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東亞、台灣（思想3）

致讀者

《思想》出刊兩期以來，探討的主題不一，但往往會直接間接地涉及「政治」。這個現象，部分反映著台灣社會中政治爭議的咄咄逼人；但更為基本的理由，殆為當前文化與政治兩個範疇的相互滲透。在今天探討思想議題，思想的政治蘊涵往往特別引起注意。這個趨勢應該如何理解、又要如何評價或者矯正，都是棘手的問題。不過這個趨勢的存在，似乎很難否認。
文化與政治的滲透合一，影響非常廣遠。「文化政治」成為時尚之後，原有的政治形式與文化意識，都被迫有所調整。例如，身份認同議題在今天的支配力量，早已取代了階級鬥爭、資源分配等傳統訴求。認同議題所帶出的後殖民反思，也正在重整傳統的國族、區域與帝國的意識。文化主體的無形多變，甚至於剝奪了政黨與社會運動的代言資格。最重要的是：由於文化在本質上具有特殊性，文化政治所孕育的政治訴求，往往注定成為以「特殊」為訴求的政治，挑戰「霸權」的「普遍」姿態。從北美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到中國大陸新興的大國意識，都反映著這個趨勢。
其實，文化政治為患，並非始自今日。利用「思想采風」的簡訊形式，彭淮棟介紹了德國學者雷本尼斯新著《文化的誘拐》。兩百年來，德國人企圖用文化取代政治，結局是政治吞噬並操縱文化，其教訓迄今仍耐咀嚼。這個母題，在高全喜與蕭高彥二位筆下，乃是文化政治的「背面」，卻未曾為張旭東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書所警覺。而這本作者在北京大學講課的紀錄產生龐大的影響之際，也正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關鍵時刻，整個歷史形勢與文化政治的背景，格外需要理解。
中、日、韓有關亞洲或東亞的意識，同樣是文化政治的一課，近年來喧騰一時，台灣卻只有陳光興等少數學者出力耕耘。台灣豈不是東亞的一環嗎？可是「台灣意識」卻始終無法坦然地面對自己的東亞身份，東亞也不清楚如何面對台灣的真實存在。說起來，東亞意識的歷史，同樣充斥著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撕扯：它的用意是在抵禦西方現代性、是在建立區域霸權、還是「為東方王道之干城」，似乎注定是曖昧的。本期《思想》所收錄的專輯文章，當然無足以呈現問題的全貌，例如孫文所強調的大亞洲主義、尤其近年中國大陸學者的熱烈討論，都告闕如。不過介紹韓、日的觀點、插入台灣的反省，多少可以顯現這個問題的豐富與迫切，或可望引起台灣知識份子的興趣。
話說回來，文化政治的瀰漫氾濫，正足以儆醒我們：它是有其侷限的。侷限之一，殆為思想的其他面向橫遭忽視或者政治化。本刊上一期刊載了數篇有關歷史意識的反省。歷史意識固然有其涉及記憶、涉及認同、涉及國族建構的政治面向，但尚有其他更豐富的蘊涵。本期《思想》繼續發表李淑珍、葉新雲兩位的大作，分別探討歷史意識與自然意識、以及歷史意識對「理性」的貢獻，適足以校正文化政治視野的偏執，請讀者特別注意。
文化政治的另一個侷限，應該就是對於制度問題的荒疏。傳統上，關於政治、經濟制度的反省，乃是政治思考的焦點。可是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極一時，正好配合文化政治將制度「稀釋」的傾向，迫使傳統政治主體退卻、制度堤防崩潰，造成民主政治與市場制度的失靈。這方面的反思，牽涉到了整個晚期現代如何實現平等、正義等最根本、最原始的政治議題，尤其不容忽視。本期朱雲漢的文章，堪稱及時之作。
朱教授這方面思考的「及時」性格，從近月來台灣政治的動盪，也可以得到證實。長期以來，台灣關於民主政治的想像，囿於「政黨政治」與「社會運動」兩個模式。可是九月以來無數公民自發地走上街頭表達意見，引起各方震撼，傳統政黨與社運團體竟均居於被動，對於民間感受並沒有因應或者代言的能力，也無法接過議題在體制內處理解決。「民主」在台灣是不是正出現新的面貌，值得各方進一步思考、討論。
本期《思想》出刊之時，適逢魯迅逝世七十週年。經過白色恐怖時期的暴力禁絕、繼之以本土化的掩埋策略，魯迅對台灣知識界具有甚麼意義，今人已經無言以對。可是對於此前幾個世代的台灣知識份子，魯迅是啟蒙者，也是反抗意識的象徵所在，豐厚的含意值得彰顯。值此魯迅「遠行」週年，《思想》發表錢理群先生的新作，紀念之外，更盼望有助於追憶一個剛強、樸實、悲憫的思想氛圍。

