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

自序

我原以為只是延續做一個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想到的小問題，沒想到一踏入晚明《孝經》的文本世界，它成了我過去七、八年間最主要的研究工作。中國文化中的孝或《孝經》，如此平凡老舊的主題，對於講究創新的學術研究工作而言，似乎不是明智的選題；然而令我驚訝的是，它其實深邃而複雜，複雜到讓我幾度覺得永遠無法完成這個工作。因此，這個研究經驗對我而言是寶貴而意義深遠的，它帶領我透視常識的表象，看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許多事物都輻湊交織在「孝」這個核心價值上，變得彼此關聯而更具立體感，也更有生命力。我想從平凡中看見另一層意義是令人欣喜的生命成長。
曾經有幾位美國學者告訴我，這是中國人的題目，其中一位更坦白告訴我，她覺得這個題目美國人不會感興趣。我大概總是把「想做中國歷史脈絡中的重要觀念和議題，而非移植歐美熱門課題」這類帶有捍衛主體性意味的說詞擡出來，也順便自我說服一番，雖然心中難免覺得遺憾。不過，再聽著那位年輕學者說她常苦思如何迎合讀者的興趣、設法把書的篇幅濃縮在三百頁內才有可能出版等等，我才看見原來自己享受一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由與資源，其實並不都真的那般理所當然，是應該心懷感激的。
首先，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豐富的學術資源、自由與尊重學術的風氣。幾年來，我憑著心中小小的感動、自以為理所當然地展開研究工作，我沒有受到任何質疑，而是許多支持與幫助，也從不必考慮書的篇幅，只要擔心自己有沒有能力書寫，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寫作。這一切並不都是那麼理所當然，歷史中有太多時候，這些都是學者們的奢望。
這個研究連續六年獲得國科會的支持，讓我遠赴上海、北京、日本各圖書館，閱讀大量的《孝經》文獻。國科會和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也奬助我赴美交流訪問一年，從事書稿最後階段的寫作，我要向兩個單位以及各圖書館致謝。我也要特別感謝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提供我訪問的機會，在那優質友善的學術環境中，我學習良多，也才能有效率地完成本書的初稿。
許多長輩和師友，包括余英時先生、Willard Peterson、Benjamin A. Elman、黃進興、王汎森、羅久蓉、沈松僑等教授，以及其他近史所的同仁們，他們曾經花時間聽我說這個研究計劃，給我寶貴的意見。每一次聆聽和訴說，都幫助我整理自己混亂的思緒，也分擔了我的疑懼，我想他們當中一定有人感受到我面對這個計劃曾有的膽怯與無力感。廖肇亨、廖咸惠、胡明輝、林樂昌、Erling Johannes von Mende、Michael Szonyi等教授，曾提供我史料。我在日本時，承蒙夫馬進、馬淵昌也、小島毅、張啓雄、伊東貴之、永富青地、古勝隆一、佐野誠子、藍弘岳等多位教授的照應與協助。Martin J. Powers、王正華教授在圖象資料使用上給予指點；近史所圖書館主任林義娥小姐在圖書上給我極大的幫助；助理歐姍姍、陳惠玲、龔柏崴、李彥德、徐維里，則是與我共同工作的伙伴。對於眾師友的提攜與幫助，我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本書部分篇章曾分別發表於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中研院文哲所舉辦的「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與「為道屢遷：中國文化生活中的宗教禮儀實踐與創新」國際研討會、哈佛燕京學社研討會、臺灣大學舉辦的「情境與聖化──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國際研討會、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首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中文系、暨南大學中文系、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以及美國宗教學會年會（AAR）。