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五位思想巨人，用自由、平等、演化、民主改變人類世界

觀念的力量／傅揚（東吳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觀念如何產生力量？特定觀念如何形塑現代世界的面貌？我們應如何恰當理解這些觀念和它們的前世今生？這些是好學深思者可能感興趣的問題，也可謂《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一書的核心關懷。《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的二位作者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者，但透過明確的問題意識、兼容並收的綜合能力，以及舉重若輕的敘事技巧，本書相當適合對思想史、近現代史和當代社會文化課題有興趣的讀者。
本書除導論和結論外，計有二部分共七章。導論說明著書旨趣，尤其強調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角色。第一部分含四章（一─四），分別從幾位重要人物出發，闡釋作者認為極其重要、根源自啟蒙運動的四個宏大觀念（big ideas）。第二部分共三章（五─七），討論反啟蒙（counter-enlightenment）的三個指標性思潮。結論則重申前述觀念的重要性，呼籲讀者正視人文學與觀念史的價值。
聯經出版本書，欲為讀者提供一份閱讀指引。我忝為譯者，雖然專業能力未必夠格，仍願盡綿薄之力，透過介紹全書要旨以權充導讀。

啟蒙運動與現代世界
如同一開始說明的，本書意欲探究「特定觀念如何形塑現代世界的面貌」，而作者認定的現代世界，其實便是西方（特別是西歐和北美）啟蒙運動後產生的世界。作者強調，現代性（modernity）的諸多根本觀念，源自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一、兩百年間，也就是一般認知的啟蒙運動時期。應強調的是，近數十年的歐洲史研究，對啟蒙運動的理解已經相當細緻、複雜。但若稍加檢視《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的參考書目，這些較「新」的成果卻並不多見。
換言之，本書對啟蒙運動，採取了一種經典、強而有力但可能流於簡單的理解，即啟蒙催生的種種觀念、價值和（廣義的）制度，是現代世界的根基。二位作者雖明白各種當代或後現代思潮對啟蒙的批判，仍強調啟蒙運動確實帶來進步。而促成此結果的，正是啟蒙最核心的訴求：自由。因為自由，人得以發揮理性，探詢、闡釋以至實踐種種觀念。形塑現代世界的四個宏大觀念，正是此一過程的產物。

四個宏大觀念
作者承認，造就現代世界的觀念非常多，所謂「四個宏大觀念」，其實只代表他們的觀點。不過，二位作者也強調，他們挑選「宏大觀念」，重點不僅是抽象的理念或學說本身，還包括它們是否有力量影響不同層次的思想和社會現實（包括政策、制度）。根據以上標準，書中的四個宏大觀念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演化（evolution）和民主（democracy），分別對應亞當‧斯密（Adam Smith）、馬克思（Karl Marx）、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與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本書第一章探究亞當‧斯密著述體現的自由觀念，和其學說的後續衍變。本章先整理亞當‧斯密的成長背景與時代問題，再結合《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和《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說明他理想中的社會與經濟關係，再透過這些討論，提醒讀者不要太過狹隘地理解亞當‧斯密，特別不能只從倡議自由貿易的角度加以觀察。本章後半介紹了《國富論》之後的經濟理論變遷，尤其是不同學派如何考慮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並呼籲從這些辯論中正視亞當‧斯密的洞見。
第二章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及其衝擊。本章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力量，首先來自其歷史理論，即「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強調經濟現實和由之而生的階級關係，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其關懷則是十九世紀所見的社會問題，亦即來自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不平等。馬克思服膺啟蒙運動的信念，在《資本論》（Das Kapital）中「科學地」分析社會問題，對西方和非西方世界都有強烈吸引力。本章後半把焦點轉移至十九世紀末以降的世界史，描繪全球馬克思主義政黨和政權的發展，特別是「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興衰和共產政權之悲劇。作者最後強調，只要不平等問題存在，馬克思主義仍將有其支持者。
