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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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4-01-11
作者:賴瑞和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84
開數:25開,長 21 × 寬 14.7 × 高 3.15 cm
EAN:9789570871111
系列:聯經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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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收入賴瑞和教授發表在海內外刊物上的14篇論文和3篇學術隨筆,涉及唐詩、小說、寫本文化、唐人的經濟生活和貨幣問題、唐士人怎樣做官,以及他個人的漢學師承記。賴瑞和教授試圖從四大面向——職官、日常生活、碑誌和地理,來細細品嘗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本書是賴瑞和教授的遺著,充分展現了他一貫樸實、細密的治史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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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賴瑞和

1953-2022,出生於馬來西亞新山。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專長唐史、中國中古文獻學、西方漢學。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作有《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唐代高層文官》、《男人的育嬰史》、《杜甫的五城: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遊》、《坐火車遊盛唐:中國之旅私相簿》、《人從哪裡來:人類六百萬年的演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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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輯   唐詩、小說和寫本文化

韋應物的詩〈送楊氏女〉——歷史和文學的讀法

王維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

小說的正史化——以《新唐書‧吳保安傳》為例

劉知幾和唐代的書及手抄本

第二輯   唐人的經濟生活和貨幣問題

唐人在多元貨幣下如何估價和結帳

唐代除陌法和除陌錢新解

第三輯   唐人怎樣做官

唐代的待詔

唐代的翰林待詔和司天台——〈李素墓誌〉和〈卑失氏墓誌〉再考

唐代使職「侵奪」職事官的職權說質疑

唐代的檢校官制

唐代的州縣「攝」官

唐代的侍御史知雜

唐「望秩」類官員與唐文官類型

唐後半期一種典型的士人文官——李建生平官歷發微

附 錄 漢學師承記

萬里尋碑記——我怎樣找到〈大悲菩薩傳碑〉

妙善傳說的兩種新資料——評杜德橋《妙善傳說》

追憶杜希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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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品味唐朝,方法很多。本書所收的十四篇論文,想從四大面向——職官、日常生活、碑誌和地理——來細細品嘗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這四大面向,我常戲稱是我治唐史的「四把鑰匙」,模仿已故北大鄧廣銘先生治中國史的「四大鑰匙」——年代、地理、職官、目錄。
比如,書中的第一篇論文,論韋應物的詩〈送楊氏女〉,便用上了這四把鑰匙。
詩人韋應物的官歷,過去我們都很熟悉,但卻無人點出他這些官的深層意義。本文細考發現,他一生所做的官,都是唐人所說的「美官」—不是上等州縣的好官,就是京城人人稱羨的郎官。這些官的月俸錢都很可觀。他不應當「貧窮」。他在詩裡常說的「貧儉」和「貧約」等等,應該都是謙詞,不可當真。他女婿楊凌結婚時的官銜大理評事,也很有意義,不可忽略。它等於告訴我們,楊凌是在幕府做事。這點是前人所未言者。
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看這首韋詩,可以討論的事物就更多了。比如,韋應物一生四處宦遊做官,住在哪裡?答案︰住在官舍。我們從唐代的「郡齋詩」,可以得到許多關於唐代官舍的材料。他家中必定也跟中古時代官宦之家那樣,蓄有家奴。這在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很普遍的現象。所以,他妻子死後,韋應物可不是現代人所說的那種可憐兮兮的「單親老爸」,而是一個擁有眾多家奴幫他做家務的家長。他和兩個女兒,仍然可以過著非常舒適的士人家生活,有奴婢的照顧。
韋應物和他妻子元蘋,以及他父親等人的墓誌,都先後在西安出土,為本文的歷史重建工作,提供了許多絕佳的證據。近數十年來,唐墓誌和碑刻的大量出土和出版,改寫了不少唐史敘事。碑誌這把鑰匙,在本書所收的其他論文中,也充分發揮了它的強大功能。碑誌在職官研究上的重要性,更是明顯易見。如果不是靠了碑誌,本書第三輯中的好幾篇論文,根本無法完成。我們今天絕不能單靠兩《唐書》等傳統文獻來做研究和立論了。
