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本土、在地（思想6）

致讀者

打開這一期《思想》的目次頁，首先您會注意到文章主題相當多樣：本期的各篇文章涉及了社會運動、哲學、戲劇、文學、歷史、知識份子等多方面的話題。但是還要請您注意，本期《思想》所涵蓋的地域也是非常廣袤的：不僅作者來自多個地區，所關注的範圍也包括了東亞、東歐、馬來西亞、香港、以及台灣與大陸的社會於思想。
多樣誠然是我們辦刊物時秉持的目標，不過在多樣之間，還得掌握住共通的關懷。例如，香港的周保松先生與馬來西亞的許德發先生，在香港回歸十週年與馬來西亞建國五十週年之際，以移民和華人少數族群的身份，不約而同談到了公民身份、公民意識的重要與艱難。幾乎所有的華人社會，都面對著政治認同∕政治身份的困擾。困擾或許來自外力的壓迫和切割，來自移民史、殖民史的糾纏，或許來自制度的扭曲剝削，而華人文化中關於政治性價值的思考很不足，也使得政治認同的基礎相對比較貧乏。種種因素使然，「公民」的身份在各個華人社會裡都顯得孱弱，公共生活難免受制於更保守（例如族群、同胞）、被動（例如國民、選民）、更為「去政治化」而消極（例如經濟、科技）的原則。在華人社會尋找公共生活的新原則、新價值，應該是這個歷史新時期的一項當務之急。
這裡所謂「歷史新時期」，並不是一個空洞的應景字眼。在全球冷戰形勢退潮之後，一個以本土在地化、中國大國化、以及全球化三方面力量為軸線的時期，確實已經繼之而起，支配著這整個區域。從這個比較複雜的觀察角度，本期《思想》回顧了三十年前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及其後續效應。眾所周知，當年這場論戰，包含著好幾種可能的發展方向，日後台灣將會有所選擇和捨棄，從而決定八十年代以後的台灣是甚麼面貌，所以它的歷史意義是值得玩味的。本期專輯的三篇文章，均出自在行名家手筆，不過他們的視野迥異、意見紛歧，各自論點的實踐意義更是南轅北轍，其間的出入，充分反映著台灣面對自己、面對中國大陸、也面對周遭世界時的嚮往與困惑，特別值得讀者仔細領略。
可是歷史豈真有從舊到新的線性俐落發展？金雁女士告訴我們，前蘇東社會在丟棄共產主義之後，並沒有奔向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樂園，反而出現了一種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交織的局面。崔衛平女士則一反最近將大陸八十年代浪漫化的趨勢，重現當年中國黨內關於「異化」與社會主義性質的一場大辯論。這場辯論，向上向外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東歐修正主義、人道主義的反省，向下向內則可以連結到近十年來大陸關於現代化、現代性的爭議。崔衛平惋惜八十年代的辯論遭到壓制和遺忘，徒然剝奪了後起者的一項反思的資源。不錯，到今天，還有不少人在認真摸索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批判資源。不過，「人」或者「人道主義」在今天的論敵，已經不止於斯大林官僚主義、純粹階級論、或者唯生產力論，而更包括了各種前∕後現代的「反人道主義者」。但是，在「人」之外，有代替的價值之源嗎？可是，傳統的「人」這個概念真不嫌偏狹嗎？重新經營「人」的含意與地位，挖掘其中社會批判的能量（包括對於狹隘人文主義的批判），顯然是另一件當務之急。
最後要向讀者說明，本刊還處在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總以為應該嘗試新的討論與表達的形式。因此，本期我們又拓闢了一個新的欄目，題為「思想鉤沈」，供作者以短文追述一些可能已遭時間湮沒遺忘的人物、話題與作品。歡迎各位有心的朋友多參與。

「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鄉土文學論戰30年
邱貴芬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前言
