可避免地涉入對轄境內南島語族人口的實質統治。我們所熟悉的熱蘭遮城，才從商館的性質逐漸轉型為兼具殖民地領土與屬民的行政中心。
如同北美殖民地時期的原住民，曾在歐洲人資本投資、信貸、利潤競逐等商業利益的論述背景下，建構、想像成歐洲貨物的消費者，以及原住民的「首次消費者革命（the first consumers revolution）」圖像：甫具殖民地領土與屬民管理的東印度公司，面對擴張中的領地與各地形形色色的南島語族，也發展出對臺灣南島語族的特定認知。所謂的「文明人」與「野蠻人」論述所指的對象為何？構成「文明」與「野蠻」的實質內涵是什麼？在公司官員、宣教人員等不同背景的人員心中，有著不同的圖像。至於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南島語族的「文明化」作為，隨著殖民統治亦發展出動態的地理印象，逐漸形成數個文明性程度有別、但呈現出進階秩序的地理空間。
1644年接掌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職的卡隆（François Caron），將公司與南島語族推向更具制度性的臣屬關係。此時，原為歸順村社和約的確認儀式，已成為一年一度的地方會議，並朝向分區舉辦。臺灣長官在歷年地方會議中循循告誡與會村社代表的內容，大略為與地方行政、經濟活動、學校教育等有關的公司施政，並將公司屬意的處理方式分項為10餘條的訓示，於村社首長推派後當眾宣告；如針對戰爭與私鬥、社眾間糾紛、社眾與唐人間的糾紛、未獲公司授權而在村社交易的唐人、學校教育的參與、在地學校教師的生活費，甚至瑣碎到對圈養的狗等。其中，人口遷徙與移住的規範，最晚自1650年起，也成為臺灣長官的重要訓令之一。
臺灣長官的訓令中，規定南島語族人口的遷徙與移住，是需要向東印度公司駐地人員申請；不過，若從山區遷居平地，則無須申請，可自由遷居。這背後，代表公司在治理臺灣殖民地時，對不同性質領地與屬民的假想。早年站在爪哇總督的立場，東印度公司其實有其領地擴張的邏輯，即仿效葡萄牙人，採取所謂的據點策略（entrepôt strategy）──藉由控制主要貿易航道上的據點，掌握交易帶來的利潤。如1640年，總督范迪門（Anthonio van Diemen）先透過征服錫蘭，孤立麻六甲後，再於翌年取得麻六甲，完成對主要貿易航道的控制。但1630年代以來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殖民地的順勢發展，成為名義上轄有大片土地與屬民的組織後，則逐漸對臺灣區分出平原、山地與島嶼的不同想像與施政作為；具體而言，就是離島淨空與山地住民移住平地。此即為何臺灣長官會在1650年起的歷年地方會議中，類似諄諄教誨般地告誡各社與會代表，公司對人口的遷徙與移住的立場為何。
東印度公司同意下的住民人口移住，事後大多牽涉了村社整併。作為殖民地的底層單位，南島語族的村社規模以及村社首長的派任，即成為荷蘭人整併前後的考量。東印度公司在部落整併的做法上，雖然大多會循原有的部落社會網絡與族人的意願，但各地的整併結果，如同前述的移住政策成效，成效不一。到了東印度公司統治末期，移住與整併成為荷蘭人對殖民地空間治理的想像，與地方住民之間的角力。
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的南島語族統治，雖然說依循著異文化接觸、武力征伐與權力鞏固等不同階段；荷蘭人一如其他具備相對優勢的歐洲人，能憑藉其優勢技術、相對穩定的社會組織運作，及對文化符號的優勢操控等因素，擊敗殖民地人民的初期反抗，達成殖民地統治的目的。之後，殖民者即透過統治制度的設立，鞏固殖民地政權。因此，統治制度係如何運作，即為討論、研究殖民統治的一核心議題。
不過，任何制度的運作，需上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互動、搭配，方能落實殖民統治；其中，具體現象如來自殖民或被殖民人群的中介者角色，抽象者如文化符號係如何解讀、操控，則為進一步了解、分析殖民統治時需討論的議題。文化符號方面，當時東印度公司的南島語族統治，透過相關研究，我們已能理解荷蘭人如何透過地方會議中進行的儀式、排場等文化象徵的展演，塑造臺灣長官及所屬人員的權威，並強調其高於一般南島語族與唐人的位階關係。也掌握了荷蘭人如何以貨品實物，透過供應、交換與贈予的互動過程，對政治結盟立場不同的南島語族村社展現彼此在權力位階及親疏關係上的差異。