第三章環繞達爾文的演化理論，凸顯現代世界生命觀的一個重要典範。本章先介紹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學文化，尤其是各種關於生命和演化的學說，再把重心放在《物種起源》（Origins of Species），闡述達爾文的洞見。作者認為《物種起源》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以天擇（natural selection）為核心的演化理論，並說明該書何以風靡。本章後半則呈現達爾文學說在諸多方面的迴響，敘述它們如何影響世界各地的科學與政治社會思潮，以至催生出達爾文本人恐不樂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和優生學（Eugenics）。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達爾文的思想遺產，依舊在橫跨科學與人文的眾多領域中激起辯論。
第四章將美國創建視為民主的重大成就，並聚焦開國元勳中的傑佛遜與漢彌爾頓，討論他們代表的兩種民主觀念。作者強調，美國開國元勳多受啟蒙運動洗禮，即便傑佛遜與漢彌爾頓在年齡和出身上有差異，卻都認可民主的價值。不同的是他們理想中的民主制度。漢彌爾頓主張中央政府必須強大，透過《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和政治實踐，最終奠立美國的聯邦體制和財政基礎。有別於此，傑佛遜擁護小政府和州的權利，並對美國政治和教育的世俗化做出極大貢獻；當選總統後，則在施政上多少結合了漢彌爾頓的民主觀點。本章最後強調，這二位開國元勳的觀念差距，反映了對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整部美國歷史，可說是他們思想遺產的反覆交鋒，至今依然。

反啟蒙的挑戰
啟蒙運動除了孵育自由、平等、演化、民主等觀念，也催生挑戰這些觀念以至啟蒙本身的反啟蒙思潮，同樣是現代世界，尤其是二十世紀歷史不容迴避的一章。第二部分的三章即以反啟蒙為主題，分別討論法西斯主義（Fascism）、基督教基本教義派（Christian Fundamentalism）和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
第五章聚焦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及影響。本章先描繪反動政治和民族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回應，再定調法西斯主義的特質：讚揚暴力、謳歌民族起源和種族純粹性、對領袖的英雄崇拜，以及唾棄民主和資本主義；其知識根源多元複雜，包括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帝國主義、菁英理論（Elitist Theories）等。本章後半則考察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德國興起的背景與表現，討論其惡果和失敗緣故，並說明它何以能擴散至東亞、拉丁美洲和中東等地，展現多樣面貌。本章最後強調，法西斯主義得到許多學者與思想家支持，說明它反映了啟蒙運動理想的（部分）破滅，未來仍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第六章檢視美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作者澄清，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與基本教義派不可簡單畫上等號：前者在十九世紀是信仰觀念的革新者，對政治和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科學與世俗化則讓此後的福音派分成不同傳統，自由派致力於「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推動進步，至今猶然；保守者則流於好戰、激進的基本教義派。作者歸納基本教義派的眾多元素，特別是《聖經》無誤論（Biblical inerrancy）、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和《基本信條：真理的見證》（The Fundamentals: A Testimony to the Truth）一書。本章後半則描繪基本教義派如何經過一九四○至七○年代的復興，又得到一九八○年代以來的新憑藉，在教育、科學、政治、法律、種族、人權、醫療等問題上，挑戰許多啟蒙觀念。
第七章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根源及表現。宗教極端主義的特徵，包括堅持唯有自己掌握宗教真理、排他，也不容許群體成員質疑其宗教真理。伊斯蘭歷史曾經輝煌；過去的輝煌，在十九世紀遭遇進步的西方文明時，則刺激知識分子思考如何現代化，如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代表的世俗路線。作者考察中東歷史與政治，說明世俗路線何以失敗，和極端的「薩拉菲主義」（Salafism）如何興起。「薩拉菲主義」欲以《古蘭經》為據，回歸最純粹、純潔的伊斯蘭信仰，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以達成目標。其表現形態不一，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派（Wahhabism）、啟發基地組織（al-Qaeda）創立的薩義德‧庫特卜（Sayyid Qutb）及其學說、何梅尼（Ruholla Khomeini）與伊朗的什葉派（Shi’a）等，皆為著例。本章最後強調，雖然多數穆斯林不會走向暴力，但由於伊斯蘭世界缺乏穩固的制度憑藉，宗教極端主義仍有可能取得偌大影響。

思潮與社會