我要特別感謝杜維明、高明士、朱鴻林、李明輝、劉苑如、車行健、王學玲、王鴻泰、李廣健等教授的邀請，及與會學者的討論。我特別感謝楊晉龍、祝平次、黃克武、胡其德、李豐楙教授對本書部分篇章所做的評論。本書的第二、三章曾發表於《臺大歷史學報》；第四、五章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章的局部收入高明士主編的《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第七章收入林維杰、邱黃海主編的《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中國觀點》。我感謝這些期刊與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研院文哲所授權重刊。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特別要感謝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員會、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聯經出版公司在出版過程中的鼎力協助。
最後也是最深的感謝，我仍要獻給我的家人。這個研究計劃教我看見家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無可取代的神聖地位、家人之間超越生死的情緣，以及一種永遠鑲嵌於家庭人倫關係中的自我與理想社群的身影，當然感受最深的還是現代觀念、生活與傳統之間的落差。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我受到父母和長輩們的照應似乎永遠多於對他們的付出，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讓他們的心得著安慰。

導論

本書的主要關懷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即是它的主題：《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第二個層次則是試圖透過「中國近世《孝經》文化史」這個特定視角下所進行的研究，來理解「孝」在中國豐富而重要的意涵。換言之，本書的內容雖以《孝經》為主題，但它也是一種理解中國孝文化的努力。為什麼需要區分這兩個層次？主要因為《孝經》和「孝」既非同義，也不是簡單的涵攝關係。有關《孝經》的討論或實踐，基本上均與孝有密切關係，故透過研究《孝經》相關論述與實踐，確實可以理解孝文化的某些意涵；然而反之並不盡然，孝的涵蓋層面太廣，不僅孝的傳播或落實未必需要透過《孝經》這個管道，某些時候人們還特意要將兩者區分，強調《孝經》曲解孝義、不能代表真正的孝。因此，意識到並區分這兩個層次之間密切相關卻不對等的複雜關係，是本書研究的重要起點。
為什麼要研究孝的文化？關注傳統孝文化對今日中國史學研究有何重要意義？要研究孝文化，為什麼不直接以「孝」為主題而選擇把研究焦點放在《孝經》？而要研究《孝經》，又為什麼鎖定中國近世時期，而不是生產《孝經》的先秦或兩漢時期，或一般認為《孝經》學較興盛的漢魏六朝呢？本書以文化史的取徑研究近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的《孝經》，又能得出怎樣新而有意義的成果？對於這些問題的簡要說明，是這篇導論的目標，詳細的討論當然是這部書的內容。

一、主題與方法論

（一）孝的研究概況
孝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它所涉及的層面極廣，從傳統宇宙觀、人觀、秩序觀，到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禮俗、性別、自我認同等各方面，幾乎無所不關。因此，許多進入這個領域的人都感嘆道，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無法研究完畢的課題。正因為它牽涉的面向太豐富，能夠接引到政治、社會、文化各層面的研究線索極多，又因為密切關係著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劇烈變革和某種切不斷的歷史延續，因此它不但具有不斷衍生、拓展、結合其他領域和專業訓練的學術潛力，針對其研究也往往能提供研究者關於傳統中國特殊性的洞見，更深刻體會到中西文化交涉過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許多衝突。