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關係史

這本小書係彙集作者歷年在淡江大學講授中俄關係史的教材、並加修訂而成。其中比較有獨立性的數章，曾在台灣幾種學術性的期刊上發表過，所討論的主題雖然獨立，但各章內容仍舊銜接，不失全書的連續性。
中俄關係涉及的領域很廣，惟本書論述的重心，在蒐集俄人自己的資料，並引述俄國主政者有關中俄關係的言論，以顯示他們自己承認侵奪中國疆土及其他一切權益的具體事實，再藉此證明有資格對這些權益提出「歷史權利」的國家究屬何方。
在上述本書自定的範疇之原則下，凡中俄兩國通過中亞或西域等地區的族群之間接交往，且事屬其他專題範圍者，本書均省略不贅，凡一般書籍中所罕見的或太簡約的主題，如外蒙古、新疆等地區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以及雙方官商交涉往來，則儘量篩選中俄兩方已獲證實的文獻，詳加論述，所引用的資料以俄中書籍為主，英日次之。已應用者均納入本書的腳注之中，但因第一章對資料問題已有評述，在此恕不另列書目。
作者在蒐集資料的進程中，曾得到學術界友人不少的協助，無法在此一一向他們表達作者的謝意。但作者仍有不能止於言者，是參考資料中，有相當數量的絕版或稀有的書籍，多為哈佛燕京社圖書館的珍藏，該館前館長吳文津博士非常熱心，凡作者所需要的，均允許儘量影印。至於俄國方面的資料，除一小部分得自柏克萊加州大學而外，大部分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顧衛民教授在上海和北京兩處搜尋而來的。這對作者的助益亦非淺顯。出版的前夕，排印書中俄文的困難，又很幸運的得到淡江大學俄文系助教葉麗珠小姐熱忱而迅速的協助，使製作俄文版模的問題，順利解決。這三位充滿友情的協助，不僅是對一個平凡作者的鼓勵，也是對出版者一種無私的支援。
本書屬於上卷，涵蓋的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末葉起，至1917年止，至於蘇聯成立後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將為本書下卷的主題。
書中如有疏漏與謬誤之處，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第一章
論中俄關係史的資料問題
一、前　言
蘇聯自1991年12月崩解以後，俄羅斯卸脫了「超強」的外衣，向世界顯現了它國力虛弱的真相。殘破的經濟，不得不向美國求援。為了紓解國內民生的困境，又不得不與中共重溫舊好，尋求物資的協助。此種現實，決定了目前中俄兩國關係發展的趨向。
兩國之間的緩和跡象，實際上早在1989年5月戈巴契夫(Gorbachev)訪問北京時即已出現，當時戈巴契夫與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舉行了三十餘年來第一次的高峰會議，自後雙方關係正常化的結論，即成為兩國協調彼此關係的基礎。
目前國際形勢已經發生激劇的變化，舊有的兩極化國際政治體系業已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國際協商，在這種大環境中的中俄關係，亦正時加調整，以求長期的和諧，然而歷史上積累下來許多糾結不平的問題，也應乘此時機明爽無隱的予以清理。為達到公平而無偏頗的論斷，必須預先蒐集中俄關係的歷史資料，作為調整兩國之間一切問題的合理依據。
中俄兩國關係的範圍很廣，由於俄羅斯人在其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即確定擴張領土為其立國的主要國策。中國雖位於亞洲的東部，但歐亞大陸相連一體；俄人於16世紀晚期越過烏拉山(Ural Mts)之後，竟能於六十年之間，席捲了全部西伯利亞，把勢力伸展到太平洋的沿岸。17世紀的中葉，侵略的觸角即已到達中國的東北地區，自後中俄兩國關係的發展，就是以東北疆界問題為起點，然後才擴展到陸路的免稅貿易、宗教及文化學術交流各領域的。19世紀海路交通開闢以後，更拓展到鐵路、銀行、工業及礦產各部門。然疆土卻始終是兩國之間糾結難解的主要問題。
二、中俄接觸的開端及其史料
中國與俄國是目前世界上交界最長的兩個國家然在清朝初期，中國北邊與西邊的疆土並未與俄國接壤，所以清代早期官史中都未提到中俄兩國疆界方面有任何糾葛。惟我國東北地區為清朝皇室的故鄉，因而清廷對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以及庫頁島等地區的自然環境與其土著民族之生息情況都非常注意。由於這些土著的種族和語言與滿清人的相同，清廷就把這些地區置於八旗制的直接統轄之下，土著居民一律納貢並服兵役。有關我國統治這些地區的建置和歷史沿革，在《皇清開國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盛京通志》及《清實錄》等官書中均有記載，雖然簡略，但相當明確，這顯示清人雖入關統治全中國，卻沒有忽視東北疆土的任何跡象。
