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現代政治（思想20）

致讀者
儒家這個長遠的傳統，一直是華人世界乃至於東亞社會的重要文化資源，為個人生命提供敘事架構，從生活倫常為社會秩序提供基礎，也在政治上構成了正當性論述的依據。但從近代以來，儒家全面敗退，並且與其說是被證明為錯謬，不如說是儒家與現代生活已經互不相干：「現代」人的生活所需要的意義、秩序、以及理據，另外找到了比儒家更合適、強大、更有說服力的資源。儒家這種「不相干」，反映在它的思想創造力的枯竭：既然生活中的各項問題根本無需、無法用儒家的語言來陳述，它也就不可能面對問題而產生新的說法。如果有人大膽斷言，儒家的經典到了明末就可以全編定稿，此後的儒門思想只能圍繞著前人這些經典從事詮釋、辯解、附會的工作，今天的儒者會如何回應呢？跟(例如)基督教神學思想至今仍然強勁的創造活力相比，儒家真的無力再推陳出新嗎？

儒家傳統與現代生活的不相干，在政治領域相當明顯。但也正是在政治這個領域，今之儒者致力最勤。一方面，無論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者其他政治思考，在基本政治價值、基本制度、以及關於政治共同體的想像三方面，都無需再訴諸儒家，甚至於完全顛覆了儒家的思路。但在另一方面，在20世紀中葉，港台新儒家曾經嚴肅面對現代政治現實，力圖證明自由主義與儒家是相通的；晚近的大陸「通三統」之說，則企圖在儒家與「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建立延續。如果說這類努力尚屬於守勢，最新的「政治儒學」、「儒教」、「儒家憲政主義」等運動就更為主動，不再著意於辯護，而是直接根據儒家原則來陳述與思考政治價值、政治制度、政治共同體的性格。這些發展，值得關注。

本期《思想》以「儒家與現代政治」為專輯，呈現了這股思想新動態的部分面貌，除了邀請儒家一方的代表性人物如陳明、姚中秋先生闡述他們的觀點，也邀請了幾位對儒學政治思想有所質疑的學者提出評論。這兩方看似針鋒相對，立場上其實都接近廣義的自由主義，相互有著同情的理解，爭論起來也就更能夠直指本題。

張灝先生關於儒家歷史上政教分合關係的文章，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余英時講座」時的演講稿，與當前儒家復興運動所引起的爭論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此文對儒家政治意識的一個根本糾結提出了縝密的分析，對當前的爭議實際上是深具啟發意義的。

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出版以來，本刊前後發表過三篇評論，正反意見並陳。如今葛先生將他紀念溝口雄三、評論日本漢學傳統的演講稿交給本刊發表，其中除了追溯日本漢學的學術史，更廣泛涉及歷史意識、學術政治、以及學術發展等重大議題。值此亞洲、東亞、中國等概念受到矚目的時刻，本文特別值得參考。

在此，我們要向一群熱心、認真的朋友道歉。在10月份，《思想》與台灣哲學學會合作，以「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為題，舉辦哲學論壇，邀請了學界、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參加討論，並且準備將他們的正反論點在《思想》發表。但是由於本期篇幅有限，必須將整個專題移到下一期的《思想》，特此說明。