地理是唐史研究中比較被忽視的一環。然而,三十年前,我年輕的時候,曾經乘搭火車和長途客車,在中國大地上行走了超過四萬公里的路,後來寫成一本旅行書《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學者的尋蹤壯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台北︰爾雅出版社)。我一直對唐人的旅行、宦遊和出行方式,深為著迷。韋應物詩中那位楊氏女,剛完婚就要在隔天一大早「大江泝輕舟」,從此跟她的父親家人別離了,不知「見爾當何秋」,好不悲傷。中古時代的女子,一般只不過從城中的某一坊,嫁到同一城中的另一個坊。或從這一村子,嫁到數里外的另一個村子。但楊氏女為什麼竟然要嫁得那麼遠,需要乘坐一艘「輕舟」,溯著「大江」往上游去,才能到夫家?因為她嫁給一個士人官員楊凌。他在江上游某個幕府做官。楊氏女不得不跟著他遠行也。
士人是唐代最常需要遠行的一個群體(而非和尚和商人)。唐代的水陸驛站,大抵是為士人做官出行而設,附帶傳送文書和包裹,遞解被貶的官員等等。水驛恐怕又比陸驛更重要。楊氏女出嫁,用的就是水驛。她乘坐的那艘 「輕舟」,在大江上行走,看來好不「危險」。其實「輕舟」只不過是文學語言,實際上應當是指滁州水驛站的一艘官船,堅牢可靠。我們大可不必替她擔心。同樣,〈王維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一文,也探討了王維如何從長安到遙遠的嶺南去出任南選使,見到「南國」的古典相思樹和紅豆。他走的也大半是水路。
我一向喜歡把唐史上的種種問題,當成一個一個「懸案」來逐一破解,不愛做「唐宋變革」或「士族的沒落」那種大題目,偏愛做我已故宋史老師劉子健先生所說的「中」或甚至「小」的題目。這「四把鑰匙」,正是我做「破案式唐史研究」的利器。
一般唐史學者,恐怕不會把日常生活,視為治史的一把鑰匙。但我過去在台灣清華歷史所,教過十一年《唐代日常生活史》之類的課,養成了一種處處以日常生活的觀點,來觀看唐史的習慣。我常發現,它是一把靈巧的鑰匙,可以解開唐史上的許多「謎」。一般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不外乎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事。我還沒有寫過這一類的論文,但本書中有兩篇論文,曾經發給生活史課上的研究生當教材,卻涉及另一層次的唐人生活。
一是〈唐人在多元貨幣下如何估價和結帳〉這一篇,乍看之下,好像是唐代貨幣史的一篇論文,但我更關心的,其實卻是唐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不同的貨幣來估價和結帳。貨幣的使用,無疑是日常生活上很重要的事,跟衣食住行同樣重要。此外,這篇論文也關注地理的差異,如何影響到不同貨幣的使用。比如敦煌西北地區一向缺乏銅錢,織品貨幣就成了主流。等到敦煌陷入吐蕃,連織品也缺乏,穀物便成了主要貨幣。在漢中等山谷貧窮地區,人們甚至連「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雞」,都可以拿去當貨幣來購買鹽。
另一篇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論文是〈劉知幾和唐代的書及手抄本〉。據劉知幾自述,他少年時代所讀的書,「多因假賃」而「部帙殘缺,篇笫有遺」。這句話有些不好理解。過去也未見有學者解說。為什麼借來的書,就多是「殘缺」的?但如果放在唐代日常生活孩童讀書的角度看,便豁然可解,因為抄書是非常耗時和耗紙張的事。唐代民間抄書,因人力有限,紙張昂貴短缺等因素,常常是「選擇性的抄書」,只抄寫自己想讀的部分。這才導致劉知幾當時所借到的書,多是「殘缺」的,「篇笫有遺」的。這也意味著,他那時代的民間用書,很可能不是卷軸式的,而是散頁式,未經裝裱的。
再如〈唐代的侍御史知雜〉,原本是一篇官制論文,但我的興趣卻被顏真卿〈爭座位帖〉所提到的「別置一榻」挑起了,於是探討了這個「榻」的意義,相信可以給一篇原本很枯燥的官制考證,增添一點日常生活的鮮味。
當然,過去十多年來,我用功最深的,還是唐代的職官制度,先後出版了《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和《唐代高層文官》三書,構成我的文官三部曲。然而,本書第三輯的八篇職官論文,卻因種種原因,並沒有收在這三部曲中,成了「孤魂野鬼」。現在趁這機緣,終於收入本論文集中。其中〈唐代的待詔〉和〈唐代的翰林待詔和司天台〉這兩篇,涉及唐代文官中一些伎術官僚和雜色才藝人,跟唐代士人所做的清官和清望官很不同。由此,我才理解到唐代的所謂「文官」,其實是個非常複雜的群體,有清官和濁官之分等等,可以做更精細的「類型研究」,於是又寫了另一篇論文〈唐代「望秩」類官員和唐文官類型〉。
書中所收的十四篇論文,有些發表超過十年,文中的觀點和書目不免有些過時,現在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更新。書中附錄的三篇學術隨筆,追憶我從外文系英美文學的世界,如何走回中古中國的唐朝,等於是我個人的「漢學師承記」。
書名《品味唐朝》,隱含了一個食物意象,也就是要把唐朝當成一道美食來品嘗。書的封面最好選用一幅有食物的唐人畫來設計。我過去為了教《唐代日常生活史》的課,蒐集了數千張唐代的墓室壁畫圖和唐代文物圖,以便隨時可以做成投影片,放給學生看,有圖為證,以圖證史。翻找了一會,發現西安韋項墓的年代很明確(玄宗開元六年,西元 718 年),且出土了一幅線刻畫,刻在石槨棺的石板上,很適用在封面上。畫中那個宦門侍女(一說貴族仕女),右手托著一大盤子的包子走過來,好像要請大家品嘗的樣子。畫家正好捕捉到她走動的瞬間——注意她的左手,正配合步伐,向上揮動,婀娜多姿,風情萬種。她的容貌和神情優雅。衣著細節和頭飾也都很有看頭。畫的線條非常流暢。畫者肯定是唐代的一個專業畫家,很可能在替韋項家中某個真實的唐代女子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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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

