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全套精裝55冊）

景印《雍正起居注冊》前言／陳捷先

中國在帝制時代，皇帝的言行舉止，每天都由身邊的官員記錄下來，這種日記式的史料，史家稱為《起居注》。寫記《起居注》究竟開始於何時？後世學者有不同的說法，有人以為淵源很久，認為周朝的左史、右史是這類官員的鼻祖。也有人以為西元前兩三百年的中國西漢時代，《起居注》的內容就已經頗具規模了，如顏師古在《漢書》注中說《漢著記》就是日後唐朝的《起居注》，王應麟在《玉海》一書中也有同樣的看法。但是皇帝的《起居注》是多記言行政事的專門史料，不能強調災異曆法，所以有人說顏、王二位的說法可能有問題。《隋書‧經籍志》中記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大家認為這是西漢已有《起居注》的明證。不過，清代的杭世駿則在《道古堂文集》中有文章反對，他覺得劉向、歆父子沒有在《七略》諸篇中標出，而只在晚出的《西京雜記》裡提了一提，並言多附會，所以免不了後人懷疑。因此，西漢或在更早的時代，中國就有《起居注》的說法，似乎還未能成為定論。
東漢以後，政府編撰《起居注》應該是事實了，自明帝（西元五十七年）、章帝到靈帝、獻帝，每朝都有《起居注》，不過當時沒有設置專官，「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
晉、宋、齊、梁、陳、魏、周、隋各朝都有《起居注》，原書雖已不存，但據各朝正史〈藝文志〉中所記，共約有五十三種之多。
唐朝的《起居注》比以前各朝更多更好，不僅特設專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同時在製作數量上也有了新規定，而且定量增多了，據《唐會典》、《唐通典》等書中記「以季為卷」，這表示全年總量為四冊。由此可知，《起居注》在唐朝的發展，確實遠邁前朝。
宋沿唐制，也設有起居郎等官，專司其事，只是某些皇帝的記事增多了，據說是「每月投進」，這是周必大《承明集》裡〈紹興三十二年（按為西元一一四三年）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一文提到的，應該可靠，也就是說當時《起居注》一年應該有十二冊或十三冊（按指閏年）了。
宋朝以後有遼、金、元各朝，他們雖是「異族入主」，但《起居注》的紀錄似未中斷，耶律良、耶律敵烈等人曾任遼朝起居注官。金世宗在大定年間，與群臣集會討論過，在重大機密會議時起居注官是否也列席的問題。元朝早在世祖至元六年（西元一二六九年）就設立了起居注官，專記皇帝言行活動。以上事實都足以證明遼金元三朝都有起居注的史料。
明朝起居注官設置時間很早，據《明史》卷七十三翰林院條稱，早在洪武建元前四年（西元一三六四年）就有了起居注官，不過後來置而復罷，罷而再置，直到明末神宗萬曆年間才上正軌，正式設置起居注官，記錄皇帝的日常起居言行政務。
清朝雖出自滿族，但漢化程度很深，自立國不久之後，就仿行漢制，設置起居注官，寫記《起居注》了。綜合上述，可見起居注資料的歷史久遠，存在的數量很多。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由於換代改朝、丘荒馬亂，加上紙質文獻資料容易損燬，所以到清朝入關之時，東漢以來的起居注史料已經毀失殆盡，深宮大內與政府機構裡都片紙不存了。後來經學者們追尋搜訪，也只能在河北圖書館與日本上野圖書館中見到明末萬曆、泰昌、天啟三朝的少數殘卷，也算是難得的大發現。
所幸的是清朝這個中國最後的帝制朝代，不是在戰火中滅亡的，是禪位給民國政府的，宮中及中央機關裡的文獻檔案都大致保存完整，《起居注》資料也幸運地保存了下來。