由以上簡述可知，《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是一部「非典型」的觀念史或思想史著作。它不僅關注個別觀念的內涵，也考察觀念的異變和各種層面之影響。更精確地說，這是部視野開闊，聚焦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思潮與社會的著作。
這呼應一開始說明的全書關懷：觀念如何產生力量？特定觀念如何形塑現代世界的面貌？作者利用許多實例，說明啟蒙與反啟蒙觀念的內涵；結合觀念的延展性與不同歷史情境，分析觀念帶動思潮與社會影響的過程；尤其重要的是，透過思潮與社會互動的歷史，作者也不斷提醒我們，這些觀念依舊有生命力，隨時有可能燃起燎原大火。無論是否欣賞本書對啟蒙運動的論斷，讀者應該都會同意，書中呈現的觀念和思潮，確實是形塑現代世界面貌的重要動力。
欲處理如此複雜、多面向的歷史進程，勢必得借重大量研究成果。但在此之外，本書也花費相當篇幅徵引經典，討論重要觀念見諸文字的最初樣態。這提醒了我們全書的另一核心關懷：應如何恰當理解這些觀念和它們的前世今生？作者的立場非常清楚─既要考慮觀念在不同時空情境如何為歷史當事人所發揮、挪用；也要一再回到源頭，咀嚼這些觀念在思想家著述中粉墨登場時，究竟意欲傳達什麼，其中又可找到哪些思辨軌跡，與面對各種問題時的激情。

人文學的角色
《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雖無法全面分析十九、二十世紀的重要思潮（任何單一著作恐怕都做不到），但其包羅之廣，已經令人印象深刻。全書涉及的主題，跨足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科學、宗教、當代政治、文化研究等諸多領域。即便僅就這個角度看，本書試圖綜合各種討論，提供一個考察思潮與社會互動的觀念史敘事，本身便值得重視。對二位作者而言，此乃人文學（humanities）的首要任務及價值所在。
本書在結論重申此點，應該頗具說服力。經過七章的分析與討論，我們已清楚發現，觀念確實有其力量，觀念及其歷史和現代世界各種事件、態度、趨勢等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思想家、經典、他們的觀念，以至承載和推動觀念的知識分子，人文學則是欲竟其功的不二法門。人文學的內涵，當然比作者所強調者複雜得多；但在全球人文學科普遍處於不利位置（相對於科學和實用性學科）的今天，這種積極又不失憑據的陳述確實挺鼓舞人心。書中大量的例子表明，人文學和觀念史不只是學院內研究者的技藝，也是所有關心人類問題和社會現象的我們都應該重視的：以認識今天的世界從何而來，又可能走向何方。
對台灣的讀者來說，本書部分內容或許顯得熟悉，若干主題也許看來陌生。但無論熟悉或陌生，這些觀念和現象，毫無疑問是理解現代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啟蒙運動雖源於西方，其衍生的許多觀念、價值和現代性課題，卻不受時空和文化差異限制。身處台灣的我們一樣接受這些觀念洗禮，同樣希望打造更理想的世界，也同樣面對諸多反啟蒙思潮的挑戰。自由真諦是什麼？怎樣確保合理的經濟生活？如何實踐社會公平正義？如何認識「人」之為物？台灣民主如何走向成熟？什麼是右派？民粹的表現和危機是什麼？宗教信仰在公眾生活中應扮演什麼角色？凡此種種，都是本書可能帶來的啟發。這些問題也應該刺激我們，進一步考察台灣與周邊世界的歷史和情勢，以找出自己版本的宏大觀念，持續塑造我們理想的現代世界。

前言

理解本書旨趣和我們的書寫策略有其重要性。簡言之，本書是關於造就現代世界的幾個關鍵概念。受限於篇幅和能力，我們討論的當然不是所有觀念，而是現代世界如何理解人類社會的本質和運作，以及它可能怎麼變化，一直且仍舊是最為核心的那些觀念。我們從政治、經濟、科學和宗教等領域，挑選出這些觀念，呈現它們劃時代影響力的歷史。這看上去可能不特別具有原創性或開路之功。誠然，我們意不在此。過去已有人透過不同形式，陳述我們的首要主題，即無論好壞，觀念造就了我們身處的世界，且仍然引導我們關於世界的概念甚至想像。我們的主要努力，是透過考察特定思想家及其思想體系，闡明和澄清此主題。至為清楚的是，這些思想家和他們的觀念，已在各種不同時間點，經由形形色色的方式，影響了從十八世紀晚期迄今的絕大多數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將持續發揮影響力。由此帶出我們的第二個，但同樣重要的主題：此時此刻，我們亟需閱讀和討論這些特別的知識分子。我們甚至認為，要真切地理解現代性和當代的全球社會，這些知識分子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本書的策略是教育性（instructional）而非理論性的。就本書所檢視的人物而言，我們無法宣稱發現了任何新事實或迄今不為人知的洞見。我們當然查閱了這些人的著述（必要時仰賴翻譯），但這不是一部主要以原始文獻為基礎的書。本書每一章都綜合與特定思想家或思想群體有關的研究，包括他們的著述，並利用此知識去彰顯、分析和評估他們在過去所具備，且持續保有的影響形式。
我們的預設讀者不須具備多少背景知識。所以對相關學科的學者來說，本書關於亞當‧斯密（Adam Smith）、馬克思（Karl Marx）、達爾文（Charles Darwin）等人的討論，很可能像是入門性質。我們不把它看成職業危害（occupational hazard），而視其為無可避免之事。我們希望將這些關鍵人物和他們無可估量的重要性，介紹給更廣大和形形色色的讀者。我們也想為其辯護，必要時可以使盡力量：無論什麼型態的高等教育，學習這些人物和著述非常重要，對人文學科而言尤其如此。
