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

序
19世紀以前，中國史學領先西方史學，為彰明較著之事實。中國自遠古時代起，設立及時記載天下事之史官，數千年不絕，世界萬國，無此制度；中國史官記事，至魏晉以後，兼及修史，浩瀚史料，編纂成籍，中國翔實之正史，遂破世界史學之記錄；中國史學，特色為精細、詳瞻、博大，與西方史學比較之後，益見突顯；人類之文明史，亦待中國史學理論之發揮而創寫。凡此，皆中國史學之世界價值，極值珍視。

19世紀以後，西方史學進入黃金時期（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歷史所涉及之範圍，已擴展至社會、經濟、心理與文化。史學家已不再衹寫王朝、戰爭、條約與宗教。出色之大史學家如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麥考萊（Lord Macaulay, 1800-1859）、米其勒（Jules Michelet, 1798-1874）、柏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孟蓀（Theodor von Mommsen, 1817-1903）等，不再是記錄者（chroniclers）、編年者（genealogists）與說故事者（story-tellers）。所寫成之新史，觸及人類經驗之多樣性與複雜性。環顧寰宇，未有類此嶄新之歷史。加以競新鬥奇之史學方法，亦於此時出現。尼博兒（Barthold George Niebuhr, 1776-1831）、蘭克所創以語言文字批評史料之方法，掀起史學革命、量化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方法，隨之群書並作，如飆風驟起，西方史學，於是風靡天下，舉世史學，皆俯首於其下，未有能與相頡頏者。

19世紀以後，西方史學極盛，中國史學則趨於衰微，博洽精醇之歷史巨著不再現。寖假至西方史學東來，攻擊與貶抑中國史學之聲浪四起。兩千餘年之中國史學，於是遭遇空前未有之大變局。史學存亡，決於旦夕，有識之士，如梁啟超、張應麟、陳寅恪之議論，遂為中國新史學之指南，有待發揮而評論焉。

梁啟超為晚清言論界之驕子，學術界與政治界最活躍之人物。深愛中國史學，亦猛烈攻擊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為其對中國史學之無情攻擊。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輾轉接受德、法班漢穆（Ernest Bernheim, 1854-1937），朗格諾瓦（Charles V. Langlois, 1863-1929）與瑟諾博司（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之史學方法，而以優美明快之文筆暢述。謂史料為「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分史料為「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文字的史料」與「在文字記錄以外」之史料；論及史跡之論次，畫出「史跡集團」，以為研究範圍。此皆石破天驚之史學見解，梁氏果能如此自創耶？稽之班漢穆、朗格諾瓦與瑟諾博司三氏之說，梁氏之新說，泰半非出之於個人。惟梁氏以寬濶之胸襟，於所熱愛之中國史學之外，廣納異趣之西方史學，此為大史家之風範，亦輸入西方史學之第一功臣也。

張蔭麟幼承父教，熟讀經史古文辭。1929年以公費赴美留學，攻讀哲學與社會學。回國後任教清華大學，專治史學，著手撰寫《中國史綱》一書。以哲學與社會學為基礎，以寫中國五千年歷史者，張氏似為第一人。彼於《中國史綱》〈初版自序〉提出其所懸鵠的云：

「（1）融會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獻的載錄，亦力求節省；

（2）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

（3）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容並詳。」
自此可見張氏史學之精湛，及其所受西方史學寫史方式之影響。以致其書最為近人所盛讚者，為其融化原始史料，以近代新文體寫出，而優美委婉。此為新中國通史成功之條件之一。惜張氏多病，英年早逝，其書僅寫至東漢初年，令人扼腕！

以《中國史綱》與其所引用之原文相比較，其新寫者，文字與意境，皆不能企及於原文。此為此類新史之致命創傷。英年史學家之成就，古今中外，皆有限制，此為莫可如何者也。

陳寅恪出身名門，家學淵源，國學基礎深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十餘年間，游學歐美，側身美國哈佛大學、法國巴黎大學與德國柏林大學，研究不輟。其研究以語言文字為重點，藉以研究歷史。據云彼能運用十餘種以上之外國語言文字，此為前無古人者。如此治史，顯係受當時德國極為盛行之蘭克語文考證學派（即為以語言文字批評史料之學派）之影響。陳氏歸國後，講學清華大學，將所吸收之西方史學，與中國乾嘉時代之歷史考證學相融合，於是其新史學出。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代表性之作品。其論及政治制度與社會習俗，明顯受西方之影響。然不露模仿痕跡，自然呈現，此為真能貫通中西史學者。「寅恪生平好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蓋為陳氏真切之自述。兼重中學與西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陳氏治學之基本態度如此。

陳氏中年以後，雙目失明，仍繼續著述。又身處驚濤駭浪之中，而卓然獨立，不失操守。較之馮友蘭之輩，寧能同日而語耶？

維運治史半世紀以上，醉心比較中西史學而思求會通之道。於梁啟超、張蔭麟之史學，皆作論述，獨於陳寅恪之史學未著筆墨，遺憾孰大焉。今王震邦教授寫成《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一書，得窺陳氏一生之全貌，萬里外聞之，歡欣鼓舞。揭出陳氏所強調之學術獨立與自由思想，尤為其書之最大特色。震邦教授胸襟開朗，思想縱橫，又長期出任類似史官之工作，牛馬走天下，時代心聲，得其傳達，故樂為之序。
2011年3月 杜維運序於溫哥華

