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

一把了解越南歷史最好的鑰匙

胡川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主編）

從考古現場說起
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廣州發現了一座大墓，以石塊砌成，墓室中飾有彩繪的壁畫，墓主人身著玉衣，出土的貴重物品高達一千多件，還有一塊金印，上面寫著「文帝行璽」，是中國考古首次發現的「皇帝」印璽。此一大墓讓考古學家大為驚訝！漢代只有帝王和貴族才能身著玉衣入葬，而且皇帝墓為何會座落在廣州？經過抽絲剝繭，並且以多重證據相互比對，終於揭開了墓主人的身分，原來是第一代南越王趙佗的孫子，史書上稱文王。除此之外，南越王墓發尚且發現來自非洲的象牙，也有來自印度洋的香料，說明彼此間的海上交流。
南越王墓驚人的考古發現說明了一項重要的歷史事實，東亞世界的中國，從秦帝國建立以來，乃至隨後的漢帝國，讓日本、韓國和越南都受到巨大的影響。中華帝國統治越南北部將近千年的時間，越南一直是中國最南方的省分，其中只有一小段時間獨立，越南人從中華文化中學到了儒家的統治方式、大乘佛教、漢字、建築、飲食文化和生活習俗，甚至連死後的埋葬方式也學習，還帶著「皇帝」的稱號進入墓室。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羅馬帝國影響高盧、日耳曼、伊比利半島和地中海世界，羅馬與中國都是世界帝國，且都讓周邊的族群受其文化影響，西方的羅馬帝國崩潰後，羅馬只存在於歷史和文化中，不同的族群，像是日耳曼人或是法蘭克人都可以宣稱是羅馬的繼承者，但東漢帝國在二世紀崩潰之後，後來又重整，繼承以往帝國的秩序，周邊的族群像越南雖然採用中國的文化，但無法宣稱自己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只能附隨於大國之旁。
越南對我們而言既熟悉且陌生，學中國歷史的人視其為偏遠的南疆，在近代殖民過程中，越南又被西方勢力所征服和殖民。由於越戰的關係，對於美國媒體而言，它也是冷戰中的一章。不管是中國、法國或是美國的主流歷史敘事，「越南」都不是主體。如果我們如果繼續追問下去，「越南」可以成為一個歷史研究的主體嗎？或者越南永遠只是一個附隨、沒有聲音的邊緣呢？

理解越南的方法
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的歷史系教授高夏的新作《越南》，是一本有觀點且系統性的作品，對於區域史研究而言，開啟了一道新的大門，多元的史觀讓「越南」成為一個複雜且有個性的歷史主角。
去年美國歷史學會公布各項獲獎名單，高夏的《越南》獲得費正清獎，對於亞洲歷史研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指標。高夏所任教的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雖然位於北美，卻是一間法語學校。相較於大多越南史學者出身冷戰史背景，高夏的學術背景顯得有點「特殊」，於喬治城大學取得國際關係學士，又分別在澳洲和法國求學，後於巴黎索邦大學獲得博士。求學的多元背景，讓他能以更全面性的角度思考越南。魁北克在加拿大是相當特殊的區域，除了有豐富而特殊的人文背景，越戰期間接受相當多的難民，此地的多元環境也成為新學術產生的沃土。
以往西方的主流歷史敘事中，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美國的冷戰史架構，在美國媒體和主流文化中，越南總是和二十世紀六○年代越戰的歷史連繫在一起，美軍在越南戰場上損失慘重，輸了面子也沒了裡子，冷戰史架構中的越南集中在國際關係和圍堵共產主義的過程，越南史本身不是其中的主角。另外一個架構則是以法國為主的論述，西方帝國侵略性的擴張政策在十九世紀進入東亞和東南亞，英國占得機先，優先殖民新加坡、緬甸和馬來亞等地。約莫同時間，美國跨越太平洋，將目標放在菲律賓和日本，越南則成為法國人的目標。越南和中南半島成為法國的「印度支那」，在法國學界的論述中，理解越南近代史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征服前後的改變，法國人帶來西方的技術文明，並且引進歐洲的價值觀，促成越南人的「文明化」。
相較於西方的殖民者史觀，越南史也發展出「本土論述」，將越南視為是殖民主義的「被害者」，強調殖民過程中的抵抗和認同。藉由凸顯越南的反抗，鼓動民族主義的情緒，強化越南和「列強」間的對抗與差異性。
過去的史觀中，將西方勢力視為越南史最重要的改變動力，然而，《越南》指出，西方人進來之前，越南就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受到中國覬覦，處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中間的絕佳位置，從南越王墓所發現印度洋的奇珍異物就可以看到密切的往來，或是到十五世紀時，明政府想要拓展與印度洋的關係，越南又成為中華帝國進出印度洋的前哨站。中華帝國在越南的影響巨大，導入相當多的制度，早在十一世紀初，越南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直到二十世紀才廢除，法國的殖民政策得以成功，多少植基於中華帝國在當地的影響。