我們在結論中主張，世界走到今天這地步，如果想理解其複雜性，我們必須閱讀這些和其他形塑我們世界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思想史和針對這些最重要著述的分析，是人文學科的重要內容，因為它們強調了思想和表述的力量。人文學科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必須性上（compulsory）不該遜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拋棄人文學科（如今日許多人所為），會減損我們去認識和理解某些觀念的能力──這些觀念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形塑我們所相信的事物。

導論（節錄）／作為歷史動力的觀念

亞當‧斯密（Adam Smith）、馬克思（Karl Marx）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可能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三個人，但終其一生，他們都未能見證觀念來襲的力量。這三位思想家恐怕沒料想到以他們之名，在一九○○年以降數十年出現的各種財富、革命和科學型態，或是醜陋的教條主義、偽科學和令人瞠目結舌的野蠻行徑。同樣會令他們吃驚的是，在這數十億人口的世界裡，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皆聞其名。若能多活幾十年，他們應該會發現風向變化的蛛絲馬跡。亞當‧斯密、馬克思和達爾文無法想見的是，就形塑現代歷史的面貌而言，他們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亞當‧斯密、馬克思和達爾文並非王者或軍事統帥，亦非政治領袖或宗教先知，而是知識分子。他們的貢獻及遺產，主要體現在觀念的世界（realm of ideas）。在追隨者、誹謗者以至其他人手中，他們的觀念可謂一種放射性物質，促成世界轉型。談論現代經濟學的興起和資本主義體系（它深遠地改變世界的本質並充分全球化）不可能不提到亞當‧斯密。人們試圖透過其鬆通的觀念摧毀這個體系的同時，馬克思也啟發了許多橫掃整個社會的革命和戰爭，改變以至摧殘了數以百萬計的生靈。那達爾文呢？達爾文的思想重新定義了生物宇宙和生物與人類的關係，從根本上削弱宗教解釋萬事萬物的力量，也讓宗教對現代性的反動更加激進。
不消說，這些並非什麼可有可無的發展；無論怎麼定義，他們都是「現代」的必要基礎。尤有甚者，導致這些發展的衝突、辯論以至鬥爭，還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我們從過去兩百年的歷史中了解一點，即根本（fundamental）觀念（它們是許多面向的基本要素，包括建立體制、政府和社會組織變革、個人主義和人權等概念）仍與現代世界纏結難分，這種互動以至緊張並未遠去，也看不到終結的前景。舉例來說，自由市場和政府權力的對峙尚未解決；蘇聯解體並未讓國家控制銷聲匿跡，也沒有讓世界自動地走向民主；現代生物學沒有摧毀基本教義派宗教（fundamentalist religion）。這些根本性的交鋒，有一段綿延不絕、依然生機勃勃的歷史，其中有極端也有溫和的表現；就重要性而言，現在和一百年前並無二致。鑒古識今，沒有任何團體、國家或黨派徹底打贏了觀念之戰。
簡言之，當代社會是在時間遞移中，由思想素材打造而成。我們的制度和政治體系，是由各種觀念所創造、形塑，觀念則經常源於大思想家們的想像力。一開始見諸於世時，許多觀念極富原創性甚或大膽，以致被時代貶抑為難以置信甚至具危險性。與此同時，大多數人很容易假定我們的社會長久以來便是如此，基礎穩固。我們往往沒準備好接受一件事：本質有異、觀看世界的種種新方式，可能會重塑我們置身其中的現實；但事實確實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們確實是吾人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的根源，甚至是社會存在信念的應有之義。這意味的不僅是涉及經濟、歷史、人生的宏大理論，還包括關於自由、個人、宗教的角色、教育，以至涉及民族國家的種種觀念。相關概念經常被冠上其他名目，如政策、原則、方案、計畫，但都回歸與社會本質及社會如何運作有關的基礎和根本性哲學。因此，觀念絕非僅是心靈素材。透過領袖、公眾、利益團體和芸芸眾生，觀念是創造社會現實過程中的一個決定性要素。
我們絕非首倡此議者。二十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之一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即透過敏銳文字，為其最富野心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作結：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種種觀念，無論對錯，都比一般所理解的更有影響力。誠然，統治世界的其他東西少之又少。務實的人相信自己不受任何思想影響，卻經常是某些已逝經濟學家的奴隸。掌握權勢的狂人憑空聽音，卻從若干年前三流學術角色那裡汲取狂熱。我確信的是，相較於觀念的蠶食鯨吞，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高估了……或遲或早，無論好壞，危險的是觀念而非既得利益。

在絕大多數方面，我們都同意凱因斯。但因為置身其後又得見更大量的歷史發展，我們要對凱因斯的結論做出重要修正。本書強調，即便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有其重要性（如凱因斯所言），他們無法代表所有引領我們走到今天境地的思想家。舉例來說，我們不可忽略如科學和宗教等核心領域的觀念。本書不會如此，也不會忽視凱因斯提及的，對關鍵觀念進行極端且往往具暴力性詮釋的危險。