第一章 序論（選摘）
陳寅恪熱
以史家陳寅恪（1890-1969）為主題的討論和話題自1990年代以來，在神州大陸和港台蔚為一股「陳寅恪熱」。就近現代史學史乃至思想史發展而言，如何看待此一現象，以及如何為陳寅恪定位，皆屬不可迴避的課題。從正面看，「陳寅恪熱」的出現，既有大環境變遷的外部因素，也反映出學術研究轉向的具體關懷。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圈，自擺脫意識形態的教條和思維上的制式反應後，若能找出一位既能承接傳統而又具備新學且能取法的對象，非僅是一種期待；最重要的或更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老一輩知識分子，已遭極左思潮和鬥爭摧殘殆盡，人文社群缺乏一個可以共享並形成共識話語的典範，陳寅恪強調學術獨立和自由思想，正符合了此一期待。
一個可以理解的視角是學者從意識形態領域轉向後的抉擇。雖然在政治改革方面未見根本性的調整，且不時因路線之爭，上層權力結構出現向後轉的傾向；但轉向市場經濟，則已從社會各個層面湧現巨大變化和動力，莫之能禦；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或從事意識形態除魅，或通過學術批判重建學術倫理及規範，且社會所能供給的力道逐漸增強，人文學術和研究同步出現了上層理論替代和典型轉移的需求，應是往下數十年大陸知識分子長期奮鬥的目標。史學界尋求史家典型的重塑，正是此上層理論崩潰後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一個顯例。

陳寅恪長期和現實政治的疏離，以及堅持不接受意識形態以及理論先行的研究取向，對文革後崛起的知識分子自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對照意義，這不僅是因為陳寅恪的史學成就，更在陳寅恪的思想、人格和學者風範。以史家周一良（1913-2001）為例，在其生前最後一段歲月，不論寫回憶文章或參加追念陳寅恪的學術聚會，由淺而深，一再公開作出反省，最後和盤托出當初批判老師的情況，以為請罪。這就是學術社群轉型之際具有正面意義的具體寫照，轉型正義的自我實踐。不僅是除魅和尋求典範，也更是傳統正面價值觀念的再確認和再肯定。

就當代史學史而言，身為史家的陳寅恪，自屬不能忽視，且當給予高度重視，本書即係從此一大背景及思想面探索陳寅恪的內在思想的運作思維。由於典範匱乏，陳寅恪難免被形塑成高不可攀的巨大形象，這是一種放大和扭曲，有必要「以陳還陳」，面對「陳寅恪熱」，這或許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應是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一個基本的堅持。本書作此嘗試，追索陳寅恪的思維運作，不過是其中一小步而已。

史家余英時（1930-）於上個世紀末為陸鍵東（1960-）《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九九五年）一書出版後造成的全面性轟動說：「最近三四年來，中國大陸忽然掀起了一股『陳寅恪熱』。《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1929-）著，一九九二年）、《陳寅恪詩集》（陳流求（1929-）、陳美延（1937-）合編，一九九三年）都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印行的。這兩部書提供了不少新的資料。大陸學術界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常有大、小規模的討論會，探究陳寅恪的文化觀念和史學成就。報刊雜誌有關陳寅恪的文章更是不計其數。通過陳寅恪的研究，大陸學者似乎在認真地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世界的定位問題，其意義是深遠而重大的。」三聯書店版由陳寅恪女兒陳美延主編的《陳寅恪集》，其中最早推出，也是最難閱讀的《柳如是（1618？-1664）別傳》，初版一萬冊，甫出即再加印一萬冊，在非小說書類中實屬罕見。再以汪榮祖（1940-）的《史家陳寅恪傳》為例，二００五年三月發行的北京大學出版社新版已售出一萬冊以上，這是另一例。
對「陳寅恪熱」現象帶有評述語氣的羅志田（1952-），指稱所謂「陳寅恪熱」，怕「熱」的實非其學術，而陳在民間擁有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間藝術中一個常見的人物鍾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這個「打鬼」的背景，應與知識分子期待學術的獨立和自由的思想有關，甚至可以推演到對政治現實的不滿。藉著對陳寅恪的肯定，以澆胸中塊壘。陳寅恪的學生，中山大學教授蔡鴻生（1933-）則認為此熱來得有如「空穴來風」，來得不知不覺。反問陳寅恪真的有那麼多「後世相知」嗎？蔡鴻生引程千帆（1913-2000）《閑堂書簡》致舒蕪（1922-2009）函：「陳學熱實體現對傳統文化關注之心態，非徒重其學術創見也（多數人恐亦不懂他說些什麼，但隱約感到他說的一定很重要而已）」。就是這種隱約的感覺，讓不少人對「陳寅恪熱」帶有更多好奇和想像。

