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思想13）

致讀者

1949年4月23日，共軍攻進南京；10月1日，毛澤東在北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就此退出中國大陸，輾轉「播遷」台灣，至今正好六十年。
如今，在台灣已經罕見「中華民國」一詞。「民國三十八年」更是乏人使用。這個紀年的消失，反映了台灣歷史上的一個時段化為黑洞，無疑還在它的位置上兀然聳立，卻無聲無息。
讓我們沿用「1949年」吧。這個紀年方式，雖然略有疏離效應，卻依然造成尷尬。那個年份，對當時生活在島上的人，無論何種身份，都意味著屈辱──失敗後狼狽逃難的屈辱，坐視外來者喧嘩睥睨的屈辱；代表傷痛──國破家亡親人隔絕的傷痛，橫遭壓抑與歧視的傷痛；那年份更充滿驚悚──外有萬家墨面般的強敵進逼，內部則正展開肅殺的大清洗。一個以屈辱、傷痛、恐懼為特色的年份，後來難免得埋到記憶的底層去。
六十年過去，從當時巨變中掙扎過來的倖存者，已經開始凋零，但台灣仍然必須面對1949。一段如此關鍵、如此引起情緒反應的歷史，豈能化為一片空白或者一團漆黑？但是要回顧1949年並不容易：個人的禍福與集體的成敗不是同一回事，道德的是非與歷史方向似乎沒有關連，短時段的狀態無法預示長時段的趨勢，而回顧者個人的出身與遭遇，更注定了他會賦予這個年份甚麼意義。也許，正由於我們還生活在1949年所決定的宏觀形勢之中，一個歷史階段還沒有走完，你我仍然是它的產物，所以，面對一甲子的週年，我們似乎都欲語還休。
目前，以1949為主題的書籍，已經出版好幾種；學術界也舉辦了幾場研討會。《思想》一貫強調歷史意識的關鍵作用，更著重兩岸乃至於大華人世界的思想源頭，於是繼前一期發表楊儒賓先生的大作，在本期以1949為主題推出專輯。其實，1949並不是台灣的專利（「民國三十八年」也不是）：它所啟動的歷史場景變幻，同時改變了中國大陸、台灣、以及香港和澳門的整體面貌與地緣位置，以及這些社會中幾億人口的命運。我們邀集的幾篇文章，各有獨特的見地，但自然尚無足以把捉那個歷史關口的無窮意義。缺少港澳作者的文章（或許他們也感到欲語還休），顯然是遺憾。而中國大陸在歡慶十一之際，知識界正爭論三個三十年（1921-49，1949-79，1979-09）的功過與意義，自然更難以輕鬆為1949提出歷史的評價。毛澤東感嘆1949的結語，不正是「人間正道是滄桑」嗎？
幾期之前我們曾說過，希望加強討論中國思想的傳統。2009年適逢牟宗三先生百年誕辰，有感於他在當代中國哲學發展上的龐大影響，本期《思想》安排了幾位學者討論牟先生其人、其哲學、其政治意見、以及其哲學如何延續。今天，新儒家的影響力已經跨越港台而及於中國大陸，研究與文獻急遽增加。不過，像本期幾篇文章這樣親切而扼要地呈現牟宗三，可能並不多見。
在新儒家之外，這幾年中文哲學界的另一項突出發展，應屬政治哲學。直到1980年代末期，中文世界猶不知政治哲學這回事。但由於台灣的解嚴與大陸的改革開放，兩地對政治哲學的興趣異軍突起，香港哲學界也適逢其會，過去二十年來，中文政治哲學不儘成長快速，並且及時地建立了兩岸三地的聯繫網路。數年以來，三地的政治哲學同行已經數次聚會，交換經驗與意見。本期的「政治哲學與在地社會」對話，即是最近一次聚會的成果。如果說新儒家志在提振中國文化的精神自覺、中國人的文化承擔，那麼政治哲學則志在用哲學思考反省中文世界的各個政治體制、建立社會公平、尋找道德上可欲而實際上可行的政治原則。無論用心何處，無論所嚮往的價值如何迥異，「思想」都是哲學的必經之途。

1949年的迷思與意義
林桶法

在人類的歷史上有許多關鍵的年代，可能是一場戰爭，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可能是一個條約的簽訂年代，如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也可能是一場瘟疫的開端，如1340年代漫延於歐洲的黑死病，或是一場革命的開始，如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但最被關注的是朝代興亡或政權更替的年代，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從人類的發展過程而言，這些關鍵的年代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方式或思想，甚至造成國亡家破，或民族的危機。