作為殖民者的越南
越南的歷史從來不是獨自的發展，整部越南史就是受到外在影響的歷史，從北方來的中國、西方來的法國和冷戰時期的美國，都是關鍵性的影響者。對於當代越南人而言，主體就是建立在不同大國的侵略和殖民，並且站起來的認同過程中。
面對大國的侵略，越南人不是消極的被害者，只會逆來順受，他們學到中國的統治技術，開始對周邊的族群發動戰爭、征服和殖民。一開始在紅河河谷，靠近現在的河內，經過幾個世紀的往南擴張，目前湄公河三角洲附近的領土是從鄰近的族群所占領而來。越南從來不只有一個越南，有好多不同的越南，聽起來很奇怪的一句話，卻是高夏書中重要的觀點。現在地圖上的越南不是自古如此，大部分的領土也不是「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在歷史過程中慢慢地形成。
其實越南的例子在近代的世界史上並不特別，高夏曾在訪問時以美國歷史加以說明，本來歐洲殖民者在北美大陸的殖民地只有十三州，他們繼續往西到加州，殖民美國中西部，成為現在的美國；越南則是往中部和南部征服，並且殖民當地的原住民，越南的發展史就像世界其他國家的殖民過程。有趣的是，如同美國一樣，越南本身的殖民擴張也造成南北的內戰，只是南北越南的內戰比美國早了四個世紀。
《越南》豐富了「殖民主義」的向度，以往殖民史研究中，認為被殖民的人群為消極的受難者，殖民者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被殖民者之上。的確，殖民者的行政機構和政策都相當地嚴厲，但並不代表被殖民者在這個過程中是消極的，從被殖民者的角度觀察，就是嘗試在殖民的情境中觀察到他們所做的努力。高夏提供多樣化的角度分析越南史，其中有知識分子的地方／國族認同和反殖民活動，同時也考察地方政權的建立和地方史的編纂，說明越南人面對中華帝國、法國和美國殖民政權時，不是被動地接受殖民者的文化，而是改造它們以為己用，同時創造出新的文化。即使到今日，越南共產黨也遭遇到類似的情形，他們學習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模式，在改革開放和專制統治間找到一條路，但當中國前進南海，與越南的國家發展衝突時，他們同時仰賴中國的模式，但也必須抵抗以尋求自己的未來。
《越南》透過通史的方式，系統性地分析越南歷史的複雜性，尋求一套新的歷史敘事。通史性的作品最需要觀點，是高度整合且分析性的作品，也是學術發展成熟且具備影響力的作品。歐美學界或是日本學界長期經營越南史，具有豐富的觀點；鄰近越南的台灣，何時才會有一本台灣觀點的越南史呢？