而當代漢語世界的中國史學研究，仍在傳統與現代明顯斷裂的處境下，掙扎著找尋屬於中國本土的論述和語彙。如果我們的目標之一是希望針對那些在中國歷史脈絡中具重大意義的課題進行研究，希望用貼近歷史情境的範疇與觀念來理解歷史，而不只是移植歐美史學中的熱門議題的話，那麼「孝」這個看似陳腐無奇的論題，實具有某種不可忽視的魅力，它召喚我們駐足思索，透過它萬花筒似的視鏡，觀看屬於中國傳統奇幻交織的文化景緻。
儘管「孝」在中國文化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但五四以來知識菁英對傳統家族與孝道的反省和批判，加上文革的激烈衝撀，以及當代中國學術研究仍強烈受西方議題主導等諸多因素所致，學界對孝的研究並不熱衷，研究成果亦無法反映如此重要價值與文化特徵交織於政治、社會、文化、生活各層面所應有的豐富歷史圖象。這現象直到晚近才有了變化，近年間有不少關於孝文化的專著陸續出版。孝文化研究的專著，早期有桑原騭藏（1870-1931）的《中國之孝道》，這是一部簡要但視野寬濶的著作，從殷商時期孝道形成的宗教、政治、社會背景講起，說明儒家孝道思想，並以相當篇幅說明孝道主義如何反映於中國法律中。類似的綜論性著作，晚近尚有寧業高等人所著的《中國孝文化漫談》、曹方林編著《孝道研究》、蕭群忠的《孝與中國文化》及《中國孝文化研究》、朱嵐《中國傳統孝道的歷史考察》、張碩平等編《中國孝文化》、陳愛平的《孝說》。這類綜論的書籍，通常包括非常多的主題，從孝的起源和歷史發展談起，從宗教、倫理學、風俗、法律等方面討論孝與政治、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密切關係，又同時要涵蓋中國長期歷史的變化。雖然這些著作能夠提供讀者有關中國孝文化全面性、綜合性的巨觀視野，然而也往往因涉及面太寬廣，論述的深度受到侷限。
另外，萬本根、陳德述主編的《中國孝道文化》，以及陳金樑（Alan K. L. Chan） 和陳素芬（ Sor-hoon Tan）編輯的孝道研究論文集分別於2001年、2004年出版； 羅思文（Henry Rosemont, Jr.） 與安樂哲（Roger T. Ames）新英譯《孝經》也甫於2009年出版，兩位作者並寫了長篇幅的導論，從比較倫理學的角度對早期儒家孝道思想做出詮釋，並試圖反駁過去許多對孝與《孝經》的負面看法，強調此書在今日仍有啓人深思的作用；楊國樞和葉光輝多年來以本土心理學的關懷對臺灣當代孝文化進行研究，其多年的研究成果最近也以《中國人的孝道：心理學的分析》專著形式呈現。此均顯示「孝」相關主題的研究目前有漸趨活絡的現象。
若以時代而論，孝的研究比較集中在上古到漢魏六朝時期，且以思想研究為主。此可能與孝道思想的起源與成形、《孝經》的成書、孝治天下政治觀的形成及運用、佛教入華所引發的論辯等均發生在此時期有關。舉例而言，康學偉《先秦孝道研究》、林安弘《儒家孝道思想研究》、池澤優《「孝」思想の宗教學的研究》、王長坤《先秦儒家孝道研究》、徐復觀〈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歷史中的諸問題〉、林麗真〈論魏晉的孝道觀念及其與政治、哲學、宗教的關係〉，以及陳觀勝（Kenneth K. S. Ch’en）、冉雲華等人對佛教入華與孝道倫理的研究，均是上古或中古時期的孝道思想的研究。
另外，孝子傳的研究也是吸引較多學者關注的課題，又因為有豐富的圖象資料和歷代累增的孝子故事文本，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例如，德田進《孝子說話集の研究》以二十四孝為討論焦點，探討中、日、韓的不同文本，並主要討論其在日本從中世到近代的發展歷史與時代關係；黑田彰的《孝子傳の研究》總結其多年對孝子傳的研究成果，近著《孝子伝図の硏究》則針對不同孝子傳文本與圖象資料進行比較研究；Keith N. Knapp的專著 Selfless Offspring也是對中國中古以前孝子傳的研究。其他尚有許多關於二十四孝的研究，以及利用史書與方志所記載大量孝子、孝婦傳記，研究孝道旌表、孝行表現等議題，此類作品亦較多與中國近世社會、風俗有關。關於這部分，第一章中有較詳細的討論。
