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

〈內文摘錄〉第六章　雍正帝的歷史地位

　　雍正帝在位期間所做的事情，不再多做介紹，本節關注的是他的歷史評價問題。他所開創的政治、經濟革新，繼續進行了嗎？抑或是曇花一現？蓋棺論定，他是一個怎樣的歷史人物？他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王朝（人們通常所說的「封建」王朝），又不是開國之君，似乎歷史並沒有給他提供更多的活動空間。然而，由於他變革「數百年頹風」，所以，我們需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和歷史長河兩方面加以考察。在人品方面，雍正帝打從繼位起，就被咒罵，時至今日已近三百年了。人們為什麼如此不依不饒？我們亦有探究的必要。本書篇幅有限，不可能對這些龐大、複雜而極具爭議的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的剖析，僅能作出提綱式的解說。
　　一、從乾隆初政看雍正朝政事的不可改易
　　乾隆帝（弘曆）繼位初年，改變了雍正朝的一些政策和雍正帝的革新制度，在社會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翻案風。其主要表現是：社會政策方面停止報祥瑞和路不拾遺的獎勵；農商方面罷開墾，裁撤直隸營田水利衙門；對某些欽案局部平反，如允禩、允禟的子孫恢復宗室身分。對於改土歸流，乾隆帝在骨子裡是反對的，故云「……奏開墾，改土歸流，改隸州縣，所云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可是，雍正末年改土歸流地區發生暴動，皇子弘曆（後來的乾隆帝）被指定為平叛的負責人之一，因而，此時他不得不將軍事行動進行下去，直到平叛結束為止。對耗羨歸公及與之緊密關聯的養廉銀制度他也持保留態度。他表示，是減少還是取消耗羨之事，需要從容考慮。直到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殿試策論以此為題，令貢士出謀獻策。而朝臣們認為，耗羨歸公是善政，可以行之久遠，不能輕易改變。乾隆帝這時也認識到，那是不得不行的制度，決心堅持。雍正朝的軍機處，乾隆帝繼位即予取消，及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諒陰期滿，取消佐理政務的總理事務王大臣，才恢復軍機處。可見改土歸流、耗羨歸公、軍機處三項制度，是乾隆帝經過猶豫，甚至廢棄之後，才堅持下來的。
　　雍正帝創立的攤丁入畝、秘密立儲、養廉銀等制度，完善的密摺制、引見制，乾隆帝繼位即堅持實行。乾隆初政的翻案風，糾正了雍正朝打擊皇族中的政敵、處置各種欽案過嚴的行為，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乾隆帝開始就實行及猶豫後繼承的前朝制度，使得雍正、乾隆兩朝制度具有連貫性，說明乾隆朝制度對雍正朝制度的繼承性。雍正帝創立的各項制度，儘管在乾隆初政期間，有的有所周折，最終大多堅持執行，一以貫之，終有清一代而未改易。這表明，雍正帝的更新並非曇花一現，而能行之久遠；在傳統社會中，是適合世情的、不可改易的制度。
　　乾隆帝對雍正帝事業的繼承與更易，在於政治理想。雍正帝的理想政治是實現中庸之道，故令臣工編輯《執中成憲》一書（乾隆初年問世）。他說：「朕觀堯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時中，斯為至善。而歷代史冊所載，帝王之舉動言論，每於中道之權衡未能悉協者，大抵由於時勢之所值不同，而政治訓詞亦因之而有偏向，後之論者遂不能無疑議於其間。朕意欲將經史所載歷代帝王之嘉言懿行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者，採錄編輯，纂為一書，以紹執中建極之心，傳為萬世子孫之法鑒。」他發現前代帝王訓詞有偏向，在於所處的時事不同。故而，他強調「時中」，行適合於時之政。儘管他不承認自己為政嚴苛，但也知道寬嚴不協調，認為自己沒有福氣實現中庸之政。他的暴亡，留下了終身遺憾。他所講的中庸內涵，關涉政策的寬與嚴兩方面。他實行的是嚴猛政治，他要創造能夠實行寬鬆政治的條件。寬與嚴，是行政的總綱領。乾隆帝總結父祖及自己三朝經驗，認為祖父康熙帝實行的是寬仁政治，但晚年出現政事廢弛的狀況；父親雍正帝過嚴；因而，他就要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以求達到中庸境界。從寬、嚴對立，到寬嚴相濟，在於時勢，也在於君主對時勢的認知，康、雍、乾三世，總結治理經驗，代代相承，才創造了那個時代所能有的治世。