我將從「鄉土」、「庶民」、「在地語言」和日治時代歷史記憶的呈現這幾個面向，來觀察鄉土文學論戰之後三十年台灣社會的轉變，以及在二十一世紀初在台灣逐漸成形的新的歷史和文化想像。這幾個議題都在鄉土文學戰論戰時扮演重要的角色，成為交鋒的場域。
「鄉土文學」浮上台面，原初動機意在反制台灣社會戰後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冷戰系統所造成的「西化」風潮，在「回歸鄉土」的尋根熱潮當中，「鄉土」卻不料成為一個問題。回歸「鄉土」，這個「鄉土」究竟指的是哪個鄉土？「鄉土」的問題化，促使戰後在國民黨主導的中國歷史想像敘述裡被壓抑的「本土」意識重新抬頭。鄉土文學論戰雖因1979年美麗島事件幾位重量級作家被捕而匆匆落幕，但是因「鄉土文學論戰」而觸動的「本土」論述在八O年代之後持續發展，並在解嚴之後進行全面性的台灣歷史敘述重塑的工程，對於「台灣」的身份認同造成不少衝擊。
「鄉土」之外，「庶民」也是當時論戰的交鋒處。「鄉土文學」對於庶民階級的關懷，當時被右派文人貼上「工農兵文學」的標籤，影射與中國共產黨的連結，但是從事後來看，這是戰後難得一見的以底層階級為關懷重點的文學風潮，並未發展出如當時右翼人是所憂心的呼應中國統戰的路線，反而在本土論述鋪陳的脈絡裡，接續到台灣日治時代新文學運動。在此氛圍裡，「社會寫實」路線被標舉為「最具台灣本土特色」的創作路線。這種對「底層階級」與「寫實」的關懷，成為本土論述相當核心的價值，也無形中持續界定本土論述的執著範圍，對於步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本土論述於「全球化—在地化」辯證當中的所採取的位置和思維方式，有深遠的影響。
在當時「鄉土」、「本土論述」的相關爭論裡，日治時代的記憶其實扮演相當微妙而關鍵性的角色。在戰後台灣的社會裡，日治記憶被視為國民黨亟欲撲滅的「日本殖民遺毒」，因此一直處在「難言」之狀態。鄉土文學尋根熱潮中，日本記憶被重新挖掘。最初，日治記憶乃是以「抗日」的姿態呼應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才得以重新返回台灣社會，直到九O年代末期，台灣文化產品（特別是文學與電影領域）中的「日本」通常都是以負面的姿態呈現。但是，從九O年代中期開始，我們卻發現另一條論述思維的路線正悄然展開，這條被視為「親日」的路線大量挪用源於日本的論述和與日本相關的記憶來重新定義台灣，「日本」擺脫其「負數」的定位，成為區分台灣與中國不同的重要元素。九O年代中彭明敏在總統選戰裡所提出的「海洋論述」嫁接了源於日本的「海洋想像」，作為重新敘述台灣，標示其與「大陸」中國不同的文化傳承與組合。在二十一世紀初出現的幾部紀錄片所呈現的「日治時代記憶」的處理方式（如《跳舞時代》刻畫的三O年代活潑的殖民地台灣、《無米樂》裡老農偏愛吟唱日本歌曲等等）裡，我們其實可以嗅出一些文化思維轉變的風向。日治記憶的重新出土，使得本土論述得以重新描繪一套迥異於中國歷史文化傳承的台灣敘述。在台灣文學場域，「鄉土文學」時期出土的許多作家（最著名的例子是楊逵），讓台灣文學的傳承從中國五四轉移至殖民地台灣的文學種種，這個基本架構後來呈現在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裡，對於日後台灣文學研究的發展衝擊甚大，無論是「台灣文學」的界定、「台灣文學史」的起源與發展、研究範圍與重要議題等等，都因「日治記憶」的出土而大為改觀。
除了「鄉土」與「日治記憶」之外，鄉土語言進入文學創作敘述，堪稱鄉土文學的一大建樹。不少評論家認為，鄉土文學意識形態上的意義遠大於文學美學的意義。從某一方面而言，這樣的觀察並非無的放矢。由於鄉土文學論戰當中，有關「文學與民族主義」敘述和「文學與政治」的辯證最為深入，影響所及，七O年代之後從本土論述位置切入的相關文學研究，通常無論在「內在研究」（文學作品本身的本解析）或是「外圍研究」（文學作品在當時文化場域的意識型態生態的關係），都以意識型態分析見長，文學美學的討論相對薄弱，往往隱含強烈「文學工具化」的論述傾向。另一方面，由於文學被視為一種鬥爭的工具，與教化大眾、動員大眾來達到社會改革的目標相關，「精緻文學」和美學不被看重，也對本土研究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鄉土文學的特殊敘述模式，其實也開創了一種「純正中文」之外的寫作美學。鄉土文學時期「混語文學敘述」的成形帶出文化翻譯的課題，在後來原住民文學創作裡開創了相當大的美學空間，這在夏曼‧藍波安的創作理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夏曼以翻譯原住民文化詞彙介入漢文書寫，反而展開令人驚豔的獨特敘述修辭寫作模式，證明「鄉土寫作」除了意識型態批判之外，依然可以在最好的作家筆下成就美學的課題。

