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

這是一門給博士生開的課，在進入本課程之前，我想首先說明「亞洲史的研究方法」這門課的目的和意義。

 

為什麼要開這門課？為什麼要把這門課的主題，確定為「亞洲史的研究方法」？為什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要把宗教、藝術與文化交流史，作為亞洲／東亞史內容的重心？

 

簡單說起來，考慮的只有三點，很簡單的三點：

 

【一】

 

先說第一點。

 

毫無疑問，「亞洲」不是一個。過去，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學界往往以「東洋」代指「亞洲」，他們的「東洋史」，幾乎就等於是「亞洲史」，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的課程裡還會詳細說。比如日本著名學者桑原騭藏（くわばら じっぞう，一八七一－一九三一）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影響很大的《東洋史要》裡就說，所謂「東洋」是以蔥嶺也就是帕米爾高原為中心的亞洲，這裡包括東亞（中日韓及俄國遠東地區）、南亞（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亞（興都庫什山以北，蔥嶺以西，錫爾河以南）、西亞（阿姆河以西到鹹海、裡海以南，包括伊朗、土耳其、阿拉伯地區）和北亞（阿爾泰山及鹹海、裡海以北，俄屬西伯利亞）。當然，這裡還沒有說到環南海地區的東南亞呢。大家可以看到，很顯然，一個亞洲，各自不同。說到底，「亞洲」原本只是歐洲人給東方很大一塊地方命名的地理名詞，就像他們常說的「近東」、「中東」、「遠東」一樣，這是從歐洲看東方生出來的一個地理概念。雖然很早歐洲就有這個「亞洲」的說法，大家都知道早期歐洲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展開三個葉子形狀的世界地圖上，右上方的那片就是亞洲，不過，要到傳教士把歐洲的世界知識傳到明代中國，中國才逐漸有了這個叫作「亞洲」的地理概念。

 

所以我們說，這個亞洲，它本來並不是一個在政治、文化、族群上有同一性的歷史世界。亞洲族群太複雜、空間太廣袤、文化太豐富、語言太多樣。桑原騭藏就說，那個東亞、西亞、南亞、北亞以及中亞，差異非常大，單單從族群或人種上說，亞洲就包括了蒙古人、波斯伊蘭人、印度雅利安人、馬來人等。就算你僅僅指我們這門課重點要說的「東部亞洲」，也就是環東海南海這個區域，也不那麼簡單，複雜得很。這門課之所以也採用「亞洲」這個概念，把它作為一個歷史世界來研究，主要是考慮到在歷史上，這個區域裡面，和中國之間，曾經有過密切的互動、聯繫和激蕩，比如中古時期的「西域」，就把中國和突厥、粟特、回鶻、波斯、吐蕃、天竺、大食連成一片。近世以來的「東海南海」，就把東部亞洲海域周邊北到庫頁島，南到爪哇都連成一片。如果我們能把「中國」放在這個廣袤背景下去討論和分析，也許，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單純在中國背景下看不到的歷史線索。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亞洲「自古以來」就有，日本人岡倉天心（おかくら てんしん，一八六三－一九一三）在一九〇三年寫的一本很有名的書《東洋的理想》裡開篇就說「亞洲是一個」。其實這話並不對。亞洲各地雖然互相有聯繫而且是密切聯繫，但無論從族群、信仰、歷史、文化、制度上看，並不是一個。 而一個自我認同的「亞洲」，恰恰是在看似同一個「歐洲」的對照和刺激下，在近世才逐漸自我建構起來的地理、文化和歷史的「區域」。

 

亞洲實在太大，任何一個歷史學者在這種複雜、多樣、差異的歷史裡面，都會感到自己的知識欠缺任何一個學者都不敢說，自己可以研究亞洲。更何況，要請大家原諒，我也是鴨子上架，半路出家，我研究的主要領域，還是在中國史特別是中國思想、宗教和文化史，只是現在，越來越希望年輕一代學者在亞洲／東部亞洲的語境或背景中，來重新研究中國史。所以，我的這門課，也許不可能討論如何研究整個亞洲／東亞，而更主要是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中國學界要不要超越國境，來重新研究中國史？

 

第二，對亞洲特別是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怎樣有，或者能不能有一個整體認識？

 