然而，面對外來統治的被殖民人群並非被動的受體，南島語族如何看待、使用東印度公司針對彼此相互關係所設計的文化符號，顯然不盡然符合荷蘭人原本的初衷。以前文提及的村社歸順儀式、村社首長派任，乃至於日後逐漸發展成形的地方會議為例，此一荷蘭人統治南島語族的制度，其運作需依賴甚為重要的文化符號，即東印度公司頒授予歸順南島語族村社要人的親王旗（prins vlag）與藤杖（rotting）；站在荷蘭人的立場，前者代表歸順東印度公司的圖騰，後者象徵東印度公司在村社層級的行政代表。不過，在此一異文化互動過程中，接受親王旗與藤杖的南島語族，亦有其自身主體的立場，來看待、使用，甚至於挪用荷蘭統治者象徵物的原意。
除了隸屬行政治理的領域外，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屬民的規範與控制，亦發生在屬於社會生活領域的婚姻關係。公司的殖民地婚姻政策一開始即有其特殊的考量，即如何建立以荷蘭式家庭為骨幹的殖民地作為貿易活動的後盾。面對渡洋來到亞洲的歐洲人社群男女比重極度失衡此現實，東印度公司的做法經過一段時間調整後，改成以受過基督教教化的在地女性，來擔任荷蘭殖民地計畫中的妻子、母親等重責大任。透過把將成為荷蘭人妻子的土著女性，包含公司買來預備作為雇員妻子的土著女孩，施予基督教教育以「導正」其思想與行為，待合格後方具備婚嫁資格；此一做法在巴達維亞已有成功的經驗。
不過，荷蘭人在臺灣相爭與南島語族女性牽手之際，尚得面臨渡海而來的唐人相互競逐。此時，所謂公司眼中的「合法」婚姻，已非單純的兩情相悅而已。針對唐人，基督徒身分的有無，是公司承認其跨族婚姻合法性與否的重點。當論及基督徒身分時，荷蘭改革宗教會對臺灣殖民地婚姻的干涉也不落人後。如果說東印度公司官員的想法不脫殖民地商業利益，牧師的想法則是擴大基督子民的版圖，而跨族婚姻的規範與管控則成了其意識形態的戰場。
跨族婚姻終究得涉及男女雙方當事人，共結連理歐洲男性與南島語族女性是否如東印度公司與改革宗教會所規範，則又另當別論。特別是考量到跨族婚姻中的階層性因素時，底層社會的婚姻男女當事人顯然會有不同的想法與作為。母親為新港社人所收留的Tagutel與以士兵身分抵臺的但澤（Danzig）人范勃亨（Joost van Bergen）的分合過程，中間即有著公司官員、教會牧師、殖民地友人等不同人物與力量的糾葛。
提及人物，歷史舞臺的真正靈魂仍非活生生的人物莫屬。透過人物，我們也可掌握當時殖民地不同社會階層的實際生活與所遭遇的狀況，更難得的是了解這些歷史主角係如何因應此情境。如荷蘭改革宗宣教師在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中扮演的角色，面對南島語族時在動機、享有資源、影響力等有即其異於公司雇員之處。再如曾任東印度公司的臺灣長官納茨（Pieter Nuyts），這位眾所周知的濱田彌兵衛事件主角之一，在歷任公司職員中屬罕見的「高學歷」背景，但也留下了60餘名部屬慘遭南島語族屠殺的空前絕後紀錄；其本人與新港社姑娘阿蝦（Poeloehee）兩人間的韻事，讓我們可略窺當時殖民地高官與在地人間的兩性關係。至於南島語族人物方面，曾隨日本生意人遠赴扶桑、並成為濱田彌兵衛事件導火線之一的新港社要人理加（Dicka）──其本人也因而被荷蘭人稱為臺灣王（Coninck van Formosa），最後又成為其族人與東印度公司推派的新港社頭人──對比1630年代上半與東印度公司對抗到底的麻豆社要人大加弄（Takaran）等，可看出當時的南島語族部落青壯領袖如何因應此一外來危機的不同策略與可能的想法。類似的例子可在北臺灣人物中覓得，除了噶瑪蘭人武歹（Boutay Sataur）與Boele Somapar對東印度公司的雞籠駐地人員自有不同的對應方式外，同樣來自雞籠Kimaurij社的Range Hermana與Lamma，對東印度公司的雞籠駐地人員態度即南轅北轍。