本書標題說「四個宏大觀念」（four big ideas）形塑了現代世界。冒著過度簡化的風險，我們想強調，本書是從開闊、無所不包的角度立論。迄今為止的討論應可清楚顯示，我們將處理的，不僅是單一的概念和信念，還包括觸及所有層次社會經驗的整個思想體系。合而觀之，它們可以如下面歸納的，分成包羅甚廣的四個主題。
來自亞當‧斯密的觀念是，個人應擁有自由，可以去做所有影響物質和道德生活的必要決定。如果人們都得以如此行事，因之而生的社會將會是最有效率、繁榮且自由的。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觀念，反對共有傳統（communal tradition）和盛行於其時代的權威型態。
遠在馬克思之前，人類便醉夢於普世平等（universal equality）。但馬克思所做的，是表明烏托邦美夢並不足以促成其事。一個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世界，將會隨統治歷史的「科學法則」（scientific laws）到來；但為了實現它，必須先以受壓迫的多數人之堅實物質利益為基礎，組織革命政黨。唯有如此，才能永久消除世界的不平等和不公義。
達爾文將演化觀念轉化為一個實實在在的科學理論。這個理論為所有生命，賦予一種世俗化的發展過程，並經由天擇（natural selection）的必要機制，被其他人應用至社會的諸多面向，也在晚近被用以解釋人類的行為與文化。這個理論在達爾文的時代便極富爭議性，至今猶然，因為它提出了關於我們生在地球上有何目的（purpose）的種種難題。不同於其時和當下許多敵人的宣稱，達爾文並沒有否定或逃避，而是堅持須透過開放探索來面對這些議題。
那第四個「宏大觀念」呢？現代民主始自美國創建者的努力，我們選擇討論的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和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相較於其他人，正是這兩位卓越但不無瑕疵的人物，透過其激烈辯論，立下了如何想像、實現、制度化這個新政治體系的榜樣。這個新政治體系將以各種形貌，在後來對世界產生偌大影響。
這定義了本書所謂的四個「宏大」主題觀念：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演化（evolution）、民主（democracy）。我們不僅考慮這些觀念本身，也關注因排斥它們而產生的種種回應。我們當然了解這幾位思想家並非這些主題觀念的唯一創發者；在他們之外，也有其他人曾就這些觀念撰寫過重要著作。但如之後將解釋的，這些人毫無疑問是最具影響力的。本書將盡力彰顯其思想的複雜和多面，它們如何孵育許多追隨者，以及為何自昔至今屢屢遭受抵斥和對抗。
我們的目的，是追求一種不同類型的思想史。簡言之，我們希望展現的是，在過去三個世紀，觀念也是現代歷史背後的一個主要動力。也就是說，觀念不僅有所謂，還極為重要，是構築現代世界種種決定和行動的根源。因此，本書是由此前提出發的一個歷史詮釋。我們認為，今昔領袖們的選擇和動機已能傳達此點；追蹤觀念自身的獨特影響，以及觀念作為歷史事件動因的種種特定方式，則讓它更加顯豁。不計其數的生命，已經因為各種政治哲學、歷史理論、國族認同概念或其他觀點，或是得到改善、拯救，或是遭陷牢籠、抹煞湮滅。這讓我們確信，吾人需要一種取徑，以俾更直接理解觀念的力量。以下幾章討論一些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概念，他們形塑了二十世紀的面貌，也正在形塑二十一世紀。本書的目標，是根據相關研究成果，對這些思想家及其概念，和他們形形色色的長程影響，提出一個綜合性的融貫討論。
「觀念論」（idealist）和「唯物論」（materialist）的歷史解釋是個讓人肅然起敬的辯論。新觀念會引發社會、政治、經濟變遷嗎？還是與之相反，觀念是時代的產物呢？博學、有意避開粗糙概括的哲學家們，已就此議題展開超過一個世紀的辯論。我們不擬加入辯論。本書的立場毋寧是，觀念經常走在物質變遷前面，隨即在解釋和推動這些變遷上推了一把。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終歸推進、解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業，即便他並未察覺工業革命行將造就世界轉型；馬克思希冀帶來改變，其觀念也確實達成此目標；達爾文更加謹慎，害怕其觀念會引發巨大變化，事後證明他是對的。本書不會以這些例子為證據，提出某個單一、教條主義的歷史詮釋。與此同時，我們也無法抗拒這個想法：某些觀念確實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展現出推動轉型的力量。當然，這一觀點並非孤明先發，幾位重要的社會科學和哲學學者亦有此論。
我們選擇的第一組觀念，誕生、萌芽於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進入十九世紀後進一步擴張。這是無可避免的選擇，因為啟蒙運動對現代性的誕生至為關鍵。這是一個與過去事物產生深刻離異的時代，充滿巨大的創造性與破壞，且絕大多數見於思想領域。如以瑟列（Jonathan Israel）所言（他是研究啟蒙運動最博識的學者之一），正是在這個時期，所有已知事物均可被質問、懷疑，在很多時候甚而被拒斥和取代。3並非所有的既有觀念都遭到攻擊，也不是所有形式的權威和特權皆受到挑戰。但許多關於人類和社會本質的最根本概念，確實引起爭辯、遭到質疑，並在時間遞移中被取而代之。如果在此之前的社會秩序動盪希冀從神學、法律和傳統中尋求合法性，十八世紀以降諸般變遷的動力則是來自觀念：這些觀念是世俗的，期待在據信是定錨於以證據為憑、由理性引導，對人和宇宙的「科學」理解的概念之上，建立社會及制度。
直截了當地說，絕大多數現代性的根本觀念，誕生於十七世紀晚期、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