歷史的壟斷，記憶的鬥爭：美國越戰史學與高夏《越南現代史》

江懷哲（自由撰稿人、「說書」（Speaking of Books）編輯委員）

「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上，第二次是在記憶裡。」──阮越清《不朽：越南和戰爭的記憶》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國加州橘郡一名越裔電器用品店老闆，在下車後遭數名高喊「共產黨下台」、「滾回越南」的越裔移民擊倒。事件的起因，是這位陳姓老闆聲稱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他有權拒絕將店內懸掛的胡志明像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旗撤下。然而當地越裔社群顯然不這麼認為。在數次龐大的反共遊行、暴力攻擊與死亡威脅後，陳姓老闆最終被迫關店離去。此事件並非單獨案例：代表共產主義敵人的金星紅旗，至今仍被美國越裔移民社群極力抵制，就如同在越南本土，黃底三線的越南共和國國旗還是禁忌一般─那場屍橫遍野的越南內戰，仍在記憶層次裡廝殺著。
但在美國主流越戰敘事裡，這些越南人間的痛苦爭辯並不是主角。焦點總是在遠赴異地的美國大兵身上，呈現他們的英勇舉動、袍澤情誼與殘暴罪行，越南人則僅能在美國越戰文藝、影視作品裡扮演猙獰越共士兵、廉價性工作者、溫柔女性愛人或無語群眾。越戰世代的歷史研究亦有這特徵；當時美國的越南史著作即被後人切分成「傳統」（Orthodox）與「修正」（Revisionist）兩陣營。前者由反戰的左翼／自由派學者組成，強調越南民主共和國先是國族主義者，其次才是共產主義者。傳統陣營認為吳廷琰總統與保大皇帝僅是美國扶植的傀儡，但同情共產黨的國族與反殖民立場，並大力批判美國犯下的戰爭暴行─對他們來說，美國從不可能在這場戰爭得勝，因為越南人民可是抵抗外侮千年、不屈不撓的堅實民族。傳統陣營內另有重要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t）分支，最著名的代表即是費茲傑羅（Frances Fitzgerald）一九七二年的得獎名作《湖中之火：越戰中的越南人與美國人》。費茲傑羅對越南採取文化本質論的詮釋，和今日一些外媒說「中國儒家文化和自由民主價值無法相合」是類似路數。儘管獲主流輿論擁護的傳統陣營位居學界多數，仍有不少持相對立場的右翼學者著書反對─這群學者即為所謂修正陣營。他們強調胡志明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是死忠共產主義者，並認為南方的共黨游擊隊是由越南民主共和國操縱。修正陣營同時認為美國越戰失利是被錯誤戰略、國內媒體反戰輿論拖垮，並強調美國當初畏懼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並非全無根據。
這種激烈對撞的學術戰爭，正是越戰期間美國社會輿論的縮影，然而「越南」本身雖為傳統與修正兩陣營對抗的場域，卻長期未獲得適切關懷；傳統陣營掌門人、已故紐約大學教授瑪麗蓮‧楊（Marilyn B. Young）即為中國史／美國外交史專業出身，本身並不諳越南語，而修正陣營著名學者、麻薩諸塞大學榮譽教授萊衛（Guenter Lewy）亦是。當時參與越戰主題辯論的學者大多數不諳越南語、不熟悉越南文史料，最終形成「絕大多數死傷者為越南人」的戰爭，主要學術討論卻集中在美國人身上的詭異窘況。然這類越戰世代的辯論還尚未完全消失，二○○六年的泰勒－布贊柯辯論（Taylor-Buzzanco Debate）即是一例。康乃爾大學的資深越南研究學者泰勒（Keith Taylor）該年發表一篇梳理自身對越戰觀點轉變的文章，裡面並談到一則他於一九九○年代親身經歷的小插曲。在當年一場研討會中，泰勒有問題想請教一位曾在南越政府服公職的越裔移民，然這位先生卻要求先確認泰勒的立場：「你覺得我們打這場戰爭有高貴的理由嗎？」泰勒給出他內心深處的答案：「對，我認為是如此。」這位先生疑慮頓消，和他解釋說他遇過的多數美國學者都不尊重他，因為他們認為他在戰爭時選錯陣營。泰勒在文章中憐憫地說，這位先生唯一的罪就是「期望民主」與「相信美國」。該篇評論刊出後，休士頓大學歷史系的左翼學者布贊柯（Robert Buzzanco）表示無法苟同這種論述，選擇公開撰文批評這企圖美化越戰的論述，嚴正重申「越戰是場道德與政治災難」。這場揉合學術與人身攻擊的論辯，當年獲得美國外交史與越南史研究社群高度關注。
然就如同新秀越戰史學者米勒（Edward Millar）評論這場論辯時所言，泰勒與布贊柯的衝突確實該被看作是舊世代的復古新產物，僅是越南史／美國外交史兩學術社群長年不合的又一新表徵，而兩位學者自冷戰視角看待越戰，皆忽略越戰做為不同現代化（modernization）路徑競爭的延伸框架。近二十年的新世代越戰史學者積極將越南史與越戰史置於區域／全球框架重新探討，明瞭同時涉略越南史／美國外交史兩領域的重要性，並積極運用越南文、法文、中文等多語史料，不再如部分越戰世代學者被局限於英語材料裡；這類新世代的越戰史學者被外界統稱為「越南中心」（Vietnam-Centric）陣營。而若要說越南中心陣營的越南史／越戰史研究目前有何集大成的作品，那就是讀者們手裡這本《越南》。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歷史系的高夏教授於二○一六年出版的《越南》，嘗試跳脫越戰世代史學窠臼，同時企圖抗衡越南共產黨對歷史詮釋的壟斷，確實不容易；其價值不能單自文本解讀，還須知悉上述美國越戰史學發展脈絡，才能一窺本書的重要現實意涵。
「聲稱」要還越南人話語權，總比實踐來得簡單。在高夏這本《越南》前有兩例著名嘗試，但都各有缺陷：阮越清二○一六年的《不朽：越南與戰爭的記憶》及布萊德利（Mark Bradley）二○○九年的《戰爭裡的越南》。當紅的南加大越裔教授阮越清因越戰／移民主題小說《同情者》而聞名全美，然其《不朽：越南與戰爭的記憶》一書受限於作者本身的越語能力及專業領域，較像美國亞裔研究／文化研究的作品，對越戰本身的歷史議題反而欠缺該有的深度探討。而儘管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著名的布萊德利教授在《戰爭裡的越南》一書表示欲開發越南中心歷史詮釋的意圖，然而這本過度仰賴二手英文材料、過度傾向傳統陣營史觀詮釋的專書，最終顯然沒有達標。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的齊諾曼（Peter Zinoman）教授即於書評裡寫道，該書將胡志明貼標籤為「視國族主義為優先的共產黨員」、責怪中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錯誤政策的責任、緩頰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殘酷土改、忽略越南共和國的能動性與主體性，明顯和近來史學研究成果相悖。阮越清與布萊德利的失敗嘗試，明顯地凸顯高夏《越南》的難能可貴，並展現高夏長年鑽研相關主題的深厚功力。
高夏曾於公開演講表示《越南》有三項目標：要「去動員化」（De-mobilize）、「去例外化」（De-exceptionalize）與「去簡單化」（De-simplify）越南史。去動員化是希望將越南史學抽離越戰世代的政治對抗；去例外化則是將越南領土擴張、分斷與統合的歷程置入比較視野；而去簡單化則是希望對抗越南共產黨的歷史詮釋，呈現當前越南官方國族主義與「自古以來即有S形越南國土」的虛妄。這三項目標除對越南史研究有貢獻，亦對抗衡傳統陣營論述在全球大眾文化裡不斷複製有積極意義。這些刻板敘事不但壓制海外越裔社群培養話語權、抵抗主流歷史汙名化越南共和國的努力，還成為威權越南政府穩固統治的助力─儘管方法論與敘事軸線惹爭議，美國記者特絲（Nick Turse）二○一三年出版的《殺掉任何會動的東西：美國在越戰時不為人知的殘暴》一書除了是該年《紐約時報》暢銷書外，其越文「修訂」版並被越南政府與親政府輿論運用來打擊冀望政治改革的越南民主派。
高夏的《越南》為三次印度支那戰爭鋪排詳細脈絡，並持平討論不同政權的歷史角色，成功跳脫傳統／修正兩陣營的學術遺緒，讓我們看見越南中心的越戰史學帶來的全新可能。而在越戰史學外，《越南》成功呈現各族群複雜互動、現代性影響，兼具區域與全球視野，確實無愧其二○一七年獲得的美國歷史學會重量級獎項「費正清獎」。在解構越南共產黨官方歷史敘事，還原越南共和國能動性、正當性外，高夏於書裡進一步拆解越族（京族）中心的歷史敘事：越南除了曾是中國、法國與美國軍事入侵的受害者外，其本身也殖民、屠戮過其他族群／領土，並沒那麼「無辜」，而非越族對構築現代越南亦有相當影響。另外，高夏對法國殖民時期的詳細描摹，亦是本書一大特點。若台灣讀者想培養在外配故鄉、新興市場、觀光勝地與中國儒家文化圈外的越南認識，高夏的《越南》絕對是本值得再三閱讀的優秀入門書。