　　雍正帝的革新，由乾隆帝繼承之後，成為清朝的政治遺產，流傳後世。實際上，它也變成皇家的、社會的精神財富。嘉慶、道光年間，君臣、士人都感到社會問題嚴重，朝政難於為繼，希望更新變法，於是就想到雍正帝和當日的朝政，於是閱讀那時的著述，大加頌揚，從那裡汲取精神營養。嘉慶帝對祖父的政治作出的概括是：「整綱飭紀，立政明倫。」他將改革作為雍正一朝的政治總綱予以稱道。學者章學誠在《上韓城相公書》中，鑒於嘉慶朝有待革新，希望以雍正朝的嚴猛政治和勵精圖治為榜樣，改善朝政，故云：「康熙末年積弊，非憲皇帝不能廓清至治。」道光帝頗有向其曾祖父雍正帝學習的願望，閱讀《清世宗實錄》，要求督撫州縣把雍正帝關於「為政之道，以愛民為本」的上諭恭錄懸於大堂，作為行政準則。他試圖象雍正帝實行耗羨歸公的政策那樣，限制地方官濫徵附加稅，但是沒有成功。同治、光緒之際，原任御史吳可讀為同治帝爭立繼嗣，上疏推崇雍正帝的儲位改革，謂其「詒謀之善，超亙古而訓來茲」，請求兩宮太后採納他的意見。雍正朝以後的清朝人，一想到朝政的振興，往往就追憶雍正帝的改革，心向神往，希望有所借鑒，將雍正朝的革新精神作為當代更新的一種動力。
　　二、從歷史長河看雍正帝改革的意義
　　1. 雍正帝整飭弊端的革新綱領精神
　　雍正帝的施政宗旨，見於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十二月初五日諭旨中所宣布的，「朕勵精圖治，整飭弊端」；同年正月十七日諭旨說的「振數百年頹風」；同年二月初三日針對科舉積弊說的，「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果能盡行洗滌，則天下永享太平」。他的革新物件雖是現行弊端，但卻是數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是以難度巨大而意義深遠。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間，完成了幾件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重大的事情（重大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創立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攤丁入畝制度、秘密立儲法、軍機處制度，以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除豁賤民、保甲制政策等。這裡不再交待這些制度、政策的內容，只是說明它們的實施意義。
　　2. 革除歷史上的制度性積弊
　　分別徵收人口稅和財產稅，是中國賦役史上的一貫做法；而且人口稅的徭役很重，在歷史上常常成為農民造反的根由或爆發點。為此，歷代王朝不斷進行改革，如唐代楊炎改變租庸調法，實行兩稅法，令賦役合一，按照包含財產、人丁在內形成的戶等徵稅，其人口稅在賦役中的比重要比租庸調法有所減少；明代張居正制定了一條鞭法，統一役法，役銀不再像以往按照戶、丁徵稅，改從丁數和田糧徵納，於是田糧多者役銀增加，部分地實行攤丁入地。
　　雍正帝的攤丁入畝制度，是全面實現人丁徭役稅從土地稅徵收的制度，使得人口稅與財產稅合一。於是，無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稅的徭役負擔；有田產的民戶增加了土地稅額。所以，攤丁入畝實質上是政府從人口稅、財產稅分徵轉變為徵收單一的財產稅。攤丁入畝，對於政府講沒有減少稅收；而對百姓講，沒有名義上的人口稅了。這是賦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是繼承唐朝、明朝的改革，又是歷史上所有改革家所未能想像、未能做到的賦役合一。賦稅是政府的經濟基礎，政權的維繫及生存狀況均視賦役的徵收情況而定。賦役制度的改革，關係到政府的命運，被政府視為維繫生存之舉。
　　稅外的羨餘，也是歷史產物。唐代兩稅法時，就有「用度羨餘」，貢獻皇帝。明代實行低俸祿制度，地方官以徵收耗羨自行增加收入，又因明朝後期加派嚴重，鬧得民不聊生，王朝覆滅。雍正帝的耗羨歸公同養廉銀制度一併實行，限制耗羨徵收的成數，法定地方官員的辦公費和生活補助費，於是有效地控制了耗羨的濫徵，解決了歷史形成的耗羨過度徵收的積弊。雍正帝剔除的是數百年的歷史積弊，很難，但是成功了。