鄉土文學論戰的爭議重點
有關戰後鄉土文學論戰的時間點，目前大家可以接受的說法，大致座落於1976~1979年之間。但是「鄉土文學」的興起，實與標榜「西化」的現代主義文學不可切割，兩者在1960年代即已出現。戰後台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冷戰結構，照理說，在文學生產場域也應有所影響。但是在1950年代，美國文化對台灣的衝擊並未充分反映在文學生產場域，這主要因為隨著戰敗的國民黨來到台灣的中國移民，被迫流亡，痛失故園，需要透過大量的「反共懷鄉」文字來止痛療傷。這一時期活躍於台灣文壇的主要作家，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司馬中原、朱西寧、陳紀瀅、張道藩、王藍、潘人木、梁實秋等，流離失所的經驗與原有的中國文學傳統薰陶，都讓這批成年作家主導的文壇，有濃厚的中國文壇氣息和傳承。1960年代出現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者則多是成長於台灣戰後社會的年輕作家，如王文興、白先勇、陳若曦、歐陽子、七等生、李昂以及施叔青等。對於西方文化與文學的憧憬可說主宰了這些作家主要的創作動力，「西化」來自於一種面對強大的西方時所產生的「落後」情結。「鄉土文學」雖然在1960年代初期王禎和的創作裡已略見端倪（如〈鬼‧北風‧人〉），但是當時「鄉土文學」並未成為一種思潮。一直要到陳映真、尉天驄在1960年代中期之後對於現代主義文學的「西化」與「菁英」文學傾向大肆抨擊之後，才慢慢蔚為風潮，而在1970年代取代現代主義，成為台灣文學創作的主流。一般認為，「鄉土文學」的興起與1970年代台灣的一連串外交挫敗（如西方各國分別承認中共政權、台日斷交等等）有密切關係，不過，從文學場域來觀察，我們發現「鄉土文學」的風潮在1960年代中葉之後已逐漸浮上台面，而鄉土文學「反西化」、「回歸鄉土」的主張，其實也和現代主義文學一樣，都反映與強勢西方文明相逢時普遍產生的一種集體心理焦慮徵兆。相較於現代派想要透過「翻譯西方」，來解決台灣/弱勢非西方國家在其現代性敘述形塑過程當中與西方相遇而產生的創傷，「鄉土文學」派則標舉民族主義修辭排拒「外來」強勢文化，來處理強勢文化的衝擊。兩者看似對立，其實都源於充滿焦慮的「西方情結」，以不同的態度對應「翻譯西方」的文化課題。
鄉土文學主張「反西化」、「回歸鄉土」，發展出迥異於現代派強烈實驗手法的社會寫實路線。黃春明、王禎和的小說因為描寫農村社會裡的小人物而大受歡迎。在回歸鄉土的尋根熱潮當中，台灣的民俗也引起注意，陳達的月琴、洪通的繪畫、朱銘的木雕刻大為流行。這股尋根熱潮剛出現之時，其實「懷舊」的意味遠重於社會政治批判。早期「鄉土文學」指涉敘述中夾雜以福佬語，以鄉村人物為主角的作品，文化批判的意味並不濃厚。王禛和、黃春明早期的小說，如〈嫁妝一牛車〉、〈來春姨悲秋〉、〈鑼〉、〈看海的日子〉是此類「鄉土文學」的代表。評論家呂正惠談論黃春明早期小說，認為「溫情」和「浪漫式的懷鄉」是主調，作者並非以社會寫實主義的批判角度，去呈現鄉土社會面對工業文明的衝擊所產生的種種困境，早期「鄉土文學」與「鄉村文學」因而被視為同義詞。然而，這種與鄉土庶民社會靠近的文學創作路線，免不了觸及「階級」的問題，1977年銀正雄、彭歌、和余光中等一連串「鄉土文學＝工農兵文藝」、「鄉土文學＝普羅文學」的指責，讓鄉土文學論戰戰火霎時引發。十年後葉石濤在他的〈台灣文學史綱〉裡如此寫道：「一般說來，反對鄉土文學的作家心裡都有杞憂：那便是鄉土文學變成排他性的狹隘的地方文學，或走向分離主義的文學。