就文化面分析，郭亞珮在其〈歷史的陳寅恪：「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與中國政治現代性〉一文中認為，「陳寅恪熱」可以分成兩個版本，一是強調陳寅恪的文化懷抱，以及對傳統文化的留戀，作為解釋陳寅恪言行的中心主軸；另一個版本著重陳寅恪的思想理論，從陳的著作裡，多方勾勒出陳寅恪對市民社會的活動能量的期待。前者將陳描述為「遺少」，而後者則將陳視為在中國情境下尋找自由民主種子的先驅。只是這兩種版本都將陳寅恪抽離了他所處的歷史當下。此時讓「陳寅恪熱」回歸學術討論，應是學術界的責任，也是本書的關懷。

因為「陳寅恪熱」，相關史料及研究是否相對受到重視和提升，或是另一個問題。但有一個現象是：知識分子頗以認同陳寅恪相標榜，既刺激了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界對近現代以來史學研究重返學術規範的重視，也直接、間接助益了史學觀念、方法和思想的闡明。圍繞著陳寅恪的研究和論述，也因此出現熱效應。而此，又與大陸近二十年來的「文化熱」、「國學熱」有一聯動，互為影響，都可置諸改革開放重經濟、輕文化的情境下觀察。整個社會因政治壓力仍在，出現非正常轉型，「陳寅恪熱」應可視為整個大環境逼出來的議題，唯此已逸出本書處理範疇。在陳寅恪成為「典範」的過程裡，特別是中古以降的歷史、文化研究，及具備現代或後現代意義的女性研究，不論史料的採擇、考證以及方法的運用，或觀點的呈現，都很難繞過陳寅恪生前處理過的論題。正如毛漢光（1937-）所言，「對於寅恪一生之學術成就，讚揚者極多，補充修正者亦不少，批判者亦有。」或是繼承，或是發展，或是修正和攻錯。最近幾年相關陳寅恪的家世、留學情況以及從晚清以降的政治發展、甚至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在選題上都受「陳寅恪熱」直接、間接的影響。這些現象非僅值得後學對陳寅恪有一學術上的好奇，探討「陳寅恪熱」的內在意涵，而非外在的熱鬧而已。

顯隱之間陳寅恪既成為熱效應的典範史家，相關研究、論述亦夥，其中又多集中於正面肯定其學術成就，或同情其遭遇，或持陳寅恪的相關論述，據以評論學術話題，或為月旦人物之資。似有但憑陳寅恪為準，或以之為思考前提的傾向，在有意無意之間，疏忽了陳的思想發展背景以及和學術社群之間，或還有未經處理的互動和影響。顯隱之間，過去相關陳寅恪的研究和選題，即多傾向就相關陳寅恪的文獻探索，或就陳寅恪的學術成就正反面立論，而少有就陳寅恪的學思觀點，特別是思維運作部分作深入研究者。

本人在檢讀相關史料過程中，即發現陳寅恪引發的國文試卷應否以對對子入題的爭議，其實與陳寅恪的學思觀點大有關連，但過去皆著重其話題，而未探究其間如中文文法發展之於學術史的意義；再如陳寅恪的自我認同和成長背景，兩者之間原有密切關連，過去亦未見深入鑽研的論著，而此應屬研究陳寅恪必要從事的基礎工作。欲深度理解陳寅恪史學成就，且從思想發展及其運作者固夥，唯迄今未見以其「思維模式」為主題，探索其間是否存在內在關聯的學者及論著。

陳寅恪何以會認同晚清以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命題，論者多矣，然多從陳寅恪和晚清思想或張之洞（1837-1909）之間究竟有何異同著眼；然而陳寅恪運用「體用論」的情況，以及如何處理「體用」之間的互動，則未之多見。陳寅恪在中共建政之初，又何以會就韓愈（768-824）申論其於外來文化佛教的態度，論者或以為這是陳寅恪的「中國文化宣言」，但何以均疏忽陳寅恪提出的石破天驚之論，即「天竺為體，華夏為用」的命題，這不是明明和其過去所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恰恰相反嗎？但陳寅恪不是一再強調「江東舊義雪盈頭」，即至老不變者嗎？至如陳寅恪留學海外多年，論其學術淵源者，多停留在陳寅恪的漢學或史學成就上，少有探索其思想淵源特別是思維運作所借重者為何。

以陳寅恪最在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言，此一命題和觀念，固難求之於中土，然其思想淵源又當從何處追問，此亦為前賢所忽略，但視其為理所當然，而未詳其所以然。這又涉及另一個側面，即學術論證所使用的方法和選擇，本書即試圖說明，並藉由論證過程，以期嘗試逼近陳寅恪何以堅持其基本價值觀念之所由來，即若無思想自由又如何可能自如地運用「辯證法」。陳寅恪對於「辯證法」的運用，以及如何辯證地提出「假設」，亦為論述陳寅恪學術或思想者所未及。而這正是本書所欲從事、且以為尚有可以論述及發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