唐詩中有好幾首很有名的詩,一千多年來為人傳誦箋評,似乎再也沒有什麼新鮮課題可以討論的了。可是,仔細一考,好些這類名作,問題還真不少。比如李白的〈靜夜思〉: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和孟浩然的〈春曉〉(又作〈春晚絕句〉):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我們便對這兩首詩的創作背景幾乎一無所知。李白和孟浩然分別是在哪一年,哪一個地方,在什麼情況下寫下這兩首詩的?歷代註釋這兩家詩的專家學者,都無法提供很好的答案,頂多只能作些模糊的揣測罷了。
王維的〈相思〉也是如此。千百年來,讀過這首詩的人不知幾許,但王維是在哪一年寫成這首詩的,在什麼處境下寫的,恐怕大家都不了了之。目前最好的王維全集箋注本是陳鐵民教授的《王維集校注》,也沒有觸及這些問題。筆者近年來研究唐代官制,用了許多唐詩的材料,也特別留意唐代許多做過官的詩人和他們跟南方的關係,深感王維此詩很有「南方特色」,有「熱帶風味」,很值得深入研究,且草此文就教於各唐詩和唐史專家。文中也將利用筆者研究唐代文官所得到的一些「新發現」,對王維的家庭和初次做官,作一些考察和深入一點的解讀,有別於一般文學史和王維年譜或評傳中含糊的交代。這樣或許更能幫助我們欣賞他的作品和他這首〈相思〉。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位於熱帶南方的吉隆坡,一般也常被稱為「南國」,雖然王維的「南國」指的是嶺南(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河內一帶),還沒有到吉隆坡那麼南。他這首〈相思〉所寫的,是一種在南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地很常見的大樹。筆者選擇這一題目,正覺得它可以配合這本慶祝馬大中文系成立四十週年的論文集。以之補白,或許會更有意思。
一、王維的家庭和初入仕
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王維生於武后長安元年(701),死於上元二年(761)。但蘭州大學中文系的王勳成教授推翻舊說,提出新解。他從唐代進士須「守選」三年才能授官的規定,重新考定王維應當生於武后延載元年(694),死於上元二年(761),享年 68 歲。
筆者認為王勳成教授此說很有啟發意義,視角新穎,證據確實,可以成立。因此本文推算王維的年齡時,概以他生於西元 694 年為準。
王維的祖籍是山西太原,里貫則是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濟)。這地方在黃河的東岸,離黃河很近,只有大約 30 公里,距離著名的黃河壺口大瀑布,也只有大約 50 公里。蒲州離唐代京城長安約 200 公里,不算太遠。王維從他家鄉到長安去,可以水陸並行,利用流入黃河的渭水,乘船逆流而上,大約五、六天可到達。蒲州正位於所謂的「中原」核心地區。蒲州及鄰近的運城等地區,在遠古時代,傳說是周人的發祥地之一。因此王維可說是典型的「中原」人。這點在我們下文討論他的「中原心態」以及他對南方的觀點時,就會很有意義。
王維的父親王處廉,官至汾州司馬。汾州即今山西汾陽,離現今著名的旅遊景點平遙古城只有大約 50 公里。司馬是州級官員,位在首長刺史、副首長史之下,是一州的第三把交椅。它不算高官,但也不算低層文官,可說是個中層官員。王維出生在一個這樣的家庭,也就是「官宦之家」和「士人之家」,在唐代其實很典型。超過 95%的唐代官員和唐代詩人,都出生在這種家庭——他們的父親、祖父或甚至祖上幾代,都曾經做過官。