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這些觀念得以被測試、擴大和制度化，但也遭到野蠻地拒斥。可以記上一筆的觀念，包括民主自由、經濟自決、個體自由與平等、宗教寬容，共產主義、國族主義、種族「科學」（racial “science”）、暴力革命等。也就是說，啟蒙運動催生出反啟蒙（Counter-Enlightenment），它既代表啟蒙的成就，又指向其毀滅。反啟蒙在二十世紀以令人戰慄的幾步之遙，幾乎就要摧毀啟蒙。在二十一世紀，它也透過不同型態復甦。若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可視為啟蒙思想的產物，最終走向其反面的許多潮流，如極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及晚近植根於宗教信仰的回應，也可謂啟蒙的產物。
換句話說，本書不會將觀念的發展描繪為逕自走向文明進步的長征。這種做法已不像一九三○年代或一八九○年代那樣流行。我們也不會忽略那些批判啟蒙運動的要素：包括啟蒙與殖民主義的關係、誤導人的烏托邦主義、自然世界的機械化（mechanization）和除魅（disenchantment）、對抽象和工具理性（abstract and instrumental reason）的強調，以及理應鬆緩、實則強化透過理性和官僚對人類的控制。
我們同意某些對啟蒙運動的批判，但不照單全收，讀者可透過閱讀本書明白其理由。我們強烈支持一個結論，即的確發生了實在、具體的進步。在多數民主國家，十八、十九世紀時對自由和生命帶來的許多限制已銷聲匿跡，如奴隸制、剝奪女性權利、宗教不寬容、無法隨心所欲自由表述、當局可以任憑喜好隨時侵門踏戶為所欲為等。許多曾是常態、慘無人道的做法也被遺棄，包括溺刑、肢解刑、因小罪被公開吊死和其他種種。啟蒙運動也創造了可以評估其遺產的標準。例如美國一開始的時候，在其宣稱的自由理想「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和採行憲法後對該自由造成的實際侷限間，有一巨大鴻溝。憲法接受了奴隸制，許多州也立法否決無財產者的投票權，例如黑人、美洲土著和女性。但隨著時間推移，經過不斷訴諸啟蒙運動原初理想的偉大抗爭，這些限制已不復存在。若沒有這些觀念的原初動力，尋求改善的抗爭會更舉步維艱，甚至無以為之。我們仍可發現，世界上某些地方還是排拒啟蒙觀念，民主國家習以為常的種種自由與權利，在那些地方遠未落實。
我們也不能忽視啟蒙的另一遺產：賴於新的思想自由而生的巨大科學進展和科技革新。這在今日是如此的理所當然，以致我們很容易忘記，在十八世紀以前，諸如此類的進展何其緩慢，甚至時常遭到排拒。
但在所有這些最終的進步之外，在世界的許多角落，啟蒙和反啟蒙的競爭也為二十世紀帶來歷時甚長、所涉甚廣的革命、戰爭、種族滅絕和極大規模的苦難。這樣看待事物可能有些粗魯和帶神話色彩：就好比是兩個巨神兵（colossus）為了爭奪人類靈魂而廝殺對抗。在歷史學者筆下，這些事件以至整個二十世紀，經常被描述為一個「絕大的意識形態鬥爭」（“great ideological struggle”）。本書同意這個論述，但也會表明現實極其複雜，催生這一切的思想曠野尤其如此。我們也抱持一個觀點，即多數衝突從未真正終結；相信這些鬥爭已經結束，是愚不可及的。儘管其確切形式和主要行為者已經不同，但新世紀仍將持續見證觀念領域中的大規模鬥爭。這是我們為何仍亟需理解和分析觀念的又一迫切理由──因為和過去一樣，觀念與現在和未來依舊息息相關。

第二章　馬克思：傑出理論的悲劇結果
馬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是個難相處又急躁，對世界充滿憤怒的人。但他開創了一個理論，解釋有朝一日，世界如何可能臻至天堂之境。我們或可理解其憤怒，因為他的生命中充斥著悲劇與苦澀的諷刺。馬克思敬愛其早逝的父親而怨恨其母：她長壽得多，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讓他無法獲得遺產。馬克思深愛的妻子（儘管馬克思曾對她不忠）死於癌症，孩子多數早夭。他成年歲月則屢受疼痛的疔瘡（細菌感染導致的膿腫）折磨。尤有甚者，他生活困窘，常被債主討索，直到其摯友和共同作者，富裕的資本家恩格斯為他設置了一份年金。
儘管其若干親戚是有錢的資產階級（bourgeois），包括一位兒子成立了大型電氣公司（現為電子公司）飛利浦（Philips）的荷蘭叔父，他們有些人也偶爾會提供財務資助，馬克思卻厭惡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在當時，這些人是中上階層的商人和政府公僕。他指謫這些人和其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要為世界上的嚴苛苦難和無以處理的不平等現象負責。他認為，物質進步既然已進展到當時那樣的階段，這些糟糕的災難理應不復存在才對。
從家鄉德國移居巴黎後，他於一八四四年結識恩格斯。恩格斯的父親是一名富有的紡織業老闆，在英格蘭和德國都有工廠。歷史學家法蘭克‧曼努埃爾（Frank Manuel）指出，若沒有恩格斯提供的財務、情感和智識協助，馬克思很可能難以為繼，更別說寫出這麼多東西。相較於馬克思，恩格斯對其友所關注的一些關鍵課題，懂得其實更多，特別是科學與科技；但他拜倒在馬克思的魔力之下，成為最忠實的支持者。
馬克思的雙親都是猶太人，不過其父改宗路德教派（Lutheranism），以維持在普魯士文官體系中的職位。但馬克思一向被認為是猶太人，他自己痛惡此點，並撰寫一篇激烈的反猶太人議論，彷彿十九世紀中期遍見於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的反猶（anti-Semitic）批評。也就是說，馬克思指責猶太人為貪婪資本家的原型，認為其文化僅以愛財為繼。他在一八四三年（二十五歲時）的〈論猶太人問題〉（One the Jewish Question）一文中寫道：「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其他神祇在祂面前都得讓位……猶太人的上帝已世俗化，成為世界的神。」這時期復甦和快速茁壯的反猶主義，特別在工人階層之間，是立基於同樣的概念：關於無良資本家所支配之工業時代所見的分裂和不平等，猶太人應負最大責任。
