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自由的自由：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思想紛爭

導論（節錄）

1983年，日本著名導演今村昌平拍攝的戛納金棕櫚獎獲獎影片《楢山節考》，講述了古代日本信州深山老林裡的一個小山村所發生的離奇故事。這個荒僻的山村糧食短缺，物資匱乏，貧窮落後，於是，村中便有了個數百年來代代相傳的古怪習俗：所有老人到了70歲，都要由其長子背到楢山上拋棄，任其自生自滅。如果老人拒絕上山，或者兒子不願背其雙親上山，那麼，在村民眼中，他們就是全村的恥辱。從此，他們將終生蒙羞，無法抬起頭來堂堂正正做人。電影中的男主人公辰平忍痛把年邁的母親阿玲婆背上山崗，舉目所見皆是累累白骨，而鳥獸猶在啄食屍骨上的腐肉，讓人不寒而慄。這種拋棄老人的行為，美其名曰向楢山神獻祭，而實際上只是為了減少家庭的口糧支出。
西方的文明人如何應對東方的野蠻人呢？他們可能會如此譴責：「人權是不可剝奪的絕對價值。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無論針對何人，人權都是絕對有效的永恆價值。任何人都不能被他人剝奪人權，任何人都不能剝奪他人的人權。不管是出於宗教的理由而把活人獻祭給楢山神，還是出於經濟的考量而把活人拋棄荒野，在我們看來，這種行為本身是違反人權的。因此，我們強烈譴責你們的野蠻行徑，並要求你們立即停止滅絕人性的行為。否則，我們將派遣軍隊占領你們的村莊，直到幫助你們建立符合人權的自由主義制度為止。」
那麼，東方的野蠻人如何反駁西方的文明人呢？他們可能會如此自我辯護：「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傳統，不同的村莊有不同的習俗。你們可以選擇符合人權的生活方式，我們也可以選擇符合家庭利益的生活方式。你們可以採取符合人權的自由主義制度，我們也可以採取符合家庭利益的權威主義制度。你們的價值取向是合理的，我們的價值取向也是合理的。你們不能說你們符合人權的價值取向是正確的，而我們符合家庭利益的價值取向是錯誤的。實際上，你們所謂的人權與自由並不是什麼普遍價值與絕對價值。人權與自由只是你們西方社會長期發展的最終結果，因此，它們只是你們西方人的特殊價值與相對價值。在你們西方的歷史上，有過黑人奴隸，有過封建社會，有過性別歧視，有過種族隔離，有過書報審查，有過刑訊逼供。如果人權與自由是普遍價值與絕對價值，那麼，你們一開始為什麼不堅守人權與自由的絕對準則呢？由此可見，你們所謂的普遍價值與絕對價值，只是特殊價值與相對價值罷了。既然如此，你們西方人就應該尊重我們東方人為了整個家庭的利益而把老人拋棄荒山的特殊價值取向。而我們東方人也尊重你們西方人符合人權的特殊價值取向。如果你們非要把你們的人權與自由強加給我們，那麼，你們就是帝國主義者，就是霸權主義者。我們絕對無法接受！」
倘若用學術術語來概括東西方人的邏輯，那麼，西方人譴責東方人的邏輯實際上是絕對主義邏輯，而東方人回應西方人的邏輯實際上是相對主義邏輯。在絕對主義者看來，人權是絕對價值，因此，我們不能以任何藉口來犧牲人權。在相對主義者看來，人權是相對價值，因此，我們可以以家庭利益的理由來犧牲人權。乍看之下，絕對主義邏輯與相對主義邏輯似乎都能自圓其說。確實，即便在當今社會，我們依舊可以看到許多侵犯人權的現象，例如恐怖分子槍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獄警無緣無故虐待囚徒，原始部落同類相食，宗教極端分子火燒異教徒。如果按照相對主義的邏輯，所有價值都是相對價值，沒有什麼絕對價值，那麼，我們就不能聲討槍殺平民行為，不能懲罰虐囚行為，不能禁止同類相食行為，不能譴責火燒異教徒行為。這樣的結論，我們能夠同意嗎？顯然，我們無法接受這樣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人權必須是絕對價值，否則，人類社會必將毀於一旦。反之，在今日世界，我們也看到許多把所謂的絕對價值強加給他人的帝國主義現象，例如美國侵略伊拉克，強行推行所謂的自由主義制度；伊斯蘭極端分子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強加給異教徒，要求對方要麼接受他們的宗教信仰，要麼選擇被殺身亡。如果按照絕對主義的邏輯，有些價值是絕對價值，所有人都必須接受絕對價值，那麼，美國通過侵略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義制度就是合理的，伊斯蘭極端分子要求所有異教徒都信仰真主也是合理的。這樣的結論，我們能夠接受嗎？顯然，我們也無法同意這樣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價值應該是相對的，否則，帝國主義必將死灰復燃。