近幾十年來中國最被關注的就是1949年。有些學者如傅國涌以知識分子為題，有學者如張仁善寫當時的中國社會，有些則從政權更替的角度出發，如大陸學者田居儉談到：「這一年，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國人民為實現國家繁榮富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奠基的一年。」台灣學者呂芳上認為：「此期間1949年的變局：中共建國、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加上接著發生的韓戰，造成斯後半世紀海峽兩岸的長期對峙，實是歷史上的一大轉折。」
歷史學家比較少用假設去思考問題，因為大部份的歷史學者都認為歷史是研究已發生的事實，因此假設是毫無意義的，但當我們在思考一些問題時，能夠多用一些「如果」，或許可以獲得更多的思考面向。哲學家李澤厚從清末革命所帶來的情形，去反思革命或者再革命的必要性，估不論有多少歷史學者贊成此種說法，但這樣的思考方式仍然是值得去嘗試的方向。在這樣的邏輯思考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新政權的成立，到底中國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是三民主義的實現？還是權威體系與貪污官僚領導下內鬥不斷的局面？循著當時局勢的發展，國共間的紛爭應該不容易停止，因為1949年初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1927年時的中國共產黨，已佔據長江流域以北的大部份地區，軍隊數量足以和國軍相抗，而美國所期盼的國共聯合政府成立的可能性較低。問題不在於國共領導者蔣毛之間的互不相讓上，而是兩個不同的體制實很難並存，因此國共內爭下分疆而治是最有可能的結果。只是中國自清朝以來統治的領土如何畫分，長城、黃河、長江還是台灣海峽？從結果論來看或許許多人未料到，但確實是當時發展的一個可能的選項。而其關鍵點則在國共內戰的結果，尤其是1948年國共的三大戰役，但轉折點則在1949年。
本文在反思1949年之前，指出幾個迷思作為思考的起點
首先是政權變動的問題。評估新政權的成立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成王敗寇」好像成為歷史中最好的詮釋。雖然一些學者希望不要有「成王敗寇」的觀念，如梁漱溟提到：「我倒不主張由共產黨把一些國民黨人捉來審判治罪。事實上亦捉不到，而且，這樣好像一切是非皆隨勝敗而定。」但當時確有許多人基於現實來評述國共的戰局，將戰爭的責任推給國民黨的腐敗。許多原本與共產黨畫清界線的人，中共建國後方知是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或是同情中共的革命份子。也有在國共內戰中堅持與中共決戰者戰敗後成為俘虜罪犯，與中共妥協談判者卻成為英雄。國軍將領陳長捷有一次談到傅作義時說：「他自己在進行和平談判，卻叫我堅守，結果他成了起義將領，我成了戰犯。」這樣的思維不僅見於當時輿論的轉向，甚至在後來政局的檢討上，不僅是國內如此，美國亦是如此。1949年底到1950年美國掀起失去中國的檢討，到了1960年代則開始檢討失去機會──即為何失去與中共交往的機會。隨著中共逐漸強大，「成王敗寇」成為評論者的主流思想。歷史的解釋權永遠都屬於勝利者，但歷史的解釋並不一定是歷史的真相。我們要尋找的不是別人告訴你的東西，就像你丟一個問題到網路上尋問，許多熱心回答的答案不但欠缺而且可能錯誤百出。成王敗寇不應成為一個定論，就像現在在大陸最流行詮釋問題的民族主義史觀（只有抗戰才是英雄，只有跟著中共革命走的路才是正確），也還是一種成王敗寇思想的延續，是有問題的。
其次是分合的問題。中國歷史上本來就出現許多政權的競逐，也出現過多次的分裂。漢末的三國時期，及南北朝時期都是屬於分裂。或許過去受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影響，以為合是歷史的常態。但如果從領土的變動性及政治的領導而言，在歷史上分合應該都是常態。在一個朝代中，有些政令是無法及於某些地方，看似一統，實則分裂。以民國史為例，只有民初短暫的五年是合，1917年後南北政府分裂，1928年到1937年是形式的合，1937年日本侵華後又是不同分裂的情況，1945年到1949年是形式的合，1949年後則又是長達六十年的分。如果中華民國以九十八年計算，大約只有二十年的合，七十八年是分的，因此分合應該都是常態。但在台灣的人民經過六十年中不斷的掉入分合的泥沼中，而中共看來也是一樣。就中共來看，1949年是一個新政權的開端，中華民國在1949已不存在，可是還是認為曾經是中國過去所統治過的領土是要統一的，又陷入三國演義中分合的迷思。