其次，害怕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學」，變成中共的統戰工具」。從三十年後的台灣來看，這些憂慮並非毫無道理。宋澤萊的小說被視為鄉土文學發展的顛峰之作，他這個時期的小說以「農村」為主要場景，凸顯農村經濟的階級剝削議題，呈現戰後台灣文壇難得一見的左翼書寫方式。不過，這樣的「普羅、階級書寫」終究沒有發展出當時反鄉土派所憂心的統戰路線，反而在「尋根」熱潮中，與出土的台灣日治時期記憶結合，無意中接續了日治時期新文學的寫實主義傳統，在往後三十年間逐漸形成以「台灣獨立」為終極目標的「本土論述」。「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想像與敘述在一九七Ｏ年代這股「鄉土」熱潮當中出現，撼動了國民黨戰後努力推行的中國歷史敘述霸權，促成八O年代之後的「本土化」熱潮，引爆台灣身份認同的爭辯，這大概是「鄉土文學」論戰最深遠的影響之一吧！
值的注意的是，真正在論述層面把這樣的歷史敘述鋪陳出來，並發展出一套挑戰當時中國中心歷史敘述的論者，是後來撰寫《台灣文學史綱》的葉石濤。葉石濤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夕發表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這篇文章勾勒了台灣日治新文學的發展，並定義其為「台灣文學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傳統」，以連續到當時正如火如荼展開的「反西化、回歸鄉土、關懷社會底層民眾」的鄉土文學訴求。斷裂、逐漸被遺忘的台灣文學傳統和歷史記憶，因此得以重回台面，而一套「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敘述也隱然成形，歷經八O年代的進一步孵育，在解嚴後終於正式浮上台面，為後來台灣身份認同提供重要的基礎。

日治記憶與台灣歷史敘述的重整
這一套以「台灣本土」為切入點的歷史文化想像，之所以得到發展的契機，與「鄉土文學」一開始就引發的「鄉土」定義探討有密切的關係。「鄉土文學」的發展原意在提供治療台灣「西化」的解藥，不料「鄉土」卻成為一個問題。「鄉土」究竟是什麼？從「鄉土文學」早期的討論來看，當時眾說紛紜，各家對於「鄉土文學」的「鄉土」認知都不一樣。由於「鄉土」與「現實社會」往往被視為同義詞，「現實社會」指向台灣而非遙遠的中國土地，「鄉土意識＝台灣意識」之說遂有發展的契機。「鄉土」文學與「台灣意識」結合時，「鄉土文學」透過詮釋角度就與主流中國民族主義呈現一種角力狀態。大體而言，分裂的「國族」並非此時鄉土文學的主力，「反西化」與「階級」關懷才是重點。陳映真、宋澤萊、以及王禎和與黃春明中期的小說，堪稱這鄉土書寫路線的代表。楊照曾對這樣鄉土小說的書寫路線提出如此觀察：「鄉土寫實一方面固然對現代主義式的自我中心耽溺大加撻伐，然而其所提出的對治策略畢竟是以刻畫、呈現台灣當下社會現實為中心的、歷史來龍去脈的追索、歷史情境的重構捕捉，一直並未成為關懷重點。」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在當時主流鄉土寫實路線之外，另闢「鄉土歷史書寫」的路徑，彌補了戰後以迄鄉土文學時期台灣小說裡薄弱的台灣歷史意識。在「反西化」回歸「鄉土」的文化氣氛中帶動的「尋根」熱潮，帶出台灣的歷史考古工程，無意中把戰後台灣社會所壓抑的台灣日治時代的集體記憶帶回文化場域。日治時代的集體記憶在戰後台灣成為禁忌，不僅因為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極力切斷台灣與日本的連結，壓抑台灣人的「日本殖民地」記憶種種，以便剷除台灣這塊土地的「殖民遺毒」。在此情況下，日本殖民記憶也成為台灣人的負擔，不願也不想提起，以免招惹麻煩。朱西寧在鄉土文學論戰時的一番話，相當可以反映當時台灣社會這樣的氛圍：「鄉土文藝是很分明的被侷限在（？）