如何閱讀越南史

陳鴻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

當代人每提起越南，就會直覺地想到那個長期跟美國打仗的東南亞國家。長達十多年的戰爭，每天打開報紙和電視新聞都會看到越戰的報導，然而時間過久，已讓人忘記了它們為何開戰。在冷戰時期，越南這個共黨國家和民主的美國打仗，自是脫不了意識形態衝突，很少人會去探究越南何以長期陷於戰爭泥淖中。
高夏以其歷史學者的專業學識，對現代越南的歷史進行了有系統的分析。他的寫作方式跟一般通史的寫法不同，他很少在本文中引經據典做為旁證，而是以說故事的方法將歷史現象呈現，然後將該項歷史事件做周圍相關例證的敘述，讓讀者得以知悉相關的歷史關聯性。
面對此一龐大篇幅的歷史書，如何閱讀？茲分章導讀如下。
第一章是從越南的古早歷史寫到十八世紀。此章有一特別論點值得提出來討論，書中提到近代越南出現南北越戰爭，以致很多人會以為越南出現兩個政權是近代的事。高夏說其實不然，打開越南史，可發現長期以來越南境內一再出現兩到三個政權相互征戰，而真正出現大一統的時間僅在黎利王朝初期以及阮福映王朝初期六十多年，其他時候，越南都有多個政權並立。該一觀點是正確的，畢竟越南形成今天的S狀，乃是經過長期征服異民族所形成，中部的占城、南部的賓童龍和柬埔寨領土，都一一被越族征服，然後越南內部再出現爭奪統治權的不同政權。
關於法國為何入侵越南，作者舉出如下原因：第一，傳播天主教，不過作者說此一理由最微不足道。第二，拿破崙三世想打造一個跟英國一較長短的帝國，因受到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中葉掀起的亞洲殖民熱影響，欲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以取得原料和市場。第三，越南嗣德帝在一八五七年處決兩名西班牙傳教士，此前也處決和關押法國傳教士，從而引發兩國翌年進攻峴港。不過，這三個原因一樣可套用到其他國家，作為入侵的解釋，而無法較精準地說明為何法國要去入侵越南。筆者認為，天主教徒受迫害是法國入侵越南的主因。
本來法國並無意侵犯越南，法國曾在一八二六年遣使到越南要求通商及傳教自由，遭越南拒絕。一八二九年，法國領事被迫驅逐返國。越南國王明命並在一八三二年五月公布禁教令，下令拘捕越南境內的外國傳教士，將之送至順化，命其將西方書籍譯成越南文，目的不是在譯書，而是為了不讓他們到各地傳教。他要求傳教士放棄神職工作，教士不從，教堂和傳教所就遭到破壞，教士受到凌虐。但教風仍熾，由是引發衝突。另外，明命王亦禁止法國商人在越南貿易。一八三三年，交趾支那的加格林神父遭逮捕，並被殺頭。一八三五年，馬昌德神父被判處一百下的鞭刑。一八三六年，除了土倫港（今峴港）外，禁止歐洲人進出越南的港口。對違反規定的外國傳教士立即解送到順化，予以監禁處分。一八三七年，柯內神父被判砍斷手足。一八三八年，明命王遣使到法國，商討法國傳教事宜。法王路易菲律普拒絕接見該越南使節，越南使節被迫返國。明命王採取迫害天主教的政策，處死眾傳教士，包括傑出神職人員波瑞、狄爾加度主教。一八四○年，狄拉莫特神父死於監獄。一八四一年，明命王去世後，由紹治繼位，壓迫天主教的形勢才稍緩。
由於越南仇視天主教及將所有傳教士監禁在順化，引起法國不滿，遂決定派遣軍艦救出這些傳教士。一八四三年，法艦「女英雌號」開入沱瀼（即土倫，今峴港），要求釋放五名傳教士。一八四五年，法艦「阿爾米尼號」開進沱瀼，救出一名被判處死刑的法國主教。一八四七年，由拉皮埃爾（De Lapierre）率領兩艘法艦又至沱瀼，法艦砲轟港口，摧毀許多越南船隻，要求越南放棄禁教令並允許人民有信教自由。一八四八年，嗣德帝（一八四七至一八八三年）下令懸賞法國傳教士人頭。
一八五一年，嗣德帝又指控天主教徒陰謀推翻其位，下令將歐洲傳教士投入海中或河中，越南傳教士則砍為兩半。該年將史崔福勒神父斬首，翌年將波恩那德神父斬首。一八五五年，下令所有信仰天主教的官員宣誓在一個月內放棄信仰，其他人則須在半年內放棄信仰；同時發布懸賞：每逮捕一名歐洲傳教士給賞四百八十銀元，每逮捕一名越南傳教士給賞一百六十銀元。英國商船同年進入沱瀼、平定要求通商，亦被拒絕。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日，特魯神父被斬首，越南又開始屠殺傳教士。該年法艦再度砲轟沱瀼港。一八五七年，西班牙主教狄亞茲被處死。該年法使蒙蒂尼赴順化要求嗣德帝保證天主教徒的傳教自由，允許法國在順化設立法國商務代辦處和法國領事館，均遭拒絕。一八五八年一月，天主教徒占領一處村莊，並放火燒村，全村村民遭屠殺。此後法國便展開對越南的侵略。
從以上越南採取的排教措施可知，越南對於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天主教採取過激手段，引發法國不滿，進而採取武力行動，最後占領越南。
其次，當時法國控制在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的本地治里，從該處到中國路途遙遠，中間需要一個靠港的加油站；在該航路上，新加坡已被英國占領，越南的沿岸港口因此成為法國覬覦的對象。法國原先想占領的是峴港，但試過幾次後發現該港越軍守衛甚嚴，占領不易，遂轉向南部越軍兵力及守衛較弱的西貢。一八五九年，法軍輕取西貢，沒有遭到重大抵抗。越軍隨後出動一萬兵力包圍西貢，當地法軍僅八百人，因有一八六○年英法聯軍後從中國退出的三千五百名法軍轉到西貢，才擊潰越軍。西貢遂成為法國前進中國的跳板。