我們知道，如果以漢族的標準來說，滿族早年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直到明朝末葉，清太祖努爾哈齊才命令大臣創製滿洲文字，當時已是西元一五九九年。後來他建元稱汗，命文臣為他及政府記錄大事，內容雖有關於他的言動，但畢竟不是《起居注》專書。他兒子清太宗皇太極繼承汗位之後，在一六二九年設立「文館」， 有系統地記錄國家政事，當然這也與記著《起居注》的性質不同。直到皇太極改「後金汗國」為「清朝」，「文館」也隨之擴大組織改稱「內三院」後，其中「內國史院」規定掌理皇帝起居詔令及用兵行政事項，顯然這個單位與起居注衙門仍有些區別。繼承皇太極為清君的是順治皇帝，順治因年幼由叔父多爾袞攝政，當時清兵勢強，明朝衰弱至極，多爾袞便率領了清兵入山海關，代明有國了。最初政府還定翰林院為正三品衙門，後來卻歸附了關外傳統的內三院。有些降清的漢人官員上奏章請設立記注官「凡皇上詔諭、一言一動及諸臣奏啟，據事直書，以為萬世法則」（見劉顯績奏文）。結果是「報聞」而已。順治皇帝後來漢化改內三院為內閣，別置翰林院，可惜皇帝英年早逝，傳統的《起居注》因之無由問世。
康熙初年，由於輔政大臣都是守舊的滿族元老，他們認為順治時代漢化過深，為恢復滿洲舊制，又裁去翰林院，復立內三院；直到康熙打倒滿洲權臣，自己親政以後，熊賜履才奏請：「遴請儒臣，簪筆左右，一言一動，書之簡冊，以垂永久。」不過皇帝也只在考慮而已。不久又有魏象樞上奏請皇上「擇滿漢詞臣文學雅重者數人，備顧問，記起居」，康熙仍未作任何答覆。直到康熙九年（西元一六七○年），《清會典》裡才記：「始置起居注館於太和殿西廊，滿漢記注官侍直。」剛開始康熙皇帝對《起居注》非常重視，有一次北京地震，他問記注官說：他去太皇太后處問安，老太后對他降諭指出：「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然亦在平時用人行政，敬承天意耳！」皇帝命官員仔細記入《起居注》。不過到康熙十四年，皇帝對記注官每天隨行感到有些不便，乃下令要官員此後皇帝到兩宮向太皇太后及其他長輩請安時，「侍直官員不必隨行」。到康熙十八年時，皇帝更進一步限制記注官的行動，他竟然對大學士們說：「會議機密事情及召諸臣近前口諭，記注官不必侍班。」可見他對官員們的忠誠發生了懷疑。不久他更對記注官員們的品德打了問號，說紀錄文字中有「私自緣飾」的，有「與己相善，特善其辭」的，有「與己不相善，特抑其辭」的。他的部分結論是「起居注官能必皆君子乎？」最後他在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他駕崩前五年多，因為記注官寫錄前後互異，「皆謂朕前後諭旨不符」，令他不滿。同時他也不願「以大權授人」，所以在諭旨中指出：「起居注衙門，自古來有久遠設立者，亦有旋立旋止者，或因所記不實故耳。」他讓九卿大臣們集會討論記注官們滿漢不同心、爭競造是非、文字錯與漏、憑信有問題等事詳加研議。九卿官員開會後只作出懲處不法官員的結論，但沒有提到該衙門存廢問題。康熙顯然不滿意，第二年他又舊事重提，並指明要給起居注衙門裁革與否的事作出回答。大臣們了解皇帝心意，經過半個月的集會研議，認為記注官不少是年少的微員，所記的事常有遺漏舛誤，更惡劣的是把宮中資料「妄行鈔寫於人」，實在不該，大家因而向皇帝建議「起居注衙門應予裁革」。這是康熙渴望的答覆，他當然立即同意。起居注衙門就此不存在了。就像對待西洋傳教士一樣，需要洋人製造武器、改良曆法、辦理外交、傳布新知時，康熙會禮遇洋人；一旦發現西洋宗教破壞儒家思想，傳教士與洋人的活動影響國家安全時，皇帝會立刻變臉，不但命令洋人返國，並且實施海禁，讓中國又回到關閉時代。起居注衙門的立廢也是一樣，為增加他的美好聲譽時就設立，影響到他專制權威時就裁革，這是康熙皇帝的一貫作風而已！
五年後康熙駕崩了，雍正繼承皇位後卻頒降了一道上諭，文中有：「……聖祖仁皇帝（按為康熙的諡號）謙德彌光，聖不自聖，惟恐史官或多溢美之辭，故康熙五十六年裁省記注……茲朕纘承大統……甚懼負荷之難……益當寅畏小心，綜理庶務，咸期舉措允宜，簪筆侍臣，何以闕歟？…其仍復日講起居注官，如康熙五十六年以前故事。」因此起居注衙門又恢復辦公了，直到清末，這個機關都存在著，帝王起居的記事工作也未曾間斷過。