再次是政權變動後評析新政權的價值而言，時間的線性觀察到底多久才算合理？民國成立之初，就有人開始懷疑中國是否真的適合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國並未解決中國的問題，外國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依然存在，經濟的困窘程度依舊，社會的對立與紛爭沒有解決，舊官僚系統的統治者只是換個名詞而已，民國到底有何作用？袁世凱的顧問古德諾就認為，中國不適宜實施民主共和。當時民國才剛成立，民主運作所最依賴的教育問題猶未改善，外交的問題也非短時間可解決，民主共和在中國的問題不在於這一制度本身的缺失，而是在人民觀念上無法跟上時代，還是期待一個強人領導。經過二千年的帝制，人民已習慣被領導，而不習慣成為時代的領導者。孫中山的退讓在當時並未被歌頌。一個強人袁世凱去世後，更多人想要成為另一個領導的強人，即使當不了全國的領導者，也要成為地方的霸主。軍系領袖成為實質的領導者，武裝成為一種力量，孫中山最後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現實，建立黃埔軍校作為其理想實現的後盾，蔣介石也因此而成為新的領導者。北伐統一雖然建立起蔣的領導威望，但其他的軍系希望能分享共同的權力，蔣並不願意好不容易統一的局面被分割，但內外的時局不允許，中國又陷入內鬥與外侮上。最後雖然戰勝了外敵日本，在國共內戰中卻丟掉了整個大陸。
我們如何去評價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三十八年？或許許多人直覺的就想到貪污腐敗的官僚，內戰不斷的格局。但要評價一個政府的作用或價值有許多指標，人民經濟的富裕、教育的程度、國家的競爭力、國際地位、生活的品質、安定及安全的程度、兩性平等、自由與開放、參政情形等都可以拿來作量尺。如果就比較而言，民國三十八年與清末五十年相比，有許多方面是進步的。人民有更多參政的機會，教育程度提高了，兩性較為平等，社會較為開放，這些都是進步的。至少在中國歷史上，民國初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的啟迪及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程度而言，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擬的，所建立的價值觀亦是後代所追循的典範。這可能不是那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制度：民主制度與開放的輿論下才有可能結出思想的果實。如果我們用思想的開放與知識份子的論辯標準來衡量，台灣與大陸都經過威權時期，都對言論作了若干的控制，因此至今文化思潮上仍無法超越民國初期所建立的貢獻。更重要的是，海峽兩岸至今對於自己文化的思索其實是不夠的。大陸地區在傳統、創新、西化與共產制度之間擺盪，台灣地區亦未找到一條合於後代子孫所追索的方向，文化的定位與走向不明，只能就一些小問題爭吵，教科書的用詞、文言比率的百分比似乎較百年大業重要。在這一點上，顯然民國時期仍有值得肯定者。
從2009年來觀察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許多值得稱許的地方。台灣開放的程度、自由的程度、經濟發展的潛力等往往為人所稱頌，大陸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建設與民族主義的認同上、甚至讓那麼多的人口衣食無缺等方面也確實不容易。但如果把時間點放在1960年代，那麼這兩個政府可被批判的地方甚多。因此，評述一個政權，時間線性的觀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但到底要是五年、十年，還是五十年一百年，則見仁見智。但用較長時間進行分析應該是必要的，同時要用政治統治的普世標準作為量尺有其必要，否則又會陷於各說各話的迷思。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1949年的問題。這一年對一些人來說是關鍵的年代，但對另外一些人而言是無關緊要的年代。就政權而言，中華民國政府被迫從中國大陸遷移至台灣海島，許多人跟著逃難。可是在這個變動的年代，一個角落正在逃難，另一個角落正在慶祝，更多的地區可能一如往常，很難以一個畫面涵蓋所有的事實。這裏先討論政權變動對台灣的意義。
不論中華民國的政權分為二大階段、或者如張玉法院士所談到的三個共和，1949年都是分裂點。政府在大陸統治38年政權，在台灣至今已統治60年，來台後的政府與統治大陸時期的政府，有其斷裂性與連貫性，1949年是政府的交替與再生。