據王勳成所考,王維 20 歲便考中進士,23 歲就出任他的第一個官職太樂丞。唐代進士是一種競爭異常劇烈的考試。每年的考生約二三千人,但及第者只有 25 到 30 人左右,淘汰率是很高的。王維 20 歲考中進士也很傑出,非常年輕。唐史上沒有多少人如此年少即中第,因為中進士的一般年齡是 25 到 30 歲左右,如張九齡是 25 歲,元結是 36 歲,韓愈和元稹也是 25 歲,杜牧 26 歲,韋莊則遲至 59 歲。
王維的第一個官位太樂丞也很不尋常。唐代太樂署是太常寺底下的幾個官署之一。它的長官叫太樂令,專「掌教樂人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燕」。太樂令的副官即太樂丞,是個八品小官。王維這個官位,用現代話來說,大約便是「宮廷樂團副教練」。唐代士人對樂工、醫者和占卜者等技術官僚是輕視的,認為這些官是「濁官」,「污濁」的官,跟士人所擔任的「清官」或「清流官」相對,有點類似現代「藍領」和「白領」的區別。
那王維為何又會去出任太樂丞?原來,唐初有一位重要的詩人王績(590-644),也曾經充任過太樂丞。據王績好友呂才(600?-665)為王績文集所寫的〈王無功文集序〉說:
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羞居漆園,老聃恥於柱下也。」卒授之。數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猶時時送酒。歲餘,袁氏又死。君嘆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由是,太樂丞為清流。
據此,可知太樂丞原本是「非士職」,即不是士人應當去擔任的官職,可是王績因為太愛喝酒,竟不恥下求這個「濁」官。結果,正因為王績擔任過此官,「由是,太樂丞為清流」,是王績的經歷把此官變為一個「士職」清流官的。
王績初任太樂丞在貞觀十一年(637),王維初任此官則在開元九年(721),相隔了大約 84 年。不過,到王維時代,太樂丞雖然已成「清流」,可以授予士人了,但由於它到底還是技術官僚,這官職恐怕依然不算很清高,非士人所喜。王維願意出任,或許跟他精通音樂也說不定,正如王績愛喝酒,不但不介意,反而更非求此官不可。
據筆者的研究,唐代士人釋褐初任官,最清貴的,其實是在京城各皇室藏書樓,如秘書省或集賢院,擔任校書郎或正字。在唐代文學史上,被公認為重要詩人或文士的三十多個名家當中,就有十一人是從校書郎出身:楊炯、張說、張九齡、王昌齡、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杜牧、李商隱和韋莊。另有三人則從正字起家:王績、陳子昂和柳宗元。王維都不在這兩個名單上。他的初任官太樂丞,的確是比較特殊少見的。
以上便是一個唐代士人,如何讀書考中進士,進入官場做官的經過。唐代的進士考試,必定是要考做詩的,所以唐人從一開始讀書準備考科舉,就得學習寫詩。唐詩的興盛,跟進士科考詩當然大有關係。寫詩在唐代遠比現代有實際用處——不但考試要考,還可以經由寫詩能力得到官職,而且將來做官時,在許多場合更需要寫詩應酬。事實上,在古代中國,並非只有文學家詩人才需要寫詩。一般做官的人都需要寫詩。寫詩表示一個人受過了基本的經典教育,具備了讀書人必備的最基本的能力,就像現代學生都必須具備基本的電腦能力一樣。王維的〈相思〉便是他在四十多歲時,前往嶺南擔任「知南選」的職務時,所寫的一首應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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