至於與前述Tagutel、范勃亨的婚姻一樣充滿戲劇性張力的人物，就非屬雞籠Kimaurij社的Theodore了。這位原本只在東印度公司攻打雞籠西班牙人據點時，擔任公司通譯的24、5歲青年，在兵荒馬亂的戰後公司整肅村社頭人期間，獲得拔擢成為新任頭人，從此開始了他傳奇且戲劇性的一生。Theodore一生寫照其實也是十六、十七世紀北臺灣雞籠、淡水等沿海地區人群，在這航商往來貿易下的縮影。如同我們亦可藉由國姓爺大軍侵臺背景下的唐人農夫、非洲男孩與荷蘭生意人的故事，從所謂微觀的小地區與事件中的人物，一窺當時的全球局勢變化。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撤離，代表荷蘭人在臺灣的現地殖民想像已畫下休止符；不過，這並不表示南島語族對荷蘭人的想像，已隨著東印度公司的離去而落幕。不同地區的人群基於其不同的過往經驗，對荷蘭人的記憶、詮釋與挪用即有不同之處。像是屏東縣來義鄉的古樓社排灣族，曾在二十世紀末的歷史記憶中，將百餘年前大清國官員馴化番人用的「勸番歌」，視為三百多年前的「荷蘭歌」。類似的例子在墾丁社頂部落，當地住民與文史工作者對八寶公主的傳說，即為將十九世紀的事件與十七世紀的荷蘭記憶連結。對應的例子則是小琉球的烏鬼洞傳說，十七世紀的荷蘭經驗反而消失並轉成事後不同時間層的傳說。不同版本的敘述，反映記錄者認知的「歷史」，係依據當時的認知與價值觀，將歷史事實的元素重新拼貼成一幅可被當代接受的歷史圖像。
至於與荷蘭人互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新港社人，則又有不同的表現。十九世紀新港社後裔的「紅毛先祖」說，有人認為是無稽之談，有人解釋為是時代產物下對唐人所指涉的「番」，即荷蘭紅毛番與南島語族的連結。不過，當時族人的自我認同與詮釋，卻有著其異於臺灣其他南島語族部落的基礎。這可在新港社人與荷蘭人間微妙的結盟征戰、改宗，甚至通婚等各類互動經驗中一窺端倪。
整體而言，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統治臺灣南島語族，一方面可看見荷蘭人對領地、屬民、統治工具、跨族婚姻等議題的殖民想像，另一方面則可從這些外來者的計畫作為，看到是如何為了適應不同地方而產生變化。不過，這些變化，不單只是由上而下為了適應地方，當地人群的詮釋、挪用往往是讓東印度公司的殖民想像產生流變的主因。往往也是在地人，在穿越數百年的時空後，仍繼續其對此過往經驗的詮釋與挪用，重新賦予不同的意義。
本書即針對前述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間的歷史糾結，挑選對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印象、聚落遷移、部落整併、統治信物、跨族群婚姻、部落人物史、歷史記憶等議題，分章節陳述。書中章節係改寫自曾發表於相關學術期刊、專書或研討會的論文。「緒論」部分，改寫自發表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年3月21-22日主辦的「族群歷史、文化與認同：臺灣平埔原住民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南島語族的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一文。第一章「『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印象」，改寫自發表於《新史學》25卷1期的論文：〈「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意象〉。第二章「離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改寫自發表於《新史學》20卷3期的論文：〈離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第三章「部落整併──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聚落人口政策」，改寫自發表於《臺灣史研究》17卷1期的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臺灣原住民部落整併〉。第四章「親王旗與藤杖──殖民統治與土著挪用」，改寫自發表於《臺灣史研究》13卷2期的論文：〈親王旗與藤杖──殖民統治與土著挪用〉。