經過六十年後如何看待1949年？從歷史脈絡而言，1949年的逃難潮為台灣注入新血，文化及社會都起了變化。新的移民精英，無疑對台灣是一股動力。許倬雲在檢討1949年前中華民國結構上的缺失時提到：「這結構的上層在1949年移植於台灣，他們的人數很少，可是品質不差，我指的是農復會、台大，經濟部，這些幹才，他們在台灣能夠發揮的功能卻比大陸上好。」來台的將領成為鞏固民主的力量，留在大陸的國軍將領，則有不同的結局。張仁善在談到當時留下的知識分子時提到：「單純以擁護共產黨、歡迎解放軍、盼望民主自由等政治信念，推斷1949年大批知識分子留在大陸的全部原因，也許最省事，歷史往往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這些都是極佳的反思。
經過六十年，如何看待1949年左右蔣介石暨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遷台，是一個相當值得討論的課題。張玉法院士曾經談到：「從中國歷史的長流來看，清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承續和斷裂的脈絡相當清楚。」的確，在民國以來，政府或政權變動的三個時期：1912年、1928年、1949年，有其連貫性（或承續性）與斷裂性。第三個時期在大政方針上，大部分為第二時期的延續，但領土僅餘數百分之一，人口僅餘數十分之一，立國態勢截然不同。在人事的布局上，在遷台之初的重要人事大部分是大陸時期的連續與擴大。蔣介石在1950年3月復行視事，大陸時期選出的民意代表來台繼續運作，隨後實施孫中山的建國理念，使台灣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維持法統上的延續性。但這樣的延續性經過解嚴後的開放選舉，法統已不在重要，重要的是誰能贏得多數的選票執政。正藍不重要，與大陸的連結也不重要，這樣的法統延續其實存在若干危機。
大量外省人遷至台灣，也使情感、血緣上與大陸密切的結合在一起，這也是一種延續，這種延續在來台的第一代最為明顯。當蔣介石無法帶領這批人反攻大陸，當時又未開放探親，只得告訴家人「王師北定中原日，毋忘家祭告乃翁」。經過開放探親後，許多人紛紛踏上回鄉的旅程，本抱著極大的希望，老的希望回家，一解思鄉之苦，第二代希望尋根。但第一代往往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失落感，大陸經過文革之後變動太大，故鄉的親人流離失守，在感傷與金錢物資的襄助之後，回家的欲望變弱。即使他們可以選擇回大陸定居，但幾十年來，台灣還是大部份人的選擇。第二代第三代則認為那只是先人的故鄉，血緣與地緣的連結愈來愈弱，認同台灣的程度加強，傳承似乎還存在，但也相對脆弱。
1949年在延續大陸的同時，亦有其斷裂與改變。有些改變是正面的，如民國以來各省之間省籍衝突，來台者雖然各省都有，外省人成為命運的共同體，過去各省之間的衝突問題變淡。派系的問題自民國以來不論是軍系或政治派系都嚴重，經過國共內戰及來台的整頓之後，軍系只剩下蔣系統的派系，只有軍種的不同，沒有對中華民國認同的問題。政治派系，雖然立院仍有過去陳立夫CC系的問題，但經過陳立夫出國，齊世英被開除黨籍之後，政治的小派系不再成為政府推動政策的障礙，這些都是正面的斷裂性。但相對地，文化傳承也出現危機。來台之後蔣一直推動新生活運動，但新生活運動不是儒家文化的縮影。在教育與時代的變遷下，傳統的倫理變得愈來愈脆弱，人與人之間，五倫或六倫間也不再是傳統的那一套。有人感嘆這就是斷層，這些延續與斷裂自與1949年大遷徙有關，1949年是接續兩個時期的開端。
最後討論對台灣的影響。國共內戰後政府撤退來台，其實是許多人所始料未及者。抗戰結束之後，不論是軍隊的數量、武器的精良程度、統治地區或統治區的人數，政府都具有絕對的優勢。但國共內戰到後期，國軍漸趨劣勢，節節敗退，最後撤至台灣。從1945年之後或1949年之後約有一百二十餘萬人相繼來到台灣，他們在台居住長達六十年之久，成為繼原住民、閩南人與客家人之後的住民，不論稱為外省人或新住民，事實上都是台灣人。經過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產生許多變化，許多方面與當時來台的環境已有極大的差異，但他們的到來對台灣文化、教育、社會、經濟等方面都帶來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有些影響是立即，有些的影響則是潛移默化，有些的影響是正面的，有些則是負面的，我寫完大撤退的過程及問題，最後最難下筆的是這批外省人對台灣的影響問題。但為了了解1949年對台灣歷史具有斷裂與延續、傳承與創新、排擠與融合的意義，在此僅就來台初期外省人所產生的衝擊之犖犖大者做介紹，不能就個案作討論，容或有化約，舉例偏狹之病，但為避免煩瑣，亦不能不如此。