作者在第四章主要討論抵禦法國殖民統治的抗法派，以及接受法國統治之改革派的想法和做法。抗法者有潘佩珠，潘佩珠後遭法國逮捕，軟禁在其住家。另一位潘周楨則主張與法國合作推行共和、民主，結果因涉嫌謀畫對法軍下毒，而被關進昆崙島，一九一一年被流放到法國。作者對於這些越南知識分子的描述相當生動。在後續章節中，可以看到作者不時回顧提及潘周楨的觀點和故事，似乎對他情有獨鍾。
第五章討論法國殖民越南無法推行共和體制的問題。法國跟歐洲其他殖民國家一樣，對殖民地的觀念、政策沿襲以前對非洲大陸土著的做法，將之當成奴隸，剝削勞動力及經濟資源，缺乏教化提升土著之政策。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批評法國統治越南，使越南仍停留在野蠻狀態，比不上美國對於菲律賓之殖民統治，給予菲人民主素養。因此羅斯福反對法國在戰後重返印度支那，主張交由國際託管。相較而言，歐洲國家殖民東南亞之中，以法國對越南的統治最為差勁，法國只知道如何從越南榨取資源，卻未給予越南人現代學校教育和提升民主素養。法國在越南僅設立一所印度支那大學，但開辦第二年就因為學潮而關閉十年。在全越南僅設有三所中學，北中南各一所。法國只有在交趾支那設立議會，但參加的越南人很少，議會也僅是諮詢功能，未有充分的立法權。
本章對於胡志明從事的左派革命運動，有相當多的篇幅介紹，比較可惜的是，對於右派的越南國民黨則僅稍微提及阮海臣、阮祥三等人，對於他們的運動則鮮少介紹。尤其是在二戰後不久，一九四六年三月越南民主共和國實施聯合政府，這些右派政黨都有參加，越南革命同盟會的阮海臣為國家副主席，張廷芝為社會部長，普律春為農業部長；越南國民黨的阮祥三為外長，周伯鳳為經濟部長；武鴻卿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國軍隊交防給法軍陸續撤退之際，「越盟」軍隊乘機攻擊越南革命同盟會及越南國民黨的部隊，革命同盟會的部隊向廣西撤退，有一部分竄入廣西憑祥而經中國邊防當局解除武裝。至五月時，越南國民黨已與「越盟」關係惡化，其領導人相繼撤出河內，避至中、越邊境，並尋求中國的軍事援助。但中國政府對於越南國民黨與「越盟」決裂，並未給予支持，反而勸其與「越盟」合作，參加政府，團結以達獨立之目標。至於與胡志明不和的右派分子，在十一月舉行國民議會第二次會議時，參加聯合政府的阮海臣、阮祥三、武鴻卿等人因與越南共黨無法相處而拒絕出席，離開越南，轉赴中國。聯合政府正式宣告瓦解。
高夏對於越南在該一階段實施的聯合政府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說靠著中國軍隊的保護傘，越南政府組成聯合政府，右派和左派都能共存，反共產黨的報紙和諷刺胡志明的漫畫等都能刊登，這可能是越南史上最具有新聞自由的年代。的確，往後的越南，充滿戰爭，及北越落入共黨統治，已失去對自由民主的辨識能力。不過，儘管如此，南越共和國時期，雖然政治混亂、充滿宗教鬥爭之氛圍，卻有著新聞自由，從一九五五到一九七五年，南越政府企圖恢復儒家社會和文化，以及接受西化的同時，在崎嶇路上顛簸前進，最後卻遭到北越摧毀。
高夏提到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軍隊在北緯十六度以北接受日軍投降一事，反而有助於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生存，因為蔣介石承認該一政府的存在，決定不推翻胡志明的政府，胡志明才可以直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以前充實國力、動員人民，免受法國立即的干預和摧毀。這也是持平之論，在那短暫的聯合政府時期，受到中國蔣介石支持的右派，在聯合政府中享有一席之地，無奈當中國軍隊撤出越北後，越南右派亦同時遭到清洗，而逃至中國避難。
作者在第十二章處理戰爭文化及文學的表現，這是諸多寫越南史的人很少處理的議題。作者對於幾位作家和音樂家的介紹，鋪陳越戰對於當時人們情感的衝擊。作者強調印刷、媒體、網路等的出現，刺激越南文化的改變。由於共黨強調集體主義，而作者認為在新文化革命下，會出現個人主義，有了個人主義，就有機會出現民主自由。作者在結論中亦是以此做為對越南未來發展的期許。
作者在第十四章討論西元前南島語族到達越南的歷史，該文承襲以前人類學學者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的說法，認為台灣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從台灣發展到東南亞。又說南島語族約於西元一千年以前在今日越南中部登陸，這些人類學的論點跟歷史學的證據主義差距較大。高夏也討論了越南北部和南部住在高地的少數民族問題，大部分有關越南史的書中甚少處理此一領域，因此也成為這本書的特色。
最後在結論中，高夏探討越南若干共和主義主張之案例，對於未來越南朝向民主化發展有所期許。在現代傳播科技發達之情況下，尤其人民財富日益增長，其追求政治開放將成為一股難以阻擋的潮流。
綜而論之，作者對於現代越南的歷史和文化有相當深入的了解，方能從全面的角度重新解析越南現代史的特徵，此為本書值得讚許之優點。