然而，絕對主義邏輯與相對主義邏輯似乎又都無法自圓其說。一開始，我們無法接受相對主義的結論：「如果按照相對主義的邏輯，所有價值都是相對價值，沒有什麼絕對價值，那麼，我們就不能聲討槍殺平民行為，不能懲罰虐囚行為，不能禁止同類相食行為，不能譴責火燒異教徒行為。」後來，我們又無法同意絕對主義的結論：「如果按照絕對主義的邏輯，有些價值是絕對價值，所有人都必須接受絕對價值，那麼，美國通過侵略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主義制度就是合理的，伊斯蘭極端分子要求所有異教徒都信仰真主也是合理的。」如果我們既否定相對主義的結論，又否定絕對主義的結論，那麼，絕對主義邏輯與相對主義邏輯怎麼可能站得住腳呢？我們不能說我們無法接受絕對主義的結論，於是相對主義的結論是正確的；我們也不能說我們無法同意相對主義的結論，於是絕對主義的結論是正確的。
因此，絕對主義邏輯與相對主義邏輯的大麻煩是，兩者既合理，又不合理。倘若如是，在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我們應該何去何從？在文明人的侵略與野蠻人的暴政之間，人類社會的希望何在？這個問題恐怕是近百年來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也可能是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實踐中，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遠的不談，近來所謂的查理週刊事件與伊斯蘭國（ISIS）問題，實際上就是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問題。而在理論上，許多思想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問題，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問題，施特勞斯所謂的自由主義危機問題，伯林所謂的價值衝突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問題。
既然如此，在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我們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呢？這個問題就是本書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本書意圖通過比較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從而在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那麼，這個核心問題到底跟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有什麼關聯呢？
簡單而言，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問題實際上就是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問題。極權主義問題是二十世紀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伯林（台灣譯為柏林）是流亡英國的俄裔猶太人，而施特勞斯是流亡美國的德裔猶太人。前者對蘇聯共產主義有著切身的體驗，而後者對德國納粹主義有著痛徹的反思。在伯林看來，極權主義是絕對主義與一元主義的結果。而在施特勞斯看來，極權主義是相對主義與多元主義的結果。倘若如是，在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我們應該何去何從？在一元主義與多元主義之間，我們應該何去何從？

第一章　一元主義與多元主義：伯林的極權主義理論
1944年3月底，伯林被英國外交部從加拿大召回倫敦述職。回國途中，他乘坐的不是普通飛機，而是轟炸機。在那個年代，機艙內無法保持正常氣壓，所有乘客都必須戴氧氣罩。但是，戴了氧氣罩就不能睡覺。因為睡著後非常容易壓住氧氣管，從而發生窒息而死的悲劇。如此，乘客就必須在旅途中時刻保持清醒。在這種情況下，乘客通常都會選擇通過閱讀來打發無聊的時光。然而，麻煩的是，機艙內漆黑一片，沒有燈光，這樣，乘客連書也讀不了了。可以想像，在黑暗的機艙內，伸手不見五指，既不能睡覺，又無所事事，我們能做什麼呢？唯一能做的就是胡思亂想。對伯林來說，在黑暗的機艙內胡思亂想是最糟糕的事情，更何況要在轟炸機的機艙內連續胡思亂想七八個小時。然而，正是這七八個小時的胡思亂想徹底改變了伯林的下半生。在黑暗的夜空中，伯林決定從哲學轉向政治哲學。他知道哲學是一門非常有意思的學科，但是，哲學並不適合他。因為他根本不會日夜不眠不休地沉思哲學問題，也不覺得解答哲學問題有何緊迫感。然而，政治哲學問題卻讓他魂牽夢縈，興奮不已。因此，他下定決心從此放棄哲學，終生鑽研政治哲學。正是這次具有傳奇色彩的思想轉型，讓伯林從一位平淡無奇的哲學家成為一位舉世聞名的政治哲學家。