第五章「殖民與牽手──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歐亞跨族群婚姻」部分，改寫自發表於《南瀛歷史、社會與文化II》的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歐亞跨族群婚姻：臺南一帶的南島語族案例〉一文。第六章「歪哥兼帶衰──北臺灣雞籠Kimaurij社頭人Theodore」，改寫自發表於《臺灣文獻》62卷3期的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筆下──歪哥兼帶衰的雞籠Kimaurij人Theodore〉。第七章「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改寫自發表於《臺灣史研究》15卷3期的論文：〈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後記「林仔社人與西班牙人」，改寫自發表於《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的論文：〈林仔人與西班牙人〉。期刊、專書等匿名審稿人與研討會評論人、與會者的寶貴意見，筆者在此一併銘謝。書中地圖的繪製，則感謝洪偉豪、白偉權（Pek Wee Chuen）的寶貴意見與技術援助。
最後，謹以本書紀念曹永和院士。曹院士為早期臺灣史研究奠定的基礎，開啟了許許多多後續研究者的視野。

第一章　「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印象
一、前言
自哥倫布開啟歐美新航路以來，歐洲世界對異族的想像逐漸納入領土占領、宗教改宗、經濟利益等思維。其中，對土著民族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描述，一般多為實施領土占領、建立殖民社會的前奏。此係藉由自許為導入文明至「蠻荒（wilderness）」領地，並將土著視為非「蠻」（barbarians）即「番」（savages）來合理化其作為。雖然日後孟德斯鳩（Montesquieu）透過階序化的差別分類與社會演化意涵角度，發展出分辨「蠻」與「番」的概念；前者為略具政治組織的草原游牧民族，後者為生活於林野中的採集或狩獵群居團體，以此來分辨文明化程度的差異；並以財產的私有化做為判定兩者差別的準則之一。不過，一般來說，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人，縱使在理性層次上傾向於以其對羅馬法的詮釋──即以私有財產概念的有無來判定對方是否為「文明人」，基本上仍存在著藉由諸如食人（cannibalism）、人祭（human sacrifice）、裸身等社會文化行為來辨別他者的「文明」與否。
十七世紀東渡來亞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即處於此異族印象論述形成的過程，作為其日後治理當地屬民的律法基石。當時，東印度公司面對臺灣島上的南島語族，係透過地方會議、村社首長、村社戶口調查、年貢及贌社等制度，達成所謂「荷蘭和平」（Pax Hollandica），逐步將南島語族置於其轄下，將臺灣拓展成其轄下第一個領地型殖民地，企圖在島上建立起如後世史家所說的地域型國家（territorial republic）。東印度公司在臺的政令依據，即涵括荷蘭人對當地風俗的掌握與理解。作為行政中心熱蘭遮城腹地的大員灣一帶，為臺灣長官與議會接觸較密集之處，針對當地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等社的討論，自公司領臺起即成為荷蘭人筆下的福爾摩沙人（Formosans）代表，其風俗習慣，也成為東印度公司的首要參照；不過，荷蘭人在臺灣不同地區的「南島語族經驗」，不盡然與行政中心大員灣一帶的經驗一樣。東印度公司在臺30餘年期間，隨著領地範圍的擴大，接觸的島上人群也愈來愈多，其官員對不同人群的「文明化」程度也有著不同的評價。