（一）文學藝術
台灣經過明清時期的統治，加上大部份的移居者多數來自中國，與中國有同文同種的關係，本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然由於自清末以來港口的開放、現代化的建設，台灣文化加入許多西洋的因子，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日本文化逐漸影響台灣，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引進許多西洋藝術、繪畫、思想、建築（巴洛克式）等也融合其內，使台灣具有多元的海洋性格。
日本投降後，不論是已成名的藝術家，或來台才孕育的外省人才，在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其影響，其範圍相當廣泛，可探討的主題相當龐雜，僅舉一些具體方面的影響略述如下。
書畫方面，雖然當時來台的藝術專家與人才，就全中國而言，可能只是極其少數，但這些藝術人才對台灣有若干啟迪的作用。日本投降後，大陸來台的畫家有張大千、黃君璧等，對日後台灣美術發展的啟發相當大。影響台灣畫壇者，不僅是當時已成名的畫家，還有些是隨家庭或軍隊來台，日後成為畫家，如劉國松1949年來台借讀於師大附中，日後從事水墨的革新，倡導中國畫現代化。書畫家黃群英（江西省），1949年來台擔任公職，長期致力書法教育工作。其他如李文漢、李世家等，經由這批書畫家的傳承，台灣在繪畫藝術上有濃濃的中國風格。
建築方面，來台的大陸建築師解決鄉愁的形式，具體引進中國傳統宮殿式的建築。1950年陳聿波在高雄台灣銀行分行首先設計了「宮殿式」新建築，其後緊接著成群的宮殿式機構建築出現，如舊國立中央圖書館（利群/陳濯，1955）、台北市立綜合運動場（基泰/關頌聲，1956）、台北科學館 (盧毓駿，1959)、台北文化大學大成館 (盧毓駿，1960)、台北圓山大飯店（和睦/楊卓成，1961－1971）、台北故宮博物院（大壯/黃寶瑜，1965）、陽明山中山樓（澤群/修澤蘭，1966）等皆是採用鋼筋混凝土建造的華麗裝飾性古典建築。除宮殿式的建築外，戰後來台的大陸建築師有另一批留美建築菁英，他們受現代建築大師的影響如金長銘、張肇康、陳其寬、王大閎（國父紀念館建築）等人，他們反對裝飾，企圖以樸素的材料本質與清水混凝土的構架，來重新定義中國建築文化，發展新傳統形式。另有隨空軍於1948年來台的賀陳詞（台南市大同教巴哈伊中心）等對台灣的建築發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雕塑方面，1950年何鐵華《新藝術》雜誌創刊，倡導建立一個自由中國本位精神的文化體系，鼓吹現代美術思潮。這些藝術家來台，豐富台灣文化的內涵。
戲劇方面，以表演藝術團體為例，京劇是民初以來大陸的主要戲曲之一。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台灣的表演主要以布袋戲、歌仔戲及一些民間的車鼓陣為主。到光復後，大陸的京劇、崑曲、話劇等相繼在台灣生根發展。雖然許多表演具有政治宣傳的目的，但正如王安祈教授提到國軍文藝獎（俗稱競賽戲）時所說：「由於競賽戲基本上是以鼓舞國軍士氣為前提，所以選擇題材時特別強調主題意識，句踐復國、毋忘在莒、岳飛抗金、推翻蒙元之類的情節便經常搬演。近年來，競賽戲承擔了許多社會上的負面批評，但至少就當時觀眾現場熱烈的反應來看，或許我們仍不宜以一句『政治干預戲曲』來為它做籠統的論斷」； 1950年初期，雖然台灣地區的野台表演仍以歌仔戲、布袋戲為主，但戲劇院等表演場所，特別是一些特地的場所如台北市的中山堂等，長期以來都是來自大陸的表演團體的舞台。
文學方面，大陸來台知名的文學家不算多，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失去中國大陸的政權，來台政府的領導者檢討失去中國大陸的原因之一是受思想的影響，為生聚教訓，鞏固思想，去左翼化成為當務之急的工作。1950年4月，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文藝獎給獎除有高額稿費之外，並轉介到其他報刊發表。1951年發行的《文藝創作》月刊，成為其發表的重要園地，當時許多來台作家喜歡在《文藝創作》發表其創作。1951年5月4日，中國文藝協會成立，由立法院長張道藩主持，積極推動反共抗俄文學。