粗略來說，伯林的學術生涯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二戰前是哲學階段，而二戰後是政治哲學階段。伯林晚年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時，就明確以二戰為界區分這兩個階段。然而，二戰結束後直至1950年前，伯林還在牛津教授哲學課程，因此他還是一位職業哲學家。1950年後，他才徹底結束了職業哲學家的生涯，轉向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史研究。在這個意義上，1944年-1950年間都是伯林的思想轉型時期。1944年是其思想轉型的萌芽，而1950年是其思想轉型的完成。因此，準確而言，伯林的學術生涯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1944年前是哲學階段，1944年至1950年是轉型階段，1950年後是政治哲學階段。儘管在時間上伯林的學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但是在內容上卻只有兩個階段，即哲學階段與政治哲學階段。這兩個階段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緊密相關的兩個階段。伯林在牛津時期的哲學生涯，直接影響了他後期政治哲學的發展方向。在這個意義上，伯林的哲學實際上是其政治哲學的基礎。
因此，要討論伯林的政治哲學，首先要討論伯林的哲學。基於這樣的考慮，本章將先在各節討論伯林的哲學思想，然後才轉向其政治哲學。本章要論述的核心內容是伯林的極權主義理論（Berlin’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伯林的極權主義理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伯林的極權主義觀念（the conception of totalitarianism），即蘇聯共產主義是一元主義與積極自由共同作用的結果。一元主義分為哲學一元主義（philosophical monism）與政治一元主義（political monism）。政治一元主義淵源於哲學一元主義，而哲學一元主義則根源於可以解答的經驗問題與規範問題。第二部分是伯林的反極權主義觀念（the conception of anti-totalitarianism），即以多元主義對抗一元主義，以消極自由對抗積極自由。多元主義也分為哲學多元主義（philosophical pluralism）與政治多元主義（political pluralism）。政治多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哲學多元主義，而哲學多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無法解答的哲學問題。因此，伯林的極權主義理論實質上是兩大對立，即一元主義與多元主義的對立，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對立。
第一節　從一元主義到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病理學
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黨員代表曼德爾伯格（Mandel’berg）提議：黨中央應該享有絕對的權威，如有必要，黨中央甚至可以剝奪公民的自由權利。在他看來，黨中央的目標高於一切。如果自由跟黨中央的目標相抵觸，那麼我們必須犧牲自由。如果民主跟黨中央的目標相違背，那麼我們必須犧牲民主。這個提議得到了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的首肯。普列漢諾夫認為「革命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革命需要，一切都必須犧牲，包括民主、自由與個體的權利。」列寧後來繼承了這種一元主義思維模式。在伯林看來，列寧的思維模式跟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思維模式一脈相承，他們都相信，為了消滅強大的敵人，我們可以剝奪個體的自由與權利。但是，列寧走得更遠，他意圖把這種理念轉變為現實。正是這種利用理念來改造社會的實踐邏輯，導致了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悲劇：「始於無限的自由，卻終於絕對的專制！」
極權主義問題是伯林靈魂深處陰魂不散的夢魘。伯林嘗言：我的一生波瀾不驚，而整個人類卻在受苦受難，為此我感到羞愧難當。或許正是出於這份羞愧，伯林才畢其一生不遺餘力地探究極權主義的根源。雖然他無法阻擋極權主義的步伐，但卻可以探索極權主義的病根。對他而言，這莫不是一種心靈的慰藉。在伯林的政治哲學中，蘇聯共產主義的理論根源是西方思想史中根深柢固的一元主義。一元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在哲學領域，它表現為哲學一元主義；在政治領域，它表現為政治一元主義。前者構成了後者的基礎。正是如此，伯林的極權主義觀念可以區分為兩個密切相關的部分：第一部分是蘇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即哲學一元主義；第二部分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實踐邏輯，即政治一元主義。