根據清朝官方的規定，皇帝《起居注》記錄是有一定次序的。每天的記事以皇帝的起居為第一要項，其次是皇帝所頒的諭旨與臣工們的題奏，最後是官員引見等等。若再仔細分類，則皇帝起居一項又可分為祭祀、行禮、問安、駕臨、駐蹕等事，先後不能亂記。皇帝諭旨一項，以當日事務大小輕重為序，若事關壇廟陵寢的必須首載。至於一般題奏，則分部本與通本來處理：凡是部本，規定的先後次序是內閣、宗人府、翰林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凡是通本，則先記總督、後記巡撫，總督先後則以省分為序。至於引見官員，先分吏部、兵部等單位，再別以京官、外官；八旗官員以旗分為序。總之，《起居注》所記的內容，井然有序，不可紊亂。
《起居注》的編纂工作，一般是先由記注官作成草本，再由總辦記注官逐條查證增改，最後送掌院學士閱定，書年月時間及當值官姓名，冊中用翰林院大印鈐縫。每年十二月底將製作的《起居注》送內閣，再由記注官與內閣學士會同監視儲庫。
清朝《起居注》的數量也是值得一述的。在康熙朝都是每月一冊，不過前九年未正式成立衙門，無專職官員，所以沒有成品。後五年又因裁革製作單位，當然全無著作，這種無頭無尾的現象，成了康熙朝《起居注》的特色。雍正恢復《起居注》記寫舊制，而且規定每月兩冊，一年二十四冊，閏年二十六冊，從此歷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朝，沒有改變，所以製作的總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而且這種第一手史料至今絕大多數仍存在，對研究清史的人來說，真是幸運異常的。
這裡還應該附帶的提一件事。我們知道清朝是滿族人建立的，他們有自己的滿洲文字，而且歷代皇帝都強調要傳承下去，因此在清政府官修各類史書及重大文件時，他們都會修一套滿洲文本，像《實錄》、《本紀》……等等，《起居注》也不例外，政府從康熙時起就設置了滿漢官員，分別寫製《起居注》，而這一制度直到清末都沒有改變，所以滿文本的《起居注》也像漢文本的一樣多，更需要注意的是滿漢文本分開記錄，內容有時不盡全同，不像《實錄》等後編的官書，先寫成漢文本，然後再譯成滿文，所以滿文《起居注》也很值得大家注意。
清朝覆亡之後，《起居注》仍藏在宮中，直到民國政府接收時，史料才歸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抗日戰爭前故宮文物南遷，後來分為兩大部分，一份留在大陸，一份運往臺灣，包括不少滿漢文本的《起居注》也來到了寶島。儘管分藏海峽兩岸，不過據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資料稱，清朝《起居注》的典藏未受戰火與政局不安的影響，幾乎原樣如數保存著。以雍正一朝漢文本為例，北京現存的有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二年全年、三年全年、四年有部分稿本、五年全年、六年全年、七年全年、八年一至六月十二冊、十二年部分稿本，這些珍貴資料已在一九九三年由北京中華書局景印出版。臺北方面的收藏則有雍正八年七月至十三年的完整定本原件。由此可見，若將兩岸合併來看，雍正朝《起居注》漢文本幾乎是完善保存著。
雍正是盛清時代的名君，不過他統治時間僅只十三年，比起他父親康熙的六十一年、兒子乾隆的六十多年，顯然短暫了一些。然而他在位期間發生的大事很多，如皇族兄弟間的鬥爭、滿族權臣的消失、皇位繼承的更制、國家稅制的改良、知識分子的打壓、賤民地位的提升、西洋宗教的排斥、個人言行的獨特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起居注》又是以皇帝言行為中心的一種日記式資料，想要研究盛清歷史的人能不仔細參考利用嗎？
現在我就舉幾個例子在這裡談談《起居注》資料的重要性吧。
雍正繼位之初，皇室兄弟間的生死惡鬥是當時大事，《實錄》等官書雖然都記述了很多，但終不如《起居注》所記的仔細而原始。雍正二年開始批鬥允禩的時候，皇帝降下一些長諭，像二年四月初七日（庚戌）的一件，諭文很長，其中有一段《實錄》的文字是：