以上簡要的說明主要欲指出：「孝」在中國文化的重要性雖廣為人所知，但相關的研究卻是晚近才較受重視，研究的內容則以孝子傳、孝的思想、綜論孝文化為主，且以中古以前的研究為多，此領域尚有極大開發的空間。我相信當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工作者，更多致力於探討那些在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中具有重要意義的議題時，對於像「孝」這一類涉及層面廣泛而重要的議題，將會不斷吸引更多人以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視角進行研究。

（二）以《孝經》和近世中國為焦點
由於孝涉及的層面太廣泛，並不是個人能力所能全面掌握的研究課題，而且目前已有不少綜論性的著作出版，故若不能限定研究範圍，勢必無法做深入而紮實的研究，對學界亦無貢獻。因此，本書將研究焦點設定在《孝經》，一方面對《孝經》相關歷史進行研究，另一方面也試圖透過此特定焦點，探討中國孝文化的某些面向。如此選擇有幾個主要原因：首先，《孝經》既是一特定文本，就能提供鮮明的研究焦點和界線，不致讓內容流於廣泛而無法統御；而隨著探討文本論述的發展、文本生產與被運用的政治和社會脈絡等面向的展開，又同時具有深入社會、文化各層面的要求。換言之，這個議題勢必牽涉到政治、思想、教育、性別、宗教與儀式實踐等領域，可以形成豐富的歷史圖景和思想論述，這是本書鎖定中國近世《孝經》文化史為研究主題的原因之一。
第二，過去學界對於《孝經》的研究並不算多，且主要屬於經學領域。而即使在經學領域，《孝經》的重要性也無法與《詩》、《書》、《易》、《禮》、《春秋》學的研究相提並論，主要因為此書文字淺白、文意不深奧，在今古文本的爭議上也不大。再者，若僅就《孝經》學研究而言，晚明到清初更是明顯受到忽略的時期。這情形主要與學者們的研究興趣有關，因為大部分學者所關注的是文字考證、辨偽、闡釋經義，仍主要承繼清代漢學的關懷與討論，也有部分學者關注《孝經》的讖緯學與宗教性意涵，及二十世紀初才發現的敦煌文獻。而基於上述的關懷，漢魏六朝和唐代文獻顯然更是學者考查的焦點，這也形成《孝經》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以前的局面。另外，考證學（漢學）與理學（宋學）的學風差距，也是導致明代《孝經》學從清代以來長期未受重視的原因之一，此從幾部晚明總輯類的《孝經》著作均未在清代重刊，必須等到二十世紀末才重刊，即可見一斑。以上所述的《孝經》學研究概況，也清楚反映在以下一些代表性的《孝經》研究著作中：蔡汝堃《孝經通考》、何子煌《孝經的研究》、陳鐵凡《孝經學源流》、陳鴻森〈孝經學史叢考〉等系列論文，以及朱明勛針對歷代《孝經》學研究的系列論文。日本學界對《孝經》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現象，此可從佐野大介對日本近五十年《孝經》研究的介紹得知。綜言之，明清時期的《孝經》學是一個長期受到學界忽略的主題。本書選擇以晚明到民初為主要考查的時段，關於這樣的選擇，尚可進一步說明。過去許多學者大多關注上古那部《孝經》的生產脈略，探索它究竟是誰的著作？又是在什麼時代、在怎樣的政治社會背景下被生產？如何被帝王所運用？等問題。本書的焦點不同，我沒有去追問上古那部《孝經》生產的背景和時代意義，而是把焦點放在現存大量的《孝經》文本上，即後世重刊、注釋、輯佚，與各種相關論著文獻。我們知道除了唐代石經與少數宋代善本外，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孝經》大部分都是晚明以降的產物，這些文本在怎樣的歷史脈絡中被生產、被運用？這個問題其實尚未被認真探討過，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近世顯然是更重要的歷史時段，這也是本書選擇近世做為主要研究時段的重要原因。
明清時期留下大量對《孝經》的註釋和論述文字，在註釋的形態上也推陳出新，除了句讀、訓釋文本之外，許多學者更從五經、四書、其他先秦典籍，甚至宋明儒者的語錄中，拮取論孝之語及相關禮儀規範，與《孝經》文本比附合觀。也有許多是以孝行傳與《孝經》合刊的形式出現。這些豐富的註釋體裁和內容，不僅提供理解《孝經》的不同脈絡與方式，也是欲更具體而緊密地將《孝經》鑲嵌於儒學經典傳統與倫理實踐的種種努力。也因此，明清以降的《孝經》註釋文本能夠提供我們更豐富多樣的文化訊息與詮釋的可能性。