後記
我的思想歷程
為什麼要從事學術研究？這是每一個學者都要面對的根本問題，也是每一個有志於成為學者的研究生首先要搞清楚的基本問題。有些人是因為知識的興趣而從事學術研究，有些人是因為人生的困惑而從事學術研究。數年前，我曾經問當時博士畢業不久的李蕾（Leigh Jenco）：「你為什麼要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她說：「中國政治思想很有趣啊，所以我想研究。」她屬於前者，而我顯然屬於後者。我從事學術研究的原動力就是要回答什麼是美好的人生，什麼是美好的政治。易言之，我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而我之所以從事政治哲學研究，是因為政治哲學正是要回答美好的人生與美好的政治問題。
那麼，我為什麼要研究西方政治哲學呢？對於這個問題，一個最致命的質疑是，你研究西方能夠超越西方人嗎？如果能，你憑什麼能？你的語言能力又超不過作為母語的西方人，你的知識背景也達不到西方人的十分之一，你拿什麼來超越西方人？如果不能，那麼你為什麼要研究西方？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二三流學術研究中，那不是虛度光陰，荒廢青春嗎？
面對這個質疑，我的回答是：我研究西方，不是為了回答西方的問題，而是為了回答中國的問題。《反自由的自由：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思想紛爭》，正是遵循著這樣的思路而寫作的。我筆下所寫的是西方，但是心中所想的是中國。正是因為中國的問題意識，我才具有了不同於西方人的學術視野與思想觀點。我的西方研究，不是用西方的問題意識來回答西方的問題，而是用中國的問題意識來回答中國的問題。如果是前者，中國人研究西方從而超越西方的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然而，如果是後者，那麼我們的西方研究就具有了不同於西方人的獨特性。
我當初選擇西方政治哲學，是因為西方政治哲學具有中國政治思想所不具備的理論與方法。所以，研究西方只是研究中國的準備，而不是終極目標。最終，我會回到中國問題上來。

（二）學術問題
我曾經問過一位摯友：「你的問題是什麼？」朋友的回答是：「我的問題是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恐怕是許多研究生的問題。所以，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通常導師會扔給他們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學術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是你的學術問題，而是導師的學術問題。儘管這些學術問題具有可操作性，但是未必是你真正感興趣的學術問題。導師的學術問題不是你所感興趣的學術問題，而你又提不出你所感興趣的學術問題。那麼，怎麼辦呢？
我們如何形成屬於自己的學術問題呢？我的經驗是，從我們的切己體驗中提煉學術問題，從我們的切膚之痛中提煉學術問題。例如，你的自由被侵犯了，所以你想知道什麼是自由；你出身於農村，所以你想研究農村問題；你遭遇了不公，所以你想研究正義問題；你家的房子被拆遷了，所以你想研究財產權問題；你是女性並受到了歧視，所以你想研究女性主義問題。這是學術問題的萌芽，但不是學術問題本身。你想研究自由問題或者女性主義問題，只是表明你找到了研究主題，而不是學術問題。
儘管研究主題不是學術問題，但是學術問題產生於研究主題之中。例如自由問題，伯林曾經指出自由和自由的條件不是一回事，缺乏自由的條件並不意味著缺乏自由。然而，你卻認為缺乏自由的條件就是缺乏自由。所以，你的學術問題是，缺乏自由的條件是否意味著缺乏自由？你所反對的觀點是，缺乏自由的條件並不意味著缺乏自由。而你所捍衛的觀點是，缺乏自由的條件就是缺乏自由。在這個案例中，自由問題只是我們的研究主題。但是，這個研究主題並沒有直接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學術問題。然而，通過研讀這個研究主題下的重要文獻，我們知道我們要贊成什麼，我們要反對什麼，於是，我們就知道了我們要研究什麼學術問題。

（三）學術概念
美國政治學系通常都要求非政治理論專業學生必修一門以上政治理論課程和方法論課程。前者恐怕是為了讓學生明晰學術概念，而後者應該是讓學生掌握學術方法。然而，中國高校的政治學系通常都沒有這個要求。因此，許多政治科學專業的學生隨意亂用、混用和濫用學術概念，甚至某些著名學者也不能倖免。