各式各樣的越南

一提到「越南」，大多數美國讀者想到的準是那場為阻止蘇聯與中國共產黨侵吞東南亞，而把美軍拖入泥沼、打了十年的戰爭。越戰在一九七五年以美國慘敗而畫下句點。直到今天，直升機忙著從西貢美國大使館撤僑，送往守候在越南海岸外航空母艦的影像，仍讓美國人歷歷在目，對當年的敗績難以釋懷。
美國絕不是第一個將軍艦派駐越南外海的「大國」。事實上，今天所以會有這麼多人知道世上有越南這個國家，主要原因就在於這個小國位於一處令人垂涎、「大國」勢力不斷衝突的地區。自西元前一世紀左右起，在與印度洋貿易的誘惑吸引下，中華帝國統治北越南幾近千年。中國人將越南視為與東南亞貿易的門戶，越南還能讓中國將勢力伸入印度洋市場，並延伸到中東。越南在十世紀重獲獨立，但在十五世紀之初，明朝派遣艦隊跨越印度洋，進抵非洲與紅海，越南也再次短暫地淪為中國領地。
也就在這段期間，一組新的帝國勢力透過太平洋與印度洋開始伸入東南亞地區。這股歐洲帝國主義勢力的氣焰，隨著法國殖民越南，英國占領新加坡、緬甸與馬來亞，而在十九世紀達於頂峰。另一方面，美國人跨過太平洋，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去菲律賓，而日本人則全力經營對朝鮮半島與台灣的殖民。眾殖民列強在中國漫長的海岸進行割據，建立許多通商口岸與租借領地。
法國人當然知道越南地當印度、太平兩洋與歐陸要衝，也完全了解這塊殖民地在這場帝國主義大角逐中的戰略重要性。在二十世紀之交，法國人在越南東南方海岸完成金蘭灣深水港建港工程。為阻止日本將殖民勢力擴張進入中國與朝鮮，俄國曾派遣艦隊從波羅的海繞道而來，這支艦隊先在金蘭灣集結，之後於一九○五年在對馬海戰遭日本擊敗。在日本於一九三七年侵入中國以後，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密切注視日本人在中國海岸線動向，並在日本皇軍於一九四○年開始進入越南以後，對東京實施禁運。事實證明，小羅斯福對日本人會大舉南侵的擔心頗有道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攻擊珍珠港、占領整個越南以後，日本人先將艦隊集中在金蘭灣，然後展開對東南亞的攻擊，矛頭遠至安達曼海的尼科巴群島。
一九四二年成軍的美國第七艦隊，在擊敗日本帝國之後留守駐地，以保護美國戰後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控制權。在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取勝之後，第七艦隊於一九五○年第一次訪問越南，向法國人重申支持。在越戰期間，美國一直將海軍主力留在金蘭灣。在美國於一九七三年四月撤出越南以後，俄國人接管了金蘭灣（編注：一九七九年，蘇聯和越南簽訂協議，無償租用金蘭灣二十五年。）。
今天，越南外海的地緣政治緊張情勢再次升高。自明帝國於一四三三年召回它派駐印度洋的艦隊以來，中國第一次展開行動，積極設法將海軍軍力延伸進入太平洋。美國正與它過去在越南的敵手相商，考慮最佳因應之道。俄國人自冷戰結束以來，再次展現對越南與金蘭灣的興趣。日本人也在擔心中國海軍軍力坐大的同時，改善他們與越南的關係。越南直到今天仍是全球激烈角逐的核心，透過「大國」衝突的角度觀察越南及其歷史，自然順理成章。
不過這種做法有個問題：它以那些垂涎越南、為占領這個國家而戰的人的觀點為出發點。將越南視為一個前殖民地或一個戰略地區，或將越南簡化為一場戰爭或一連幾場戰爭，都會使越南史變成它與外來強權的關係史。透過外在觀點觀察越南的過去，未必一定有錯；但這種做法稍有不慎，就會以相當片面的方式呈現越南歷史：越南只是隨大國起舞而已，本身並沒有扮演什麼角色。根據大國衝突論的觀點，越南是殖民與霸權的犧牲品，本身從來不是殖民者或征服者。越南本身的內部分裂、族裔多元性與衝突，就在這種歷史過程中模糊了。
不過時代變了。由於近年來出現許多有關越南的新研究，加上越南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逐漸對外開放，以及有關五○、六○與七○年代西方干預的激烈政治辯論，寫一本新的越南史，現在已經是一件可以辦到的事。這本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書中談到越南因地緣關係而成為帝國勢力角逐焦點，但同時也強調越南本身在塑造越南史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越南特有的多樣性與複雜性。
最重要的是，它強調這世上的越南從來就不僅只有一個，而是有好幾個大異其趣的越南同時並存。十七至十八世紀期間，至少有兩個越南政治實體並立，其中一個在河內附近的紅河三角洲扎根，另一個不斷南進，經過順化，將勢力伸入湄公河平原。直到阮王朝開國國君嘉隆帝經過數十年內戰、於一八○二年完成統一之後，越南才呈現如今那種S形相貌。不過就算統一以後的越南，也絕非就此平靜無事。阮朝領導人不斷擴張勢力，將高棉與今天寮國東部地區納入帝國版圖，揚言建立「大南」帝國，直到一八四○年代才停下來。
法國殖民主義者在沿湄公河向北擴張、尋求「支那黃金國」之夢的過程中，自然樂得引用早年「大南」帝國的說法，為自己的殖民野心辯護。不過，如果法國人在一八八七年宣布的印度支那聯邦（Indochinese Union）將越南、寮國與高棉置於同一殖民結構，他們也將越南在土地上劃分為三個各不相屬的次單位：交趾支那（Cochinchina，南部）、安南（Annam，中央）與東京（Tonkin，北部）。在一八六二至一九四五年間，於一八○二年統一越南土地的阮王朝獨立國不復存在。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四五年進入尾聲，情況也出現變化：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崩潰，民族主義勢力崛起，宣布越南獨立，並大體上以嘉隆帝當年劃定的界線為界，重申領土統一。只是這樣的統一沒能維繫多久。殖民統治解體、冷戰，以及持續不斷的激烈內戰，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五年間把越南分割成幾個相互角逐的國家。在整個越南史上，越南以今天的國家形式存在，前後加起來總共只有八十三年又幾個月（截至二○一六年止）─在一八○二年以前完全沒有，在十九世紀有四十三年，在一九四五年有六個月，自一九七六年起有四十年。以「大國」論分析越南歷史的做法，容易忽略這種多變性。
紅河三角洲的越南勢力南伸、進入人口稠密地區的發展過程，也使越南轉型為一個多種族、多語言與多文化的國度。越人或稱京族，是今天越南人最主要的民族（在一九九九年占全民人口總數八五‧七％），但與他們共享這塊土地的另有五十幾個少數族裔團體。在所謂「京城之人」的京族從紅河盆地外移之前許多世紀，住在紅河低地四周的高地、中央海岸地區沿線，以及整個湄公河三角洲的民族，主要是泰族、嘉萊、占族與高棉族。直到十五世紀末年，紅河以南─甚至紅河三角洲內部─的越南史，與京族扯不上什麼關係。那個「S」並不存在。直到進入二十世紀許多年後，在幅員比半個越南還大的高地地區，今天生活在越南境內的非越人人數仍超過京族。越南現代史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原因也就在它這種多樣化統治形式、種族與文化差異，以及它有中國、法國與越南人等等各不相同的殖民統治經驗。
越南國內外專家知道這一點，這個國家的多元性也讓學者們越來越著迷。這已經成為探討越南通史的新走向。這本書不從一個越南、不從單一同種民族、不從一個歷史、甚至不從一種殖民主義角度切入，而從它的各種形式與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樣性著手，對現代越南的過去進行探討。