　　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歷來是通過喇嘛教首領及其治下的噶布倫機構進行的。康熙末年派兵進藏，驅逐準噶爾勢力，隨即撤出軍隊，及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平定阿爾布巴之亂，派遣駐藏大臣，監督西藏地方政府，並派軍分駐前藏、後藏。到乾隆年間，由駐藏大臣主持新達賴喇嘛人選的抽籤儀式和坐床儀式，共同處理對外事務，正式形成駐藏大臣制度，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力度。雍正帝派遣駐藏大臣和駐軍，是駐藏大臣制度的濫觴，是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管理新階段的開端，意義非同一般。
　　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元朝開始實行土司制；明朝在土司衙門設置輔佐性的流官。雍正帝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給予大土司爵祿，讓其離開本地；由中央派遣流官治理該地，使得土司治區成為中央管理的州縣行政區，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控制力，同時有益於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改土歸流是大趨勢，歷經數百年，到雍正帝時期得以實現。
　　歷朝政府對民間的控制，主要實行戶籍編審制度，輔助以保甲制，但後一制度只是在特定時期才予以強調，如北宋王安石變法推行保甲法，明代王守仁（陽明）在贛南地區亦曾實行。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制度之後，沒有必要再進行戶籍編審了，而且每次編審的行政成本很高，因此不再進行；而推行新的保甲制，將調查戶口和維持治安兩項內容合一，突出治安管制的職能，以便控制民人，穩定地方社會秩序。全面推行的保甲法，改變了政府在州縣之下無機構的狀況。它同雍正帝推行的另一政策──族正制相結合，形成了對民間的統治網。直到民國時期，保甲制仍在實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雍正帝的保甲制，是保甲史上的劃時代之舉。
　　賤民中的樂戶，始於明初；墮民可能出現於宋元時期，至晚產生於明初；旦戶的產生，不晚於元明。賤民都有三百年以上的沉淪史。雍正帝宣布將他們一一解放，雖然不能完全實現，但畢竟有了脫離賤籍的可能。
　　雍正帝改革的各項制度和社會問題，都是歷史形成的，都有長達幾百年的累積，所以他解決的雖是當前的社會問題，實際上是清除歷史積弊，是革故鼎新，難度大，意義也大。
　　3. 清朝的承前啟後者
　　前面，我們從歷史長河來看雍正帝改革。現在，再就清朝來講。雍正帝是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者。筆者曾經將康乾兩朝的治績比作兩個山峰，認為雍正朝是夾在當中的又一座山峰。雍正帝在清朝的承前啟後地位，是國內外史學家的共識，無需多言。
　　從疆域底定來說，清朝要想北方、西北、西南邊疆穩定，必須解決新疆準噶爾蒙古的歸服問題。康熙年間準噶爾是攻勢，搔擾喀爾喀蒙古，狂妄宣稱「以黃河為馬槽」，一度控制了青海、西藏。康熙帝三次親征朔漠，予以回擊，但清朝基本上是守勢。康熙帝在西藏底定後，極想出兵準噶爾本土，但未能進行。雍正帝在平定青海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以後，從甘肅、哈密的西路和喀爾喀蒙古的北路兩路出師準噶爾，雖未有成效，然變被動為主動，開啟了勝利之途。而後，乾隆帝徹底解決了蒙古問題，擴展疆土，穩定疆宇，曆三代而竟功，此一事即見雍正帝的承上啟下作用。
　　再則實行清查經濟政策，懲治貪風，打擊朋黨，克服康熙晚期的政治危機，充實國庫，成效顯著；制定秘密立儲法，後來行之有效，創造了有清一代傳位的好方法；以天下一家的觀念批判華夷之辨，適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趨勢；在對外事務中，雍正帝繼康熙帝與俄羅斯訂立「尼布楚條約」之後，簽訂「恰克圖條約」；雍正帝的革新精神，成為後世帝王勵精圖治的精神力量。如此作為，使得雍正帝成為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的政治家。
　　三、傑出帝王 雍正帝