最後，沉痛悼念本刊作者高華先生（1954-2011）。

■思想人生
李懷宇
╱余英時：知人論世

一、未成小隱聊中隱
如果人間真有世外桃源，對我而言，夢裏桃源便是普林斯頓。
2007年秋天，當我準備美國之行時，設想的第一訪問對象是余英時先生。中秋節下午，我給余先生家發了一份傳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門外。中秋之夜，我給余先生家打了一個電話，接電話的是余師母陳淑平女士，從聲音裏可以感覺是一位大家閨秀。我大喜過望：余先生願意見我。赴美之行恍如夢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國的第二天，從紐約坐火車到普林斯頓，余師母早在車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頓的生活近乎隱居。余家是樹林裏一幢獨立的房子，屋前一個小漁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來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魚散步，頗有「悠然見南山」之趣。大書房上掛鄭板橋的書法「小書齋」。客廳中的字畫多是余先生的師友所贈，印象中有錢穆、俞平伯、張充和的作品。胡適的字是：「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余先生「集坡公詩句放翁詞句」而請他岳父陳雪屏先生寫的對聯是：「未成小隱聊中隱，卻恐他鄉勝故鄉。」我覺得此聯頗見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緣，我在普林斯頓盤桓了多日，與余先生暢談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訪問生涯中從未有此奇緣。
在普林斯頓的日子，我受到余師母無微不至的照顧。每天從旅館到余家都由余師母開車接送。第一天晚上，因為時差的緣故，我失眠了，天剛一亮，我匆匆吃過早餐，便到普林斯頓大學裏閒逛。雨後空氣格外清新，校園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聯翩，愛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適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微笑，仿佛就在眼前。多少年來，我對普林斯頓心嚮往之，無非是因為已故二公與當代余英時。
那天早上在余師母的車子裏，閒聊得知我喜歡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婦專門帶我到愛因斯坦常去的校園餐廳吃飯，飯後兜到愛因斯坦的故居門前，如今的屋主剛拿了諾貝爾獎。余先生沒有見過胡適，余師母的父親陳雪屏與胡適是至交，她告訴我：「我們家常常我開門。胡先生就常常會問我：你現在幾年級，家裏有什麼功課？他把我們小孩子也看成人。」後來從余先生夫婦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小孩子。
別後，我時常打電話到普林斯頓，人間趣事，心中煩惱，事無巨細，余先生夫婦總聽得津津有味。有時讀了余先生的著作或是和余先生通過電話，我會冥思時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遊與笑談中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隔閡，這也許便是歷史研究的魅力。