1953年8月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大力支持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成立，成立典禮上，王昇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同時國防部總作戰部設置軍中文藝獎金，促成軍中創作的風氣，《軍中文摘》也於1950年創刊，透過這些獎倡及對左翼思想的禁制，反共懷鄉文學，蔚為1950年代文壇的主流。當時在《文藝創作》發表的作家，如朱西寧、段彩華、墨人、蘇雪林、齊如山、王藍、陳紀瀅、司馬中原、張愛玲等大多來自大陸，他們展現出來的不僅是一種對故鄉的情懷，更重要的是推動反共抗俄的文藝氣息。作品有時不免流於八股，激起1970年代在文壇上鄉土文學如黃春明等的論辯，但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是有助益，豐富台灣文學的內容，使台灣的文化加入更多元的因子。
展示文化方面，從大陸遷移來台的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文物，更有其重要的貢獻。中央圖書館的典藏善本書的遷台，增加台灣圖書的收藏，豐富台灣的文化內涵。
總體而言，1970年代以前，雖然有些本土的文學、繪畫、音樂等仍繼續其發展，但中國傳統文化儼然成為主流。
（二）學術的傳承
高等教育方面，許多原在大陸地區的大學紛紛在台復校，大學方面，如清華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等不論是公立或者私立，其教學理念與立校的精神，對台灣地區而言，不僅是傳承，也是再生，樹立不同的典範，使台灣的高等教育更加的多元。以國立政治大學而言，過去是中央黨校，早期領導者與國民黨的關係密切，現有許多建築大樓如季陶樓、果夫樓、志希樓、道藩樓等，所紀念的人物在大陸時期都是重要的黨政要員，其教育風格有濃濃的黨政味。又如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過去在大陸時期即有其相當的歷史，都是教會辦的學校，來台復校之初的重要籌畫者，都具有宗教背景，傳承的味道濃厚。
學術的發展本來就有承續性。臧振華教授就提到：「民國34年台灣光復以後，日本考古學者逐漸離開了台灣考古的舞台，而在大陸以發掘安陽殷代都城遺址聞名的一批考古學者，包括李濟、董作賓、石璋如和高去尋等，卻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灣。他們的到來，使得因為撤離而瀕臨中斷的台灣考古重新獲得了生機，對爾後這門學問的存在和成長，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由於許多大陸學者陸續來到台灣，使大陸的學術得以在台灣延續。以歷史學相關的發展為例，在學校方面，台灣在日本投降之初，僅有台灣大學設有歷史系，其後1946年台灣師範學院設有史地系，大部分的師資來自大陸如傅斯年、姚從吾、李濟、董作賓、方豪等，其中又與傅斯年引介的貢獻最大。1952年胡適在台大演講時提到：「現在台大文史的部門，就是從前在大陸沒有淪陷的時候也沒有看過有這樣集中的人才，在歷史、語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帶到這裡來，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這幾年來陸續從大陸來的人才連在一起，可以說是中國幾十年來辦大學空前的文史學風。」
許多的研究大部分是民國以來的延續。1950年代進入台大就讀的李亦園及許倬雲等，都受到這批大陸學者的薰陶，許倬雲教授多次提到台大和史語所不少師長（李宗侗、李濟、董作賓等）對他的栽培和影響。
至於中小學的教育內涵方面，注重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與中國大陸地理、人文的介紹，儒家的觀念與思想成為教養學生、規範生活的典範。此外在生活作息與教育內涵上加上許多反共、愛國、忠於領導的內容。由於大陸的失陷，蔣介石認為思想教育與生活教育的失敗是其原因之一，因此將大陸時期推行的新生活運動內容移至台灣實施，到處都可看到整齊、清潔、簡單、迅速、確實的口號。
此外大力推行國語教育達到統一教育的目的。日本投降之初陳儀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引介其同鄉好友許壽裳（1883-1948）為台灣省編譯館館長，主要的任務即是推展國語文，編寫中小學國語教材。在中小學的教育用各種方式達到推行國語的目標，凡是在學校講母語者都會受到糾正，電視節目中要求各重要的時段必需以國語節目為主。由於六○年代布袋戲風迷全國，布袋戲原以閩南語為主，被要求國語配音。這些強勢作為，從統治的角度而言，可能無可厚非，但相對的也使台灣的母語受到一些影響。