中國北疆與俄國的中心地帶相距甚遠，直到17世紀的中期，才有一般逃避帝俄黑暗統治與農奴制度的哥薩克(Cossacks)及毛皮商人竄入俄國黑龍江支流沿岸的村落、劫掠臣屬於清帝國的土著居民，恰值此時滿清皇室率其部眾入關，正圖傾其全力建立控制全中國的統治權，無暇顧及東北一隅之地，未能抽調兵力禦邊，本來黑龍江流域就人口稀少，未曾建置強大的軍事設備及嚴密的安全組織以防外患，於是此一遼闊的疆域及其豐富的物產，不久即為這批俄國東侵的先鋒隊所垂涎，漸次潛入黑龍江北岸建立據點，作長久佔領之計。這才引起中國朝野人士的警覺。幸好在幾度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之後，中俄雙方於1689年締訂了尼布楚(Nerchinsky)條約，劃清東北的邊界，允許俄人到中國貿易，確立兩國人民來往及不法情事的管制辦法。自後兩國相安達一百五十年而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衝突。訂約之次年，清廷依約派遣政府官吏到規定的疆界地點豎立界碑。據楊賓在他所著的《柳邊紀略》中的敘述，康熙29(1690)年6月由巴海將軍率兵護送立界碑的官員到東北邊境，分三隊進入威伊克阿林大山之中，山中氣候甚寒，不生樹木，滿地均為三尺以上深度的苔蘚植物所覆。三隊官員在山中會合後即將刻有漢、滿、蒙、俄及拉丁五種文字的界碑豎立山中的要地，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界碑是豎立於河流沿岸的地段，此一紀錄與俄國的探險家米丁多甫(Middendorf)於1844年的調查報告和蔣廷黻於民國21年所著《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中的記述大不相同，他們都很肯定的相信清廷是把界碑豎立在距外興安嶺二萬三千方英里以南的急流河與精奇里河合流之處。《朔方備乘》的作者何秋濤說，楊賓為康熙年間的進士，足跡遍東北。很可能他也是立碑的官員之一。他的書是在康熙36年(1697)出版的，距離立界碑之時只有七年。他的話應該比米丁多甫與蔣廷黻所說的更為正確而可信。何況蔣廷黻寫文時並沒有參考楊賓的《柳邊紀略》。所以《柳邊紀略》中的實錄不但可以改正國人盲目批判清人無知無能的成見，更為證明中國在外興安嶺以南享有歷史權利的重要資料。
至於蒙古、新疆及嶺東西等區域，為中國所稱「漠北」與「西域」之地，更是中國歷代經營最力的場所。中國歷代有才能的人士，常把他們的心智與事功投注在這些地區，為保土衛民而效命。清廷也繼承此一傳統，在18世紀的時期，就已經對此西北地區作了精密的調查和研究，然後根據此種調查確實的資料，編纂了一部《皇輿西域圖誌》。全書共有52卷，名義上的主編人是傅恒，自1756年起，至1782年始編纂完成。書中全面記述了包括巴爾喀什湖(Lake Balkhash)以東以南和帕米爾高原一帶的山川、湖泊、居民，以及分疆設治的情況，明確的指出了當時中國西北部邊疆的範圍。編纂這部巨著的時候，中俄之間尚遠隔著中亞細亞的幾個回教大國而毫無領土的爭執。這種官書的編纂與發行，純粹是依循歷朝舊例，頒布帝國業已固定的版圖以明示天下，卻意外的為中國留下了歷史上記述和考訂西部疆域最詳盡的一部史地專著，更為後世傳下我國在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及帕米爾地區領土主權的歷史明證。
到了19世紀，俄人東侵的勢力一方面由陸路繼續向我北邊加緊推進，另方面由海路與海洋列強互相結合，共同侵蝕中國權益。自是中外關係更加紛繁，積累的文獻也日益豐富。清廷乃於19世紀的後期編纂了一部很重要的外交史，名為《籌辦夷務始末》，實際上這是包括清廷與各國交往的綜合文獻集，中俄外交關係的資料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內容仍舊異常翔實，使許多資料得以有系統的纂入其中，並流傳於世。計有道光朝80卷，咸豐朝80卷，同治朝100卷，再加上王彥威所編光緒朝──《清季外交史料》──的218卷，共計達478卷。還有故宮博物院編纂的《清代外交史料》，亦達10冊，使許多宮內封存的外交史料得以藉此公布，成為學術界研究中俄關係史的第一個資料庫。
以上係就外交史資料的總集而言，至於中俄兩國關係的專集則出現於最近二十年，緣自1960年至1969年，中華民國台北國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從民國時期的外交檔案中輯出有關中俄外交的文獻，編纂了一部巨集，名為《中俄關係史料》。其內容是包括1917年到1920年兩國間所發生的一切交涉來往文件，分為八大類別，即〈出兵西伯利亞〉、〈中東鐵路〉、〈一般交涉〉、〈俄政變與一般交涉〉、〈停止俄使館待遇〉、〈東北邊防〉、〈俄對華外交試探〉和〈外蒙古〉。這部巨集把俄國革命後對中國外交策略轉變的軌跡及中國如何因應的資料都蒐集得很完備。
1981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了由其研究人員集體編纂的一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內容起於清代順治10年(1653)，迄於宣統3年(1911)。共分五編，每編又各分若干冊。所選檔案包括中俄兩方面的文件，反映清代260年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關係。除漢文的公文外，尚包括大量譯自滿文、蒙文、俄文及拉丁文的中俄雙方的來往公文，其中咸豐朝以前的文件大都是從未公布過的。資料的取捨與編排都具有相當的水準，優於王之相與劉澤榮於1936年編譯的《故宮俄文史料》之處實多，因後者僅限於康熙、雍正及乾隆三朝，內容比較片段。而前者則把每一案件的雙方公文都按順序編入，易於尋索始末，惟目前僅出版三編共七冊，第四編與第五編尚未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