　　雍正帝的各項改革，每一項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攤丁入畝制度的實行，停止了戶口編審制度，以致乾隆朝正式取消，自此民人可以自由離開鄉里，有了實際的遷徙自由；除豁賤民，令他們成為平民，有後世所說的尊重人權的意味。這兩項制度變革，使得政府對百姓的宗法性人身控制削弱，換句話說，就是百姓對政府的依附性減弱，具有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意義。百姓可以流動於四方，就為商業、手工業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其時，服務業、手工業有較大發展，發達地區動輒擁有上萬從業人員。如蘇州染踹業在雍正年間就有踹匠幾萬人，他們大多來自江蘇、安徽的農村，而不是本地人。江西景德鎮制瓷業的工匠也大多數是外地人。假若編審制度沒有被取消，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情形。
　　耗羨歸公後，農民納稅比以前減少，經濟上直接受益。改土歸流不僅有利於中央政令的貫徹，同時也給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可能。駐藏大臣制是清朝中央集權制下的一種地方行政制度，是因地制宜的有效治理方法。特別應當看到的是，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成分。攤丁入畝，前無古法，是偉大的創舉。向後看，由有田者交納人口稅，田多者多納，與累進稅制有相通之處——資產多者賦稅多。雍正帝的意識大約不會有這種前瞻性，不過其中確有近代賦稅制度的因素；攤丁入畝與養廉銀結合，固定地方政府的辦公費用，這符合近代行政預算原則；削弱政府對百姓的人身控制，令百姓有了某種遷徙自由。凡此種種，筆者認為，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種近代意義，具有由古代向近代過渡的初始因素。
　　應當說，雍正帝的這些社會改革，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在歷史上起到積極的作用。他的所作所為，放在歷史長河中，在歷代明君、名臣中，都是應當另眼相看的。前述楊炎、張居正被譽為歷史上的改革家，但他們的改革都局限在賦役制度一個方面；而雍正帝的改革涉及社會很多層面，包括賦役制度、職官制度、等級制度、民族政策等等方面，遠比他們廣泛，是他們所不可企及的。無疑，雍正帝是務實的、積極的、成功的社會改革家。其改革中的某些近代成分，更是傳統改革家所望塵莫及的。
　　筆者的結論是：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啟後者，是在某種程度上順應社會發展要求的傑出帝王。雍正帝自詡「朕非庸懦無能主」，應當承認，他是大有作為的政治家。他又自云「朕就是這樣的一條漢子」，令人看到他是有江湖氣的皇帝。要之在歷代帝王評價中，給他好評不為過分，他的歷史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此外，筆者還想能否根據雍正帝的一生，概括出一句話或幾句話呢？試擬幾句如下：批寫奏摺最勤、最多的皇帝；接見（引見）中下級官員最多、最認真的皇帝；才華橫溢的皇帝；活得最累的皇帝；性格多面而鮮明的皇帝；多面人生的皇帝；朝野議論中心的皇帝；後世有大爭議的皇帝；毀譽交集的皇帝；有傑出貢獻的皇帝。
　　四、歷史上挨罵的深層次原因
　　雍正帝被罵的原因，先借鑒《紅樓夢》中王熙鳳得到的評價──「治世之能人，亂世之奸雄」。奴才周瑞家的說鳳姐樣樣好，「未免對下人嚴了些」；林黛玉初進榮國府，在她眼中的鳳姐是「粉面含威春不露」。「威」者，含蓄地點出其人的威嚴，事情都落在「嚴」字上，王熙鳳管家太「嚴」，因而遭到輿情的指責。對雍正帝之罵，究其原因，可以從三個層次進行分析：
　　其一，受懲罰者的怨恨。雍正帝敏銳地指出，賞賜八旗幼丁，他們揮霍之後又會抱怨。不過，這種抱怨不是這裡所說的政治性抱怨、怨恨。雍正帝的政績是以犧牲眾多人的生命為代價取得的。他清查經濟，為向貪官追贓，動輒抄家，甚至令其子孫、親戚幫助賠償，窮追窩藏者。這同康熙帝的「睜一眼，閉一眼」的方針大相徑庭。而官員們習慣了前朝的寬大，對雍正帝的嚴厲政策自然不滿，所以輿論說他重用的大臣「嚴刻」，實際是把矛頭指向了他。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月初八日，雍正帝發布上諭說，「近聞外間議論，有謂塞楞額署山東巡撫事務精明嚴刻者，既加以精明之譽，復加以嚴刻之譏，此皆由於塞楞額蒞任以來，實心辦理數事，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語」，以阻擾其認真辦理事務。接著，雍正帝對號入座，為自己辯解，說他本人並不嚴刻。如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涉及其婢妾。雍正帝說李衛不識大體，不講究忠厚，因此不讓他參奏李維鈞的家事，以此表明他的仁愛。事情的實質是，雍正帝整頓積習，引發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滿，於是加諸嚴刻的罪名。妙就妙在嚴刻之前加上「精明」一詞，正是精明，嚴刻就令人受不了了。受懲罰者是在發洩個人私怨，他們其實是罪有應得，怨不得雍正帝。