馬克思先是嘗試挑起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失敗了，其經驗不堪忍受。他無從得知後來的發展，也還不知道這件事會照亮其後來的餘生：他的觀念和大名，將鼓舞人類歷史上許多最重大的革命；革命在他死後（卒於一八八三年）僅一個世代便發端肇始，並發生在他本人並未瞄準針對的諸多國家。
換個方式說，這名憤怒、時常患病和無法滿足，對自己的家庭、時代和猶太身分多所憎惡的人，對二十世紀的影響，比十九世紀其他任何知識分子都大（可能除了達爾文以外）。其著述的力量和關於歷史命運的看法，開創了一場政治運動，即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曾一度統治三分之一的世界，並威脅掌控全世界。事實上，不僅共產主義，其他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包括十九世紀晚期的若干政黨，它們是二十世紀世界各地大型社會主義政黨的先驅），也受馬克思啟發並自認為是其追隨者。即便今天歐洲的改良派（reformist）與溫和社會主義團體，也曾（並不太久以前）忠實地追隨其觀念。二十世紀中期，當歐洲位於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帝國崩解之時，許多新獲獨立的國家也一度由各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所引導（至少他們如此主張）。
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晚期屢遭挫敗，但並未死去。它的各種版本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但不知怎地，仍持續激發關於更好世界的種種觀點。即使蘇聯共產主義垮台、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遭貶抑、中國和越南也基本轉型為資本主義經濟（雖然還是獨裁且由共產黨支配），馬克思的思想和著述，及其各種各樣的追隨者，仍鼓舞著改革者、革命家、反資本主義與反全球化抗議者。也就是說，許多批評家時常將馬克思主義當作湮沒的死崇拜或失敗的經濟理論；相較於過去（如一九七○）當共產主義仍是一個不變現實，甚至持續增長的世界勢力時，這在今天確實更接近事情真相。簡言之，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曾馳騁一時。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包含一組強而有力的觀念，它們深深地植入現代性本身，以致無法輕易抹除。馬克思主義可能永遠無法重獲那近似宗教的力量，但它不大可能會過期，也將再次成為重要政治運動的基礎。
要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並非易事。討論其觀念與創發者的著作不啻數千，但沒有什麼可謂絕對權威。造成此困難的部分原因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有不計其數的支派，使人難以定義其本質。尤有甚者，極多馬克思的追隨者，把他變成像上帝一般的存在，或至少是得到神啟的先知，馬克思主義因而成為一個虛擬宗教（對某些人來說仍是如此），馬克思的著述則恍若福音書（Gospel）。和其他擁有忠實信徒的主要信仰一樣，它也催生自己的神學（theological）評注，包含對原始聖典的互斥詮釋。它也帶來更簡化和實踐取向的指引，和為初學者提供建議的陽春手冊。不同支派指控他者為異端，導致極其嚴肅甚至要命的競爭。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掌權的狀況），政治菁英會將馬克思主義當作原料，對其進行加工以合法化自身政策，進而鼓動辯論，爭辯什麼版本的馬克思思想為「正確」、「異端」（“heterodox”）、或「偏差」（“deviant”）而必須禁抑。從列寧到毛澤東和其他許多人，那些偏離官方馬克思正統者時常遭到囚禁、處決或流放。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中，沒有其他人是這種轉型和攸關生死的力量泉源。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改造為一種生物社會（biosocial）學說，一度有極大影響力；法國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亦然，因為他，全球各地的知識分子廣泛採行其實證主義（positivism）。但到了二十世紀初，他們被諸如韋伯（Max Weber）和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等人取代，並被視為歷史的一部分，儘管其推廣的若干觀念迄今仍持續迴響。相較於馬克思，更純粹分析性和均衡的人物，如約翰‧彌爾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時代其實擁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且更為成功。但一九○○年以後，人們閱讀其著作，傾向視他們為社會和政治評論家，而非改變世界的體系創造者。這當然不是說馬克思全無競爭者。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史家韋伯，便提供了與馬克思大相逕庭的社會解釋，且持續具有影響力。與此同時，瓦拉斯和其他十九世紀晚期的經濟學家（見第一章）也提出理論，奠定現代數理經濟學（mathematicalh economics）的基礎，他們多視馬克思的觀念為無涉宏旨的枝節。這些人的著述（出版於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要比馬克思進步且平衡得多，但沒有引發什麼政治運動，更別說彷彿宗教性的崇拜。