第三章　變了樣的國家
殖民地的合作與選擇
殖民地合作是一種複雜又非常敏感的現象──而且不僅是在越南如此而已。我們在之前的越南歷史上，談到中國在越南的千年統治，以及越南本身的殖民擴張，都曾遭遇這類問題。在戰時，我們還會碰上它。葛洛斯（Jan Gross）在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殖民地合作時說，這種合作幾乎千篇一律，總是「占領當局驅動」的，征服者迫使被征服者接受條件，否則使用優勢軍事武力，從而建立合作，並透過合作架構進行治理，對地方性選項、忠誠以及各式各樣社會與政治關係造成深遠衝擊。它可能意指為了在艱難且性命交關的情勢中生存，不得不與占領當局合作：值此困苦之秋，被征服者必須考慮養育、照顧心愛的家人，而且還往往不得不在違背本身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這麼做。其次，如本書前文所述，征服者由於強迫造成改朝換代，為原本遭到邊緣化的族群提供了政治與社會的晉身階。無論出於有意或無心，新占領當局往往重燃蟄伏已久的爭議，以新方式使原已存在的社會政治緊張情勢更形惡化。最後，合作從來不會靜止不動；占領當局實力減弱、外力干預的可能性增加、或國際勢力變化消長等等，都會造成合作的變化。而每在變化出現時，與占領當局合作以及與之對抗的策略，也隨之改變。當然，這其中也有不少人純以自利為目的而與占領當局合作。二戰時期的法國有這樣的人，世界史上處處可見這樣的人，越南也不例外。
不過，並非所有留下來、在法國占領當局下工作的農民、官吏，甚或那些留下來的王，在一開始都是叛徒。再怎麼說，他們都是被征服的人。法國人壟斷了現代暴力使用手段，而且使用起來毫不猶豫。在本書第二章中，皮耶‧洛蒂描述的那場一八八三年順安大屠殺並非孤立事件。有鑒於這場戰役一面倒的特性，大南軍的迅速潰敗，讓平民百姓只有幾個選擇：或與占領當局合作，或撤入山區，否則可能遭遇身體上的重創。無論是精英與平民百姓都有人反抗（如前文談到的張廷）。但法軍與他們的越南盟友往往以極端暴力對付反抗，完全不考慮這些暴力可能對人命、財物或人民生計造成的影響，一把火將反抗者的村落與寺廟燒成平地。至於那些困在戰火夾擊下的男子、婦女與兒童，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只能聽天由命了。在十九世紀末的法軍攻擊結束後，里歐培‧卡德耶（Léopold Cadière）神父根據劫後餘生鄉間貧農的口述，寫出他們的困苦，令讀者為之鼻酸：
那些住在鄉下的窮人，那些農民、漁民、伐木工，那些靠森林維持生計的人，活得多痛苦，命運又多麼令人憐憫！夾在叛軍與我們的軍隊之間，他們不知何去何從。我們聽說，金祿市市長「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看不到他的村子」。他是不是就因為沒有提供我們要的情報，而遭槍殺或下獄關幾個月？他的案子是典型範例。撇開國家情感不計，大批可憐的安南人都是時事犧牲品，而他是他們的代表。在我方哨戒人員看來，這些人裡面當然有叛徒、有叛軍、有敵人。但其中也有許多人只因為恐懼而行動或拒絕行動，也有許多人所以什麼都不說，只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楊文美‧伊利約（Duong Van Mai Elliot，譯音）在她的北方家族史作品《神聖柳樹》（The Sacred Willow）一書中，有一段談到她的曾祖父當年年紀輕輕、還是官場新秀時，面對法國征服引發的劇變。作者是否真能洞察她曾祖父內心深處的感受，雖說令人不無疑慮，但楊文美寫的，確實是當年幾十名地方大員必須做成的艱難決定：
我的曾祖父在一八八三年榮登金榜，成為河東省令尹，當法國於一八八四年握牢在北方的控制權時，他的仕途之路展開未久。他終於達到他多年奮鬥、極力爭取的目標。偏命運弄人，在任官不過幾個月以後，朝廷喪失獨立，出人頭地的喜悅也蒙上陰影。他在任上留了三年，但他的心始終不在上面。他以母親病重為藉口，於一八八六年提出辭呈。這是他在職涯中多次辭官的第一次。儘管他一再被迫重返政府任職，或出於無法拒絕的官方徵召，或出於家庭沉重的財務負擔逼迫，或認為自己可以在國家需要他的時候為國家做點什麼，我的曾祖父每次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直到他退休，終其一生，他始終就在當年學者所謂「進」與「退」兩者之間掙扎。身為科舉出身、受過為朝廷與國家服務訓練的他，應該冒著被冠上與法國人串通的汙名之險，加入政府工作？還是說為保名譽無損，儘管出來為官或許能為國為民做一些事，他仍應該抽身政務之外？他還必須為學者們視為人生核心價值的忠誠議題掙扎。他能將對朝廷的忠誠，與對控制朝廷的法國人的忠誠分割，而選擇「進」路？身為官員的他，能在忠於人民、忠於人民福祉的同時，卻不為法國人牟利？
想了解越南人與法國人的合作，還得考慮其他一些理由。越人的政治忠誠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呈現分割狀態。嘉隆在一八○二年統一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時，將曾在鄭主與黎朝任官的官員邊緣化。一些遭邊緣化的精英，由於在法國對阮朝的戰爭中協助或不反對法國人，這時發現他們有機會在法國統治下重拾影響力，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原在北方任官的黃高啟就是例證。他以自己的知識、人脈關係，與民兵、與法國合作，配合法國在十九世紀末年展開「綏靖」行動。法國也對他酬庸有加，將他一路晉升到東京經略大使的高位。若不是法軍占領，黃高啟家族絕不可能在二十世紀成為力能呼風喚雨的政治勢力。此外，許多生活在中央高地的非越民族也發現，若能與法國合作，他們有機會保護自己，掙脫越人幾百年來的殖民束縛，建造一個獨立的新未來。一名孟族人因痛恨阮朝自一八三○年代以來對孟族的高壓殖民統治，而於一八八八年背叛咸宜帝。