第三，同時，我們又如何反過來，把「亞洲／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作為「中國史」（或者「日本史」、「韓國史」、「越南史」）研究的視野和背景？

 

近年來，歷史學變化很大，有人曾經預言，未來歷史學研究的趨勢，可能是「文化接觸」，也就是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影響、接受與轉移，邊緣對中心的影響，以及從邊緣重思世界史，強調聯繫、互動、影響的全球史，也許就是這個趨勢的表現之一。這話說得很對，也很有預見性。過去，我們都習慣了所謂「就中國講中國」，只是在中國範圍內以中國史料談論中國，但這是不夠的，可能要大大改變。所以，儘管大家將來要做的，也許只是個別國家的宗教、藝術和歷史研究，但你一定要考慮，它與周邊──具體到中國，就是亞洲──的文化背景和互動可能。

 

如果我們能把這種超越個別國家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聯繫，作為自己的研究視野，我們一定會看到一些過去孤立地研究某個國家宗教、藝術和歷史的時候，可能發現不了的線索和被遮蓋了的現象。

 

【二】

 

再說第二點。

 

那麼，研究亞洲或者東亞，為什麼我們要把「藝術」、「宗教」、「歷史」這三者綜合在一起？也有人會問，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為什麼要把 「亞洲宗教、藝術與歷史研究」當作博士招生方向？這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我的知識有限，不能不局限在幾個領域裡。像區域史裡面佔得比重很大的、資料很豐富的商品貿易、物質交流，我就不敢多說，因為涉及絲綢、茶葉、香料、瓷器、白銀還有鴉片，那些方面的知識我不具備。而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是因為藝術史、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在我看來恰好構成了「文化史」的主幹，而這三個領域的關係，恰恰又十分密切。

 

關於這方面的例證很多，大家都知道中古時期粟特墓葬中石棺床的精美雕刻，就和中亞、族群、商貿、移民相關；又比如日本神道教所謂天皇象徵的三神器（八坂瓊曲玉、八咫鏡、草薙劍），就和中國道教的劍、印、鏡等法器信仰有關，這種例子太多了，這裡不妨再舉個非常小的例子。孫機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從米芾〈蜀素帖〉說起〉，裡面提到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米芾〈蜀素帖〉裡有一首〈擬古詩〉，講到烏龜和仙鶴合作渡河的故事，仙鶴叼著烏龜飛越河流，約定不可開口，因為一開口就掉下去了，但烏龜忍不住還是開口，於是就墮入河流。所以，米芾詩歌最後一句就是「報汝愼勿語，一語墮泥塗」。這個故事呢，周一良先生已經指出說，它來自印度佛教的「海禽銜龜」故事，「雙鶴御龜，龜咬竹竿，一通渡河，但龜不可開口，否則墮入泥塗」，意思本來是佛教告誡信眾，不得「妄語」。大家知道，不得妄語是佛教很重要的一條戒律，因為人就是因為多嘴多舌，所以才陷入煩惱而不能解脫。這故事見於康僧會翻譯的《舊雜譬喻經》以及《法苑珠林》卷八十二。但是孫機指出，這個故事後來逐漸改變，在中國形成以「龜鶴」為主題的圖像，這個圖像又逐漸從中國影響到日本，一直到十五世紀。

 

你看，這麼一個小小的文學故事和繪畫主題，就影響到亞洲的三個區域，印度、中國、日本。所以，如果你是研究藝術史的學者，面對中古中國大量的磚雕石刻、墓室壁畫、石窟造像，你既不能忽略這些圖像和中亞、南亞的聯繫和淵源，也不能忽略它們和往來東西之間的各種異族、異國商人、宗教徒的關係，也不能忽略它們從中國到朝鮮和日本的流傳和分布，更無法不掌握佛教、道教、回教以及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知識。歷史研究需要文字文獻，也需要圖像資料，藝術史研究需要歷史語境，也需要宗教知識。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三個領域綜合起來，我們既可以使用所有的文字文獻、圖像資料和考古發現，我們也可以看成是亞洲文化史領域，它兼容理性和感性、政治與信仰、歷史和藝術，也許可以對過去時代的歷史與文化有貫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