關於「東亞」的思考

陳瑋芬
（中研院文哲所　副研究員）

一、由觀念史的角度看「東亞」問題

　　在中日甲午戰爭已經過了一百一十年的今天，「東亞問題」應該如何檢視？教科書內容、日本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台韓慰安婦、戰爭責任……，這些問題的起因與日本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國家樣態以及知識份子對亞洲所展現的野心息息相關，因此追本溯源之道，可以由日本帝國的知識份子對亞洲有怎樣的認識、為什麼產生這樣的認識、又是如何發展中國觀等層面來尋覓。
　　就東亞的「地域問題」而言，全球化的發展已經超越經濟、政治層面，並拓展至學術論域。各種以「東亞」這個地域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陸續在韓國、台北、北京召開；也已經有不少日本學者開始在自我審問，是否真正具備了探討亞洲侵略這個過去的思想的「資格」 ，又究竟能對亞洲「訴說」些什麼？一九六四年，竹內好曾經提出如下的言論：
（隨著日本之戰敗）而喪失的是，明治以來逐漸成形的，以亞洲為主體的思考模式。身為亞洲的一員，這樣的思考模式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不過卻隨著戰敗而銷聲匿跡了。（中略）日本曾經殲滅朝鮮、恣意侵略中國的主權，然而，過去七十年間，日本也和亞洲諸國一同成長，並且自覺到如果切斷與朝鮮及中國的聯繫，將無法生存。侵略之行為固然不當以正面看待，但侵略一事，其實也意謂著被扭曲的連帶感。與其以事不關己的態度面對其他諸國，侵略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健全的。
這一段文字討論的是當時盛極一時的話題：「『侵略』與『連帶』在具體狀況下無法真正區別」，竹內也認為二者具備「統一的傾向」，並且在這樣的認知下定義亞洲主義。不過，與亞洲主義者截然不同的是，竹內嚴詞指責戰後便放棄了亞洲責任的日本人，批評他們根本就是「把赤子放入沸水之中」。
在日本出爾反爾的舉止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竹內所批判的「放棄責任」之態度依然存在，但是竹內所面對的時代背景，距今已十分遙遠。日本資本主義在美國庇蔭下始得以存立，為了追求經濟的高度成長，反而對己身所處的亞洲不斷找藉口「放棄責任」。上村希美雄一針見血地批判道：日本在經歷過「不因亞洲與歐洲對立的難題所苦，而舉國邁向脫亞入歐的幸福時代」 後，不斷積極地「復權」，且夸言為亞洲做出了「國際貢獻」。另一方面，中國在急速近代化的過程中，也再度接受了日本的「援助」。
暫且略過中國的變化不談，問題的癥結在於竹內這種一方面熱切討論討亞洲主義，又對日本的狀況冷眼旁觀的態度，今天是否改變了呢？竹內還曾經指出，由近代到戰後，日本的近代化過程與中國相比，雖然未經歷激烈「抵抗」西洋的過程便得以急速發展，但也因為不曾嘗過「敗北」的滋味而成為西洋的奴隸，甚至「放棄了自我」，導致「日本社會無法容許思想的對立。換言之，不存在思想，思想只能藉由觀念發展」 。
竹內好對於日本在戰前戰後的「無思想狀態」執戈相向，認為日本因此無法掌握正確的近代史觀、中國觀。按溝口雄三之言，竹內好的主張基本上還是一種以西洋為中心的，相對於「非歐洲」的中國、指摘無主體性的日本，亦即是「以歐洲為基準」的思考模式 。溝口認為竹內好仍然跳脫不出如下的窠臼：「以歐洲的眼光來捕捉自我、審視自我，自問是否是歐洲式的？又是否為非歐洲的？」
溝口的批評無可置喙，但我們在思考「東亞儒學」的出發點時，更重要的是應該借鏡日本，探討竹內所勾畫的「奴隸文化」及「喪失他者」的構圖，如今是否起了變化？
上村希美雄所言不假 。邁入八十年代以後，「藉由思考亞洲來重新捕捉日本的日本人」逐漸增加，也出現了「以亞洲為借鏡而改變自我」的情況，「日本與亞洲也因此不斷產生變化」。不過，即便如此，竹內所謂「非亞洲亦非歐洲」、「不屬於任何一類」的日本，依然呈現存在，並且在世界屹立不搖。要根本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對支配了竹內這類亞洲主義者的「西洋—東洋」、「文明—非文明」、「近代—反近代」基本思想架構，針對近代日本「自—他」認識的基本架構提出質疑。例如，西洋的出現為思想空間帶來什麼樣的構造？「自—他」認識又從何開始？它為亞洲主義者的近代思想賦予了怎樣的規定？因此本文試圖回溯至十九世紀前半，以觀念史的角度來捕捉其「東洋」、「東亞」論的發生、發展軌跡。

二、 複義的「東洋」

「東洋」這個詞在華語、日語、英語辭典的定義並不一致。要言之，華語世界主要將「東洋」理解為「日本」，日語世界所理解的地域較廣泛，為「土耳其以東的亞洲諸國」，特別是「東亞和南亞」。而英語世界對「東洋」地域的認知與日語世界類似，但釋義略有不同，為「地中海以東的國家」，特別是「西南亞或整個亞洲」。
為什麼「東洋」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會有釋義上的分歧？華語世界和英語世界不論在方位或是概念上，都把「東洋」理解為與「我」相對的「遠方之地」或「蠻夷之地」；日本卻沒有承繼中國傳統對「東洋」的解釋，而選擇把「我」納入「東洋」的地域範圍，視之為涵蓋了「我」的亞洲總稱。
在中國，「東洋」作為海域意義，首出於元朝汪大淵的《島夷誌略》。他以「東洋」、「西洋」為分隔「南海」之語。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中有「西洋」十五國，「東洋」七國，日本及紅毛番編入「外紀考」內。兩書所稱「東洋」，涵蓋了南海東部及其附近諸島，大約北半球東經110度以東的地域範圍。史傳如《明太宗實錄》、《明神宗實錄》、《明史》都出現不少「東洋」之語，涵蓋範圍不僅包括南洋，也包括日本與朝鮮。清代以降，因為日本位於中國東方之海，在《新清史》、《清史稿》都出現以「東洋」稱日本的例子，令「東洋」呈現複義並存的局面。相對於史傳和地誌，明清文學作品中的「東洋」，所指涉的地域範圍顯得模糊。《水滸傳》、《平妖傳》、《西遊記》、《醒世恒言》、《型世言》、《紅樓夢》都出現以「東洋大海」為遠方、九霄雲外的用例 ；《兒女英雄傳》 和《閱微草堂筆記》的「東洋」，則泛指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