（三）帶動台灣的建設與發展
台灣今日的發展是經過清季與日治長期推行現代化的結果，但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確有也有其貢獻。在1949年關鍵的年代，台灣的處境甚為危險，蔣介石在國防上全力鞏固台灣的安全，加以美國也意識到台灣對穩定遠東局勢有一定的作用，適度的給予軍事與經濟（美援）的協助。同時政府在金融政策與土地改革上作了相當的努力，使台灣在穩定中逐步發展，其中大陸菁英分子及技術官僚加入台灣的建設，許多大陸的企業或產業遷至台灣繼續發展，對台灣的經濟亦有一定的貢獻。
1949年前後，大陸紡織工業紛紛遷台，其中又以台灣最缺乏的紡紗廠設備最多。華南紗廠由上海、寧波裝運紗錠三千枚來台設廠，台元紡織公司由於吳舜文力主遷台，搬遷一萬錠的機件來台，雍興實業公司於1948年底遷台，中國紡織公司於1949年5月在台成立辦事處，並將華南各辦事處的物資遷台，成立紗錠一萬枚、布機三百台的台灣紡織廠。此外，申一紡織廠、嘉豐紡織廠、萬寶紡織廠等三家超過一百台動力織布機的廠商從上海遷台；針織衫衣部分有超過一半以上由上海、青島遷台，其中較有名的如：遠東針織廠公司、建國棉織廠、慶祥棉織廠來自上海地區，六和棉織廠來自青島，另有台北紡織公司、華南紡織公司等，不論是紡織工廠數，或設備的規模亦逐漸擴增，對於台灣往後紡織業的發展自有其影響。
國民黨黨營企業如齊魯公司、天津恆大公司、濟南興濟公司、瀋陽益華公司、安徽農產公司、上海樹華公司、永業公司、台灣興台公司等，因應國民黨政策相繼遷來台灣，對台灣的橡膠業、棉織業的發展亦有助益。其他方面如：在青島設立多家工廠的尹致中，於1947年來台創立大東工業公司，創設造紙廠，兼生產自行車，都有一定的貢獻。
雖然有許多人都認為蔣介石對台灣的最大貢獻是保衛台灣的安全，蔣經國執政時期才開始一連串的建設。但其實建設是連續的，許多外省軍人退伍之後積極參與開發東部及許多困難地段的公路交通建設。台灣能有今天便捷的交通是經由台灣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這樣的成果不能以百分比區分，只要生長在這塊土地為這片土地付出者都值得肯定。
（四）台灣族群的問題──芋仔與蕃薯的糾葛
外省人到台灣雖有許多具體的貢獻，但最為人詬病者即是族群的問題。其實在中國各省都存在群族的問題，台灣的族群問題因有其歷史與政治的因素，較被一般人所重視。中國大陸各省120餘萬人撤退至台灣，直接立即的影響即是人口族群結構有所改變。本來日治時期台灣的人口結構以閩南（福佬）、客家、原住民及日本人為主。日本投降後，日本人除留用的技術人員外，大部分相繼回國，台灣的人口結構即以閩南（福佬或河洛）、客家、原住民、外省人為主，形成四大族群。移民者當然也希望獲得認同，然由於歷史因素產生許多不合諧性，族群衝突與融合成為台灣變動的因子。
以戰後台灣的族群結構而言，1945年本省籍（含閩南、客家、原住民），占百分之九十九，1949年，本省籍占百分之九十四‧三，外省人僅有百分之五‧六，到了1961年，本省籍為百分之八十七‧八，外省籍人口占百分之十二‧二。雖然這項比例未將軍隊人數計算在內，即使加上軍隊，占台灣總人口的比例仍不算高（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但在政治地位上，不論是黨政的領導階層，或中央民意代表，外省人都占有絕對的優勢。而且由於這批人居住集中於某些地區，語言不同於原來台灣居住的居民，形成一個特定的群體，被稱為「外省人」、「阿山」、「芋仔」。這批人到台灣之後，對台灣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首先，從來台外省人內部的融合而言，戰後初期，外省人來台者雖然以福建、浙江、江蘇、廣東、山東省居多，但其他各省也有，來到台灣之後，不僅是與台灣省內的三大族群的融合，也是大陸各省間族群的大融合。從民國以來，歷經軍閥統治、國民政府的統一，不僅有中央與地方的衝突，省籍的排擠問題也一直存在；戰後初期歷經共同逃難的苦難，加上政府在安置上所形成的眷村感情，外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紛爭與競逐可能還存在，但相互的排擠減少，在共同記憶如對日本人的仇恨、恐共的心理及對大陸的情懷上較為一致，使原來在大陸時期的省籍問題來到台灣之後的確變淡。特別在國家的認同上，在台灣的族群氛圍下，福佬、客家、原住民在政黨支持與國家認同的立場上比較異質而分歧，相對的，外省人則有較高的同質性。