皇考以大位付朕，……仰體皇考付託至意，為社稷之重，勤勞罔懈耳。古云「為君難」，若祗圖一身逸樂，亦復何難！……（卷十八）

《起居注》中對此部分則記為：

……詎意皇考以大位付朕，……仰體皇考付託至意，為社稷懋勤耳。爾諸臣內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謂允禩賢於朕躬，為人足重，能有益於社禝國家，朕即讓以此位，不少遲疑。為君非易事，若謾焉臨御，只圖一身逸樂，亦復何難！……

又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癸亥），《實錄》中記：

……至於允禟，自來結納黨援，不守本分，且品行庸劣，居心妄自尊大。聖祖皇考，稍加訓誡，輒云不過革去此微末貝子已耳！偶遇勞瘁，動稱若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安逸。此等狂悖之談，時出諸口，朕與諸阿哥所共知者。及遭皇考大事，並未見有點滴悲淚。朕御極後，允禟昂然恣肆，抗違諭旨，狂悖之形，種種不一。朕因發往西寧居住，稍示警誡。伊又寄書允䄉，語多悖亂，且縱容屬下，騷擾地方，毆打民人，罔顧國紀。朕特遣都統楚宗，前往約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並未迎接跪聽，安居臥室，毫無悔懼之容，信口妄言，有出家離世等狂悖之語。且伊攜帶數萬金，前往西寧，濫行糜費，買結人心，地方人等，俱稱九王爺。伊不過一貝子耳，尚未及貝勒職分，又安得漫稱王，洵屬不識臣子大義，悖亂之極。允禟著革去貝子。……（卷三十四，七月癸亥）

有關這些事，《起居注》中的記述雖大同小異，但也有可觀之處，現在抄錄如下：

……至於允禟，自來舉動惡亂，結納黨援，妄行鑽營，不守本分，且人品庸劣，文武才略，一無可取，兼之居心妄自尊大，伊本無足數計之子，聖祖皇考優封貝子，毫不感恩戴德；聖祖皇考稍加訓誡，輒云不過革去此微渺貝子已耳！偶遇勞瘁，動稱若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快樂。此等狂悖之談，時出諸口，朕與諸阿哥實共知之。及遭皇考大事，朕並未見允禟目中一滴淚下。朕御極後，允禟昂然恣肆，抗朕諭旨，狂悖之形，不可枚舉。朕念一將允禟行止表著，則難逃國典，遂發西寧居住。伊又寄書允䄉，內稱事機已失，追悔無及。且縱容屬下，騷擾地方，毆打民人，妄亂行事。朕因遣都統楚宗前往約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並未迎接跪聽，漫不經意，安居臥室，毫無惶悚之容，信口妄吐出家離世等狂言。且伊從前詐取明珠家銀百萬餘兩，將應賠錢糧，抗不還項；攜帶數萬前往西寧，要買人心，所以地方人等俱有九王爺之稱。伊職不過貝子，何嘗一日得居王位，尚未及貝勒職分，又安得漫稱為王？洵屬無恥鄙污，情甚可惡，不識臣子大義，悖亂之人。允禟著革去貝子。……

雍正是個重迷信、好丹藥的君主，《起居注》裡對這類事的紀錄也不少，而且內容比《實錄》要多，例如八年秋天北京發生地震，他的談話在官書中都有記述，但《起居注》中顯然比《實錄》的為多，如這一諭旨的開始，《實錄》記：「今年八月十九日地動，……今經一月矣，地氣尚未全寧，又值兩次陰雨……。」（卷九十八，九月庚寅）《起居注》則記為「今年八月十九日地動，……今經一月矣，地氣尚未全寧，或日或夜，尚微動一二次，昨又兩次陰雨……。」接著《實錄》記：「遇災而懼，上下貴賤，當同此心，乃顯而易見之理也。」（同上）《起居注》則在這幾句之後多了「不可全諉諸人君一身，而各置己身於局外也」兩句。這道諭旨，以上兩書中記載差異較大的部分則在結尾處。《實錄》記述簡略，《起居注》裡卻多了：「凡大臣官員士庶兵丁等，存心之敬肆與否，朕則不能悉知；但恐不知返躬自責，而或生怨天尤人之念者，未必無人。且聞貿易工匠之流，將日用必需、興作必用之物，勒索高價，乘人於危，以圖厚利。甚至有兇惡之徒，窺伺頹垣而入室盜取財物者，人心無良若此，而欲不遭上天之罪譴其可得乎？此雖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不可概論，而居官讀書之人，亦未必事事可以問心而無愧！……。」
雍正皇帝信方士、愛丹藥是著名的，甚至不少人都相信他的暴斃與他服食丹藥有關。《實錄》裡記述他在雍正八年病體恢復時有這樣一段文字：