二、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識人的歷史世界，家學與師承不可不考，天賦與勤奮自然重要，胸襟與見識尤為可貴。
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但對歐洲史、美國史興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國考爾格大學和哈佛大學讀美國史。1929年余協中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時在天津出生，母親張韻清女士因為難產去世。余協中傷心欲絕，舉家離開天津。余英時童年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抗戰爆發後，余英時回到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官莊鄉。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憶錄》中說，在夏威夷開會時他談到中國的農民意識問題，引起了余英時的批評。余英時說抗戰初在農村住過，所見到的農民都是很質樸老實的，王元化則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的親身經歷為例申辯。這段回憶錄引起了我的興趣，因此當面向余英時問起。余先生說：「佃戶跟地主的衝突到處都發生，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階級鬥爭’呢？個人所見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那是沒有辦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強的退休官員，有勢力，欺負佃戶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論。王元化的這個回憶錄我看過，但我們後來也沒有拿這些問題去爭辯了。我常常說，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比整個歐洲還大，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鄉下生活使余英時對傳統文化有參與的體驗，後來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中國調查，在他看來有隔靴搔癢的感覺，並沒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經驗，只停留於數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個營的軍隊駐紮在潛山官莊，營長杜進庭大概做了不少貪贓枉法、欺壓鄉間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騰。余英時才十三歲左右，並未見過杜營長，但聽鄉中長輩說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體，所以心中頗為憤怒。不知怎樣異想天開，竟寫了一個很長的狀子，向政府控訴杜營長的種種罪行。這篇狀子寫完了，余英時便留在書桌上，後來自己也忘記有這樣一回事了。無巧不成書，余英時去了一趟舒城縣，有好幾天不在家，恰好杜營長的一個勤務兵到余家詢問什麼事，被引進余英時的書房，無意中發現狀子，大驚之下便把狀子送給杜營長。據說杜營長讀後不但憤怒而且驚恐萬分，懷疑狀子不是一個小孩子寫的，必是官莊鄉紳合謀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杜營長抓不到余英時，便召集鄉中有地位有頭面的人，當面追究，這些鄉紳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認，都說不過是一個淘氣孩子的遊戲之作。當晚鄉紳準備了豐盛的酒席為杜營長解憂，杜大醉後失聲痛哭，說這狀子如是官莊鄉人的陰謀，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開殺戒，把余英時等相關的人全部槍斃。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時在夜晚從舒城回到官莊，先經過鄉間唯一的一條街，街上熟人見到他好像見到鬼一樣，臉上帶著一種恐懼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時趕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亂跑。余英時當時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闖下大禍，使全家都吃驚受累。家人怕杜營長聞風來抓人，把余英時連夜送到一位行醫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風險。余平格平時很嚴肅，不苟言笑，當晚接待余英時，開口便說：「我因為你年紀小，一直把你當孩子。但你做了這件事，你已成人了。從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時回憶：「這一事件在我個人生命史上構成了一個重大的轉捩點。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結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譏評。我可以說是被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是不自然的。」這一「告狀」事件還有一個尾聲。時間稍久，杜營長大概已接受鄉人的解釋，也認為是一個頑皮孩子的戲筆。不過，他還要派一個受過較多教育的政治指導員來談一次。這位指導員經族人安排，在一個晚上和余英時吃酒用餐，談話中順便考考余英時的詩文知識，最後他相信「狀子」是出於余英時之手，而余英時並無真去控告杜營長的意圖。臨走時，指導員緊緊和余英時握手，表示願意成為忘年交之意。
余英時在鄉間很少正式上學，小學、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的學校。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時在桐城縣城舅舅家裏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余英時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他的二舅父張仲怡能詩，善書法，是清初張英、張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余英時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余英時至今還記得舅父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進士平生酒一甌，衣衫襤褸百無求。誇人最是安心處，鬚髮鬅鬙鬼見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仕不優」，以詩稿示一位詩友，那位詩友立即指出：「仕不優」當改作「酒一甌」。舅父大喜稱謝，稱他為「三字師」。「酒一甌」自然渾成，遠比「仕不優」的生硬為佳。余英時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很受啟發，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推敲」的。
在抗戰期間，余協中在重慶考試院做參事，父子分隔兩地九年，余英時在鄉間根本沒有碰到西方的書籍。多少年後余英時回想，父親無形中還是產生了影響：「我對西洋史有興趣是從父親那兒來的。他編著一部幾十萬字《西洋通史》，對我很有啟發。小時候看不大懂，但漸漸入門，對著作肅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對中國史有興趣，還對西洋史有興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麼變化的，我用比較的觀點來看歷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關。」
抗戰勝利後，余協中受杜聿明委託到瀋陽創辦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夏天，余英時從桐城重回安慶，然後到南京轉北平，最後定居瀋陽，期間找老師課外補習英文、數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時考進了中正大學歷史系。他回憶：「我選擇歷史為專業，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數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親的影響。我家所藏英文書籍也以西史為主，我雖不能閱讀，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讀西史的強烈願望。我課外閱讀則由梁啟超、胡適的作品開始，種下了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一位青年講師講授，用的是錢穆的《國史大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錢先生的學術。因此，我在這所新辦的大學雖然僅僅讀了三個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
此後戰局變幻。1947年12月，余英時隨父親從瀋陽飛往北平，當時機場一共有三架飛機，余協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時則在第三架。當余英時正在排隊登機的時刻，余協中忽然招手要他過去，因為第一架還有一個空位。於是余英時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結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時在北平閒居，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影響他最大的要算儲安平辦的《觀察》以及結集而成的《觀察叢書》。他回憶：「這當然是因為我的心靈深處是接受五四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我記得1948年夏天讀到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刊在《獨立時論》上），非常興奮，因為胡適在文中強調爭取自由在中國有很長的光輝歷史；他指出孔子‘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說法，我也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等負面的東西。」
在二十歲以前，余英時親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動時代，接受了並不完整的學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時成為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憶。2008年余英時為巫寧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憶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學〉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