本章即討論東印度公司官員對臺灣不同地區住民的「文明性」論述，以及其形成背景。並討論公司30餘年的統治與住民教化工作，如何與時俱進形成其整體的臺灣住民「文明性」論述。文章先描述甫抵臺灣的東印度公司官員如何看待大員灣一帶的住民，並由公司在領地擴張過程中，官員筆下三群「文明人」的特質，探討形成其個別「文明性」論述的原因；並以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為例，討論公司官員在中介影響下的負面認知，以及對臺灣原住民施政的影響。接著討論東印度公司在臺初期的「文明化」作為，並舉一較極端的小琉球人案例，討論荷蘭人如何實踐其殖民地的文明化理念。最後析論隨著統治與住民教化工作的進行，公司官員如何將全島住民區劃成不同的「文明化」評價，以及其內容為何。
二、驚鴻一瞥
初抵臺灣的荷蘭人，對原住民的認知與理解，往往來自道聽塗說、短暫接觸所留下的表面印象。早在1622年，爪哇總督昆恩（Jan Pietersz. Coen）派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en）率艦隊前往澳門、澎湖一帶，替東印度公司尋求適合的貿易據點時，提及依據所探得的唐人說法，與澎湖一水之隔的臺灣為富饒之地，但當地住民為群「易怒且全然不可靠的人民（een boos ende gans trouweloos volck）」。
1623年，雷爾生為了決定在北臺灣的淡水、雞籠，還是南臺灣的大員設立商館，派員前往調查；訪查重點含港灣、土地，以及四周的住民。4月，從別稱唐山甲必丹（Capitain China）的李旦與負責探查的上席商務員Adam Verhult那所獲得的消息是：淡水、雞籠住民是「非常凶殘的人民（seer moordadig volck）」，無法與他們溝通。之後，加上別稱漳州長鬚（Langenbaert wt Chincheo）的Houtamsong提供的資訊，雷爾生所留下的紀錄則將雞籠灣說成是無法避東北季風之處，因此不適合船隻停泊；附近海灣高處的住民是「野人（wilt volck）」。至於雀屏中選的大員灣，訪查的對象是蕭壠社人，負責造訪的是商務員Jacob Constant與Barend Pessaert，留下了較豐富的民族誌描述與評論。
Constant與Pessaert筆下的蕭壠社人，是群高大、魁梧、奔跑神速、體型優美、身軀結實，深得自然宏恩的民族；成人膚色如摩鹿加群島的Ternate土著。蕭壠社人雖裸體走動，但相對無愧，因而成為Constant與Pessaert看過的所有民族當中，「較貞潔或不具淫蕩想法的（in luxurie ofte oncuysche begeerte minder sijn brande[nde]）」。不過，當地人因不對夫婦、父子、長幼、官民之別表現謙卑、尊敬或敬畏，來去自如，為所欲為，也不受Constant與Pessaert所認知的法律所束縛，或表現出驚懼或尊重，因而養成其「野性、番性（als die wilt ende woest opgevoet sijn）」的一面；不過，其人民因「談吐幽雅，謙遜緩慢，讓人感到悅耳。若從其談吐來認定，則絕非野人（geen wilde），而是秉性善良，一身謙遜，具智慧的人。」
雖然Constant與Pessaert對蕭壠社人的言談舉止方式有正面的評價；不過，公眾裸露與缺乏社會階序，依然成了斷定文明與否的標準。此一標準，亦反映在當時東印度公司其他官員認知上，爪哇總督與議會紀錄的《巴達維亞城日誌》，強調蕭壠社人「裸體走動而不覺羞恥」，屬於相當「狂野、野蠻的人群（wilde ende barbarische menschen）」。出巡馬尼拉的艦隊司令Pieter Jansz. Muyser給總督Pieter de Carpentier，以及給阿姆斯特丹十七董事（Heren XVII）的信件，提及大員灣一帶的目加溜灣、蕭壠和新港社人，是群外出完全赤裸、不斷從事殺戮、沒有臣服於任何法律或社會秩序的「粗俗野蠻人（rouwe barbarse menschen）」。
如果公眾裸露與缺乏社會階序是當時荷蘭人斷定文明與否的標準；那麼，臺灣島上的確有住民可博得東印度公司官員的「文明人」封號。1636年，東印度公司藉由與「野人」盟社的聯合武力征伐，讓臺灣南部平原大部分的原住民村社，以與荷蘭人結盟為名歸順於公司的名義統治。之後，順勢南下企圖繞往東部的荷蘭人，探得了一群「文明人」──屬排灣族的瑯嶠（Lonckjauw）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