……後朕降旨與外省一二督撫，令其便中訪問通醫學道之人。隨經李衛奏稱：聞中州有賈士芳者，平素通知數學，臣未曾識面，不能確知其人。朕隨降旨與田文鏡，將伊送來。初到時，朕令內侍試以卜筮之事，伊言語支離，啟人疑惑，因自言上年曾蒙召見，朕始知即白雲觀居住之人也。伊乃自言長於療病之法，朕因令其調治朕躬。伊口誦經咒，並用以手按摩之術，見伊心志姦回，語言妄誕，竟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聽我驅使等語。朕降旨切責，伊初聞之，亦覺惶懼；繼而故智復萌，狂肆百出，公然以妖妄之技，欲施於朕前。伊欺世惑眾，素行不端，曾經巡撫楊宗義訪問查拏，伊始稍稍歛跡，厥後仍復招搖，今則敢肆其無君無父之心，國法具在，難以姑容，且蠱毒魘魅，律有明條，著拏交三法司，會同大學士定擬具奏。（卷九十八，九月辛卯）

對於這一事件，《起居注》裡記述是這樣的：

……後朕降旨與外省一二督撫，令其便中訪問通醫學道之人。隨經李衛奏稱：聞中州有賈士芳者，平素通知數學，臣未曾識面，不能確知其人。朕隨降旨與田文鏡，昨七月間，田文鏡將伊送來。初到之時，朕令內侍問話，並試以占卜之事，伊言語支離，有意啟人疑惑，因而說出上年曾蒙召見，朕始知即白雲觀居住之人也。朕因諭之曰：自爾上年入見之後，朕躬即覺違和，且吾弟之恙亦自此漸增，想爾本係妖妄之人，挾其左道邪術，暗中播弄，至於如此。今朕躬尚未全安，爾既來京，當惟爾是問。伊乃自言長於療病之法，朕因令其調治朕躬。伊口誦經咒，並用以手按摩之術，比時見效奏功，無不立應，其言則清靜無為，含醇守寂之道，亦古人之所有者。一日，朕體中不適，伊授以密咒之法，朕試行之，頓覺心神舒暢，肢體安和，朕深為喜慰，加以隆禮。乃此一月以來，朕躬雖已大愈，然起居寢食之間，伊欲令安則安，伊欲令不安則果覺不適，其致令安與不安之時，伊必預先露意，且見伊心志奸回，言語妄誕，竟謂天地聽我主持，鬼神供我驅使，有先天而天弗違之意。其調治朕躬也，安與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範圍者。朕降旨切責云：爾若如此處心設念，則赤族不足以蔽其辜。伊初聞之，亦覺惶懼，繼而故智復萌，狂肆百出，公然以妖妄之技，謂可施於朕前矣。彼不思邪不勝正，古今不易之理，況朕受命於天，為萬方之主，豈容市井無賴之匹夫狗彘不如者，蓄不臣之心，而行賊害之術乎？……其無君父之心，甘犯大逆不道之罪，國法具在，難以姑容，且蠱毒壓魅，律有明條，著拏交三法司會同大學士定擬具奏。若伊之邪術果能操禍福之柄，貽患於朕躬，則伊父祖之墳塋，悉行掘發，其叔伯兄弟子孫族人等，悉行誅戮，以為異常大逆之炯戒。……

從以上略舉的萬分之一史料中，相信大家可以了解《起居注》中常記原始的、而其他清代官書中不見的珍貴文字，治清史的人實在是不能不參考。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我在臺灣大學任教，兼差當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館長，為聯合報文化基金會收集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代《起居注》資料，後來在一九八五年與一九八七年間，分別景印出版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等朝《起居注冊》二百八十冊，由該報系聯經出版公司印行，設計精美，頗得學界好評。二○○九年，聯經公司又出版了康熙朝《起居注冊》，使康熙當年言動行政日記原始記事與北京珍藏的共同公諸於世，作出了又一次造福學界的貢獻。最近聯經公司的主管人劉國瑞、林載爵、方清河諸先生又著手景印雍正朝《起居注冊》，索序於余，我欣然答應，特撰此文，略述《起居注》的歷史及清雍正朝該項資料一些內容及價值，作為對該書出版的「賀禮」。
最後，我應該在此附筆感謝當年幫助我們從國立故宮博物院取得這批珍貴史料的前輩領導，他們是王惕吾、秦孝儀、昌彼得諸位先生，以及襄助此事的故宮師棣友人馮明珠、莊吉發、陳龍貴等，沒有他們的幫助，這套《起居注冊》是不可能景印問世的。
　　　　　　二○一五年八月於加拿大雲城傍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