確實，某些政治領袖、商業大亨、科學家、發明家和其他奮力轉動權力之輪的人，都在過去一百年對人類造成巨大衝擊。但馬克思之所以如此教人吃驚，是因為其影響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重構及無與倫比的結果，且全然是透過其著述與觀念所實現。他從未能像拿破崙（Napoleon克
Bonaparte）或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那樣揮舞政治權杖，更不用說二十世紀門徒史達林（Joseph
Stalin）和毛澤東手中的暴虐之錘。他沒有可以贈與公眾的財富，也沒有建立新的金融、教育或社會救助制度。他也沒像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或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那樣，改變我們對物質宇宙的理解，或如愛迪生（Thomas Edison）和福特（Henry Ford）那般，為日常生活帶來物質上的革新，永久地改變現代社會的特質。馬克思所做的一切都見諸其著述，多數在他死時仍為零散片段，有賴恩格斯及其他人加以編輯。有些後來最廣受徵引的文本，甚至要到一九二○和三○年代才出版，距他離世已過半個世紀。
馬克思有一個非常宏大的觀念，將其所有著述緊密相連。這是個複雜的觀念，但可以濃縮為一個全面且極有吸引力的理論，並轉化成一個有內聚力的行動指南。透過此觀念，他能夠解釋過去並頗為準確地預測未來；對很多讀者來說，馬克思好像發現了一種永恆真理。在此意義上，他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先知。任何批評無論多麼確鑿或明晰，也無法讓最死忠的追隨者捨棄此信仰。
馬克思花了些時間想出此宏大觀念（它將其經濟和哲學思考，與對更公正和平等世界的追求連繫在一起），因為在年輕的時候，他一心一意在譴責、抱怨其時西歐工業化社會所有（他認為）的錯誤事物。他抨擊對個人主義的讚美，也貶低萌芽中的民主。他說，這些都只是資產階級的騙局，是要鞏固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的權力。他也沒放過試圖遏制變遷的舊勢力，其中有些是從相反、反動觀點來攻擊民主和個人主義。馬克思不間斷地謾罵貴族、君主和所有形式的宗教，稱其為社會革命的障礙。馬克思相信，必得靠社會革命，才能將貧困大眾從非人道（inhuman）、被迫無止境和無回報的勞苦生活中解放出來；此種生活讓數百萬人異化（alienated），無法獲得滿足與意義，而這本應是所有人的權利。
在一八三○年代，當馬克思是一名大學生的時候，他喜好社交且熱情地參加哲學俱樂部。他翻譯許多拉丁文經典，撰寫情詩，甚至完成一本諷刺小說《蠍子和費里克斯》（Scorpion and Felix）。尤有甚者，在他寫給父親（他們相當親近）的家書中，我們看到一位年輕人熱切地想獻身於一個更崇高的目標，特別是他為自己所選定的。他在一八三五年的一封信（當時年僅十七歲，信是以拉丁文寫就）中說：「如果我們在生命中選定了一個位置，得以為全人類奮鬥，沒有什麼重擔能讓我們彎腰屈從，因為這是為全體利益所做的犧牲；我們也不會體驗到渺小、受限、自私的歡快；我們的幸福將是百萬人的幸福，我們的作為將靜靜留存但恆久發揮作用；高貴者的熱淚將滴灑在我們的灰燼上。」考慮到後來其作品充斥的憤怒，以及共產政權以他為名做出的滔天惡行，這個仍然天真、樂觀年輕人的心靈，讓我們思及改變他且形塑其野心的理想主義。
即使還只是一名少年，馬克思常被其時沉悶、反動且專橫的普魯士政府所激怒。他就讀的高中在特里爾（Trier），由自由派人文學者經營，曾遭警察突襲搜查，被迫開除多位職員和修改課程。取得博士學位後，他前往科隆（Cologne），為一份新的左翼報紙《萊茵日報》（Rheinische Zeitung，創於一八四二年）工作。他的寫作才能得到認可，同年後不久成為該報編輯，年僅二十四歲。知名的二十世紀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以撒‧伯林（Isaiah Berlin）曾寫過馬克思首度涉足新聞業的事：「他精力充沛且不容異議地管理其報紙。他的獨裁本性很早便在此冒險中表現出來，其部下則樂得讓他開心地做所有的事……這份報紙從溫和的自由主義，迅速變得強烈激進……它出版長篇且謾罵性的文章，攻擊普魯士的審查制度、聯邦會議（Federal Diet），以至全體地主階級。」這份報紙有了更多讀者，馬克思也一度得以勝過審查員；伯林說，這些審查員是「智能有限的人」且不怎麼嚴格。但這一切也到了終點──馬克思抨擊更壓迫和反動的俄羅斯，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cholas I）則碰巧看到這篇文章。尼古拉遣至普魯士的使臣要求停止發行《萊茵日報》，普魯士政府也依從了。
到了一八四○年代，馬克思的思想已強烈朝向哲學與經濟學的混合，相信唯有分析創造人類物質存在的種種力量及其發展，才能理解他目睹的所有苦難及衍生之惡。馬克思慢慢構想出其宏大觀念，令他成為一位力量強大的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