反抗、君權與選擇
只要從北到南有越南人起而反抗，反抗持續一天，法國統治的安定性與合法性就一天無法踏實。許多越南人起而反抗，而且反抗得很英勇。交趾支那的「綏靖」行動持續了十年，十年期間，法國當局往往遭遇激烈反抗。順化朝廷雖在一八六二年和約中與法國講和，但它無力阻止決心一戰的地方指揮官與官員。在失去最南方的土地以後，幾名朝廷高級顧問力主與法國作戰。其中尊室說更是慷慨陳詞，反對進一步割地，力主備戰。尊室說在朝中的勢力隨嗣德帝健康狀況在一八八三年惡化而漸增。他支持年輕的皇子咸宜繼承帝位。不過咸宜帝僅統治了一八八四年與一八八五年部分時間，就因法國武力強占而失去江山。一八八五年七月四日夜，在法軍攻擊首都時，尊室說與盟友將咸宜帝祕密送出順化，進入附近高地一處安全基地。還是孩子的咸宜帝就在這裡頒發敕令，要官員與學者拿起武器對抗外國侵略者，支持皇帝，重建國家獨立。
這是要全民反抗的呼聲。幾道「勤王」敕令送到北方的東京與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咸宜帝與他的攝政王呼籲各地官員動員地方民眾備戰。皇室第一次公開呼籲民眾造反。鑒於大南的都市化程度原本就低，也因為文官結構仍然存在，將許多受過訓練的中層官員送回他們原本的鄉村與地區，勤王運動透過主客、師生與親友關係，在鄉間引起極大迴響。許多地方官員與學者透過這種關係動員整個村落，也有人用這種關係取得地方默許，為勤王運動提供食物、庇護與兵源。在流亡的咸宜帝於一八八八年被捕以後，反殖民人士仍能繼續推動保王反抗運動許多年，原因就在這裡。
法國官員知道自己必須對付的，不是他們在宣傳中所謂的一群「土匪」與「海盜」。他們也知道，除非能控制越南皇家法統的代表人（不只是仍在順化、成為他們傀儡的同慶帝），整個殖民統治的成功仍無法確保。一名法國軍官說，「在民眾心目中，咸宜帝代表對抗外國人的愛國鬥爭。」殖民戰略顧問賀蒙（Jules Harmand）甚至認定必要時應滅阮朝，他也相信，愛國信念會將人民和官員聯合起來去效忠他們的皇帝，繼續推動反抗。賀蒙儘管口頭強硬，為爭取這些越南精英，卻決心為他們在印度支那營建過程中立即提供特權夥伴地位，原因就在這裡。也因為殖民地高官抱持這種越南愛國認同概念，法國人才會一方面因為擔心殖民地皇室謀反，而設法削弱皇室，另一方面卻竭盡全力運用皇室，相信只要處理運用得當，他們可以將皇室當成活象徵，透過它將這群愛國精英納入他們的統治。換言之，法國共和派可能把他們本國的王剷除了，但對越南，他們有前後一個世紀緊抓殖民皇室不放。
名氣最響、領導反法抗爭前後超過十年的保王派官員是潘廷逢。潘廷逢於一八四七年生於河靜省東泰村，他家世顯赫，遠溯自黎朝起，祖先十二代都做官。他以優異成績通過一八七六至一八六七年的區域與都會科考。在那次科考中，他以嗣德帝出的考題為文，力主朝廷應仿傚日本人進行軍事現代化。潘廷逢雖因為在皇位繼承問題上與尊室說意見不合而一度宦途失意，但之後尊室說往訪中國向清廷求助，並且滯留中國，潘廷逢遂成為勤王運動領導人。
由於事關殖民國法統存續，法國人想盡辦法逮捕潘廷逢、打敗他的黨羽。總督德蘭尼松（Jean-Marie de Lannessan）重用黃高凱，想憑藉黃高凱與他跟保王派的淵源辦成這件事。黃高凱與潘廷逢是早在幼時已經結識的玩伴。一八八五年，黃高凱找來村中舊識，捎了一封信給潘廷逢（潘廷逢的人馬出沒在附近山區）。黃高凱在信中引經據典，用官宦階級的語言呼籲老友放下武器。信中說，抵抗不會有任何成果，只會增加百姓苦難。黃高凱還揚言要挖盡潘氏家族祖墳，並將剛抓到的潘廷逢的兄弟分屍，以為榜樣。潘廷逢接到這封信，顯然表示不屑，向身邊的人保證自己絕不會與法國人合作。他告訴他們，事到如今，只想自己的家人已經不再可能，事到如今，必須以拯救「我們國家所有其他的兄弟」為念。對黃高凱與法國人串通，以及他寫的那封信，潘廷逢表示極度蔑視。他呼籲越南同胞起來反抗，「如果有人把我的兄弟分屍（煮湯），別忘了把一些湯汁送給我嘗嘗。」他做成結論說，「現在我只有一條死路可走了。」
不過，叢林山區的日子畢竟難過。疾病、淒冷與孤獨，不僅削弱了體力也摧殘了心志。許多反抗軍因過於疲累而棄甲返鄉，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有些反抗軍被捕，還有人變節投靠法軍。一八九三年，為重振士氣，勤王軍對黃高凱坐鎮的義安省省城發動全面攻擊。這項行動由於正面攻擊，遭敵軍砲火猛擊、死傷過於慘重而失敗。潘廷逢的核心圈開始式微，法國與他們的越南同路人將潘廷逢的家人下獄，挖了他的祖墳，把支持保王派、或只是涉嫌支援「叛軍」的村民嚇得噤若寒蟬。眼見越來越多反抗軍領導人不支倒地或無心再戰，潘廷逢知道勤王運動已經來日無多。黃高凱察覺潘廷逢可能有意投降，於是立即又寫了一封法國人批准的書信，信中對潘廷逢仍然忠於王室的決定表示讚譽，但再次強調現在必須以百姓福祉為重：「只是忠於皇帝，卻忘了萬民期望的人，又豈能留名青史？」信中又說，潘廷逢如果繼續反抗，「不僅我們的鄉村人口會遭摧毀，我們整個國家都會化為一片屍山血海。」潘廷逢在回信中提醒他這位兒時玩伴，造成這場權力均勢轉型、造成整個國家受苦受難的，是法國人而不是保王派。回信中指出，「我們的山河遭他們一舉兼併，變成異邦土地。這些事件影響整個國家、整個人民。在這項試煉中受苦受難的，不是任何特定地區，也不是任何特定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