台灣的鄉土，這也還沒有什麼不對，要留意的尚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裡提到戰後最初的二十年間，台灣有關日本的記憶如何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根據蕭阿勤的研究，除了1954年8月與12月兩期《台北文物》曾出現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回顧之外，從1954年到1970年代初期，有關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章只有零星幾篇。現在被視為日治時期左翼文學代表作家的楊逵，也經過「一、二十年的寂寞生活」，遲至1970年代初期才被「重新發現」。這二十年間台灣的日本記憶成為某種禁忌，台灣日治時代的經驗與記憶的呈現必須非常小心戒慎，以免干犯政府禁忌，違反官方所定調的日治時期歷史敘述的基調。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符號與記憶重回台灣文化場域，通常以一種「負面」姿態出現。在文學場域，日治時代文學的相關論述大致環繞於兩個主題：一者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裡的「抗日」精神，一者為台灣文學的「孤兒心情」－－台灣人被拒於日本與中國身份之外的徬徨焦慮。無論是以抗日或孤兒處境為主題，「日本」在相關的論述當中通常都是代表「壓迫」。在「皇民文學」引發的爭議裡，葉石濤為台灣作家辯護，仍須強調他們作品的「抗日」立場：「儘管如此，他們的文學作品不因使用統治者語言而有所改變，仍然帶有對日本殖民者、封建遺毒的深刻批判」、 「沒有『皇民文學』，全是『抗議文學』。」換言之，文化論述必需標示「抗日」的主場，必需呈現日本殖民壓迫，才能在台灣文化場域裡得到認可。
如果從這樣的理解來看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後台灣文化產品裡如何呈現日治時代的記憶，就可能帶出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在當下的台灣，日本記憶不再是禁忌，反成台灣社會角力的重點，與原住民文化成為台灣身份認同定義的交鋒所在。有關「原住民」在當前台灣文化場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稍後再討論。如果日治記憶的召喚攸關台灣場域身份認同的協商，那麼，當2004年出現的紀錄片《跳舞時代》或是2005年席捲台灣的《無米樂》裡的日治記憶都與「抗日」脫鉤，在《跳舞時代》裡所呈現的殖民地台灣甚至是一片欣欣向榮，活躍於跨國通俗文化消費網絡裡的話，我們從中嗅出了什麼樣的訊息？看到了什麼樣歷史文化想像的轉變？《跳舞時代》顯然可以放在解嚴後台灣歷史敘述重整的記憶考古工程裡來看待，解嚴後這樣的歷史記憶敘述，正是接續了鄉土文學論戰中所拉出的「鄉土記憶」探索軸線。不過，鄉土文學論戰之時，這些日治記憶的重返，基本上是以「抗日」的面貌作為基調，一方面呼應鄉土文學論戰民族主義式的「反帝」思維，一方面也藉此向當時仍主宰台灣社會的中國文化霸權輸誠，證明台灣人抗日不落人後，消解如朱西寧一樣對台灣的「中國忠誠度」的疑慮。《跳舞時代》擺脫這樣的日治記憶處理方式，兩位導演提供如此說明：

《Viva Tonal 跳舞時代》跳脫統治者與被殖民者的角度，以台語流行歌開場，跟著曾經紅極一時的歌手愛愛阿嬤，回到歷史現場。二十世紀初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年輕男女隨著受到歐美及日本歌曲影響的流行歌節奏翩翩起舞，跳起華爾滋、狐步舞，追求他們嚮往的「維新世界，自由戀愛」。《Viva Tonal 跳舞時代》用珍貴原版唱片原音重現那個充滿創新與夢想的時代風情。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象徵了一個文化思潮多元開放的時代契機。柏野正次郎不斷探訪採集台灣民間各種類型的音樂，為古倫美亞開拓全方位的音樂市場，同時也促成了台語流行歌曲第一波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