透過分析近世眾多《孝經》文本的生產脈絡與論述內容，考查《孝經》如何在中國近世社會中被不斷詮釋與運用等，不僅可以對明清的《孝經》學進行補白的工作，也能更貫通地理解《孝經》在歷代的發展與變化，並對過去某些認知提出修正，且對《孝經》與近世政治、社會的關係有更深入的認識。舉例而言，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孝經》論述與實踐如何在晚明獲得創發性的再生，可以探討《孝經》與士人、庶民、婦女教育的關係變化，以及《孝經》與科舉乃至與帝國意識形態的關係，在明清時期有何新的發展及其變化的意義等。學者已指出《孝經》在清帝國意識形態的建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順治、康熙、雍正三朝都曾御注《孝經》出版，康熙皇帝頒布《御定孝經衍義》更是媲美唐玄宗頒布《孝經》的重要舉措，其政治和社會效應也十分重要。然而，若不從晚明學者對《孝經》的蒐集出版、提倡研究、上疏朝廷等舉措著眼，我們則無法看見清初士人提倡《孝經》或清廷強調孝治天下的歷史淵源。另外，透過這個研究，我們也會發現理學和經學之間的密切關係，理學思潮確實影響著學者對經書的詮釋。
再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看，明清時代是中國孝文化更普及深入社會各階層的重要發展時期。無論就宗族建設、宗族文化庶民化的程度、儒家家禮改革與實踐、朝廷旌表孝行、推行孝教化等方面，明清時期（尤其從十六世紀之後）都是最顯著的發展期，此時期同時也是形塑許多我們今日所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內，不僅理學家在思想層面上強調孝是天理之自然、是人道德本性之內涵，而且有政治、社會與宗教各種機制共同推動著孝的教化，加上教育逐漸普及，使得《孝經》能夠接觸更多階層的讀者，也更深入社會中下階層和婦女的生活，此都豐富了《孝經》相關的論述與實踐面向。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面臨西潮衝擊與全面改革的迫切性，從晚清到民初，孝與《孝經》議題更鮮明反映著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種種衝突與調適。因此，從文化史研究的取徑而言，把研究焦點放在近世，所能捕捉到的歷史圖景更為複雜而豐富。而事實上，傳統有關《孝經》的論述與實踐，也經常以文化資源、學術傳統的姿態再現於近世的歷史圖景內，故本書雖然以近世《孝經》文化史為主題，但許多時候也回溯了重要的早期論著。
第三，《孝經》這部書是少數能夠跨越身分、年齡、性別、宗教等界線，廣泛被閱讀的儒家經典之一。而且此書在中國歷史中也發展出非常多元的性質，它不僅是十三經之一、承載聖人微言大義的儒家經典，更是著名的蒙學和女教教材，也是教孝勸善的善書，甚至被認為具有感通天地神明的神聖性，在某些刻意營造的儀式時空中，它也做為一種儀式性的文本，成為實踐者與更高權威間的媒介。上述每一種文本被詮釋與運用的社會文化脈絡均不相同，但卻非完全區隔，彼此間存在複雜交融的關係。因此，循著《孝經》多元文本的性質，探索此書在中國歷史上被談論、實踐的多樣軌跡，這個研究不僅將帶領我們進入相關的政治、教育（包括士人教育、蒙學和女教）、學術思想、宗教、儀式等不同領域，展現《孝經》豐富的文化內涵，同時也觸及許多不同歷史人物與情境。
事實上，我非常希望能夠捕捉、摹寫《孝經》文本在不同歷史情境下被誦讀、書寫、比附，被用以建構權力關係、聯繫人與人之間情感、傳承傳統價值與認同的一些歷史場景。《孝經》的文本曾在帝王宮廷裡被莊嚴地宣讀、書寫、頒賜，或被失寵的皇太子公開戰兢地講習，或被許多為父守喪、為母祈壽的孝子們虔敬地誦唸，或在夜深人靜之際一遍遍地迴盪於寡母與幼子心靈之間，或於窮鄉僻壤、或於帝國邊陲的社學中，傳誦於童子們稚嫩的讀書聲中，或者從那監獄中罪臣的筆下、敬虔告天的士大夫口中流洩而出。在這一幕幕生動的歷史圖景中，與之交織的《孝經》文本總是以它歧義多變的姿態，帶領我們進入豐富的歷史想像，想像歷史人物的思想與情感、無助與希望，以及那粧點粉飾權力關係的種種面具。只是，我恐怕史學論文的形式太嚴肅，我的筆也無法傳遞如此多樣而生動的情境。
綜上所言，本書主要研究近世中國《孝經》思想與相關文化實踐，希望能夠對此時期的歷史變化進行仔細考察。在方法論上，搭配著《孝經》多元的性質，從政治、社會、思想、宗教、經典詮釋、性別、儀式實踐等角度進入考察，希望能夠呈現這部書與人們生活及思想交會的豐富景象。而透過這整部書的內容，不僅希望對目前《孝經》的研究有所貢獻，也希望呈現中國孝文化的某些面向，及其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