某著名學者曾在某場演講中提出中國人的自由就是隨意這樣的命題，從而表明中國也有中國的自由傳統，並不是只有西方才有所謂的自由傳統。年少氣盛的我當場反駁道：「你不能因為隨意具有自由的某些特徵就斷定隨意就是自由。這就好像雞和鴨都有羽毛，但是，你不能因為雞也有羽毛，於是斷定雞就是鴨。羽毛只是鴨之所以為鴨的必要條件，但卻並不是鴨之所以為鴨的充分條件。」
在學術研究中，最好的結果是創造屬於自己的學術概念。但是，如果不能創造學術概念，那麼就先澄清學術概念。倘若中國學術界能夠養成澄清學術概念的習慣，那麼許多不必要的學術爭論恐怕都可以避免了。實際上，許多學術爭論並不是因為兩個人對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而只是因為兩個人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著同一個學術概念。兩個人都誤以為這是觀點分歧，而實際上只是概念歧義。

（四）學術閱讀
如何閱讀學術作品？我相信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打開書本，讀得津津有味；而合上書本，卻什麼都想不起來。我也相信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閱讀時，邊劃出書上的精彩句子，邊為之拍案叫絕；而閱讀後，腦子裡完全無法形成關於這本書的整體框架。我自己也犯過這些低級錯誤，並且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後來，我才逐漸意識到，學術閱讀不是劃出精彩句子，而是梳理邏輯框架。
但是，有些學術著作死活讀不懂，怎麼辦？我的經驗是，如果是譯著，死活讀不懂，多半是譯者的問題。如果是原著，死活讀不懂，可以先不讀。書與人，也是講究緣分的。有些書雖然經典，但是這些書所研究的問題並不是你所關心的問題，你不一定能夠進入這些書的內在理路。等到未來你的研究進行到一定程度，你的問題意識跟這些書的問題意識有了一定程度的重合，或許你就豁然開朗了。
數年前，我讀過《啟蒙辯證法》，我不懂德文，所以我先讀的是英文本，完全不知所云。接著，我又找了中文本對照，還是不知所云。後來，我就直接束之高閣了。我還讀過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也是不明所以。但是他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卻讓我深受啟發。許多經典著作跟我無緣。我一開始沮喪，後來就想通了。實際上，每個人心中都有三四部經典，這三四部經典，你是要反覆閱讀，爛熟於胸的。日後，你每次思考問題，都能從這三四部經典中獲得啟發與靈感。所以，你要找的就是這三四部經典。這三四部經典，你一看之下，就有相見恨晚之感，拿起來就捨不得放下，其中的許多觀點都擊中了你的心靈。你會在心裡想，這就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啊，這就是我的困惑所在啊。至於其他經典，未必是你的菜，且待來日。
那麼，如何找到這三四部經典呢？我認為，要找到這三四部經典，可以從你的學術問題開始。你可以先嘗試從你的切身體驗中提煉出學術問題，然後根據你的學術問題來研習相關的學術作品。例如，如果你是女性而受到歧視，你可能會對女性主義問題感興趣，那麼你就去研讀女性主義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三四部女性主義著作就是你要尋找的三四部經典。接著，圍繞著這三四部經典，你可以像同心圓一樣，逐步往外擴充，充實你的知識結構，最終形成自己的知識之樹。

（五）學術筆記
那麼，如何梳理學術著作的核心框架呢？我的方法是寫作學術讀書筆記。學術筆記不是抒情，也不是感想，更不是無病呻吟。我曾經看過一位朋友的讀書筆記。他的讀書筆記一次性評價了四五本書，洋洋灑灑數千言，表面上頭頭是道，實際上胡說八道。這個問題跟這本書有關，於是他抒發了一番自己的感想；那個問題跟另一本書有關，於是他又發散性思維地天馬行空了。然而，全書的核心框架是什麼？我根本就看不到。抒情感想是學術筆記的大忌！
……
（七）學術寫作
每年答辯時節，許多大學老師都會吐槽學生的畢業論文寫得如何不忍直視，如何慘不忍睹。然而，一種可能是，有些大學老師從來沒有教過學生如何寫論文，卻在論文答辯時指責學生不會寫論文。如果你教過，但是學生沒學會，那可能是學生的問題。但是，如果你沒教，那麼就是你的問題。你在指責學生不會寫論文的同時，是不是應該先問問自己為什麼不教會學生寫論文。有些學生平生的第一篇論文就是畢業論文，以前從來沒寫過，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寫，怎麼可能寫得好呢？他們可能連什麼是學術論文都不清楚，就要動手寫作數萬字，甚至數十萬字的畢業論文，能把字數填滿就已經非常不錯了，還能指望他們寫出符合學術規範的論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