在台灣地區造成外省人與台灣閩南、客家甚或原住民族群間的糾葛原因甚多，最重要者是歷史與政治因素。從歷史因素言，台灣與大陸間五十年的隔閡及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應是主要原因。由於二二八事件造成甚多人傷亡（約萬人），當時政府又沒有有效的因應，並勇敢的面對，以致延伸許多的仇恨，被宣傳成台灣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政府遷台之後，問題依然存在，加以戒嚴時期許多人因為思想而被迫害，有大部份的受害者及其家屬，便將之歸於省籍問題。就政治的參與及政府黨政結構而言，外省的精英仍佔多數，「外省人」在黨政軍統治地位的優勢，代表著政治的權力與社會地位的強勢者，相當程度的擠壓部分台籍人士的發展，這也引起屬於台灣地區的多數族群的閩、客人有所微詞。自解嚴後的選舉，許多候選人以省籍進行操作，一些事件亦被擴大成省籍糾紛，也加深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隔閡。這樣的現象經過六十年後亦未見改善，特別是競爭激烈的選舉，族群訴求似乎成為被可避免的痛。
其次就是語言與文化的問題所造成的隔閡。共同的語言、文化與共同的記憶，較容易融合；相對的，不同的語言、文化則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會。這批渡海來台的逃難者不會使用島上通行的福佬語（河洛語）或客家語，無法與當地居民流暢的溝通，無形中也是一種隔閡。特別重要的是經過五十年後大陸與台灣在文化認知上的問題，台灣保有閩客移民刻苦耐勞的精神，加上日本的統治，生活簡樸而講紀律。外省人來自大陸各地，對閩南文化缺乏瞭解，如柏楊提到他太太小時候在宜蘭的經驗，許多軍隊撤退來台之初，無處可居，乃安排住在傳統的四合院內，許多眷屬嫌門檻礙路，擅自將之打掉，引起屋主的不滿。政府來台後，仍延續過去喜歡走後門（即利用關係）為人說項的文化，亦使重法紀的台灣人不敢恭維。其他小自說話語調，大至生活禮儀，外省人都與本省人不同。
大量眷村的興建，雖解決外省人居住的問題，但外省人自成為一個文化圈，無形中也是一種隔碍，本省人與外省人間好像總是存在著一些鴻溝。族群間的矛盾未能消弭，成為往後台灣相當棘手的問題。
（五）從特殊到融合
外省人到台灣從最先某一部份的特殊性，漸漸融合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份，眷村及眷村文化即是來台初期的特殊現象。由於超過百萬軍民到台灣，政府為安頓隨軍而來的眷屬，建立許多眷村，可以說是政府安置龐大遷台外省籍軍人有計畫興建的公有住宅社區。這樣的眷村先後有三百餘個，一般而言依照其軍種性質來區分，住在同一眷村內的軍人大部份是同一個軍種，甚至同一個部隊，眷村成為一個大家庭，每戶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眷村家家戶戶竹籬笆牆的圖像，早已成為戰後台灣早期的獨特景觀。住在眷村外的閩南人或客家人，雖與眷村比鄰而居，但由於生活習慣、語言不通，往往沒有太多的互動，竹籬笆牆內外好像是兩個世界。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環境的變遷，眷村一一改建，當年的眷村文化成為文學及戲劇家追索的記憶。
這批外省人來到台灣，除了適應與融合台灣的生活文化之外，也帶來大陸時期各省的生活習慣。各省的家鄉菜充斥街頭巷尾，麵食、川菜、湘菜館林立，成為許多人生活消費的地方。台灣民眾過去的衣著儉樸，由於移居台灣者以大陸沿海城市居多，一些高級的服飾店增多，「海風」（上海）、「港風」（香港）的奢華與時尚，對台灣衣著帶來一些負面的評價。但大陸人的部分衣著（長袍馬掛、中山裝、旗袍），也成為當時台灣生活的一部分。相對的，台灣的飲食文化也成為外省人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台灣的飲食為華人世界所稱頌，原因即是融合與更新，將大陸各地的特色，作出適宜台灣飲食文化的美食。不僅是飲食文化，其他方面外省人與台灣人在彼此互動下、相互交流下，移民者帶來新的文化思維，本身亦逐漸融入整個社會中。台灣在這股新的動力加入後，不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從生活習慣到文化思維確實有一些改變。
對台灣而言，1949年可以說是接續民國以來歷史發展與台灣歷史發展的開端，外省人來台給台灣帶來了正負兩面的影響，在不斷的衝擊與融合中，給台灣增加了許多歷史的材料，所建立的多元文化價值應該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