　　其二，儲位之爭的後遺症與世俗同情弱者的觀念相結合。對康熙朝儲位鬥爭失敗的一方，雍正帝繼位之初儘管實行打拉結合的策略，但人們很快發現，他的真實意圖是打擊、消滅對方，於是議論紛紛，說皇帝「凌逼弟輩」，懲治人是「報復私怨」。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疏，要求皇帝「親骨肉」。對於皇家內部政敵的打擊，應當適可而止，不為已甚。雍正帝不懂得這個道理，對宗室成員打擊過分，特別讓人反感，甚至讓人痛恨。再說政治案件過多，打擊面過大，比如無端懲罰楊名時，令人同情他，而不滿於雍正帝。這是雍正本身的問題。他不懂得鬥爭中有理有節的原則，分寸拿捏得不准。這是雍正帝自身策略失誤造成的被罵，賴不得他人。就此，楊珍撰文《關於雍正帝毀多於譽的思考》，分析甚為透徹。
　　其三，改革政治和嚴猛的方針政策造成的。雍正帝棄置寬仁之政，嚴猛為治，觸動的不只是犯法者或被誤認為犯法者的個人利益，從制度層面看，傷害的是集團利益。如士民一體當差，就觸犯了士人的整體利益，不是個人不滿，而是群體反對，結果在河南發生了封丘罷考事件。這樣，事情就嚴重了。實行耗羨歸公制度，有錢人就不滿意。所以，在最早實行的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均受到很大的壓力；山西的京官也不贊成實行這一制度，可見鬥爭的激烈程度。嚴猛政治，也為崇尚仁政政治理念的人士所不滿，給予否定。最早是剛繼位的乾隆帝。他否定前朝的幾項政策，搞翻案。四川巡撫王士俊表示不滿，說現在的好上疏是將前朝的案子反過來，他也因為這個話，幾乎遭到殺身之禍。後世崇尚寬仁政治的學者，責罵雍正帝的模範督撫田文鏡，就是沖著嚴猛政治來的。集團利益受損者、仁政維護者的反對，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個人怨恨不同，應做具體分析。不過，革新政治的產生與推進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宜多所指責。如果承認雍正朝是個改革時代，就要給予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執行人以肯定的歷史評價，而不應咒罵雍正帝。

〈內文摘錄〉第六章　雍正帝的歷史地位

　　雍正帝在位期間所做的事情，不再多做介紹，本節關注的是他的歷史評價問題。他所開創的政治、經濟革新，繼續進行了嗎？抑或是曇花一現？蓋棺論定，他是一個怎樣的歷史人物？他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王朝（人們通常所說的「封建」王朝），又不是開國之君，似乎歷史並沒有給他提供更多的活動空間。然而，由於他變革「數百年頹風」，所以，我們需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和歷史長河兩方面加以考察。在人品方面，雍正帝打從繼位起，就被咒罵，時至今日已近三百年了。人們為什麼如此不依不饒？我們亦有探究的必要。本書篇幅有限，不可能對這些龐大、複雜而極具爭議的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的剖析，僅能作出提綱式的解說。
　　一、從乾隆初政看雍正朝政事的不可改易
　　乾隆帝（弘曆）繼位初年，改變了雍正朝的一些政策和雍正帝的革新制度，在社會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翻案風。其主要表現是：社會政策方面停止報祥瑞和路不拾遺的獎勵；農商方面罷開墾，裁撤直隸營田水利衙門；對某些欽案局部平反，如允禩、允禟的子孫恢復宗室身分。對於改土歸流，乾隆帝在骨子裡是反對的，故云「……奏開墾，改土歸流，改隸州縣，所云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可是，雍正末年改土歸流地區發生暴動，皇子弘曆（後來的乾隆帝）被指定為平叛的負責人之一，因而，此時他不得不將軍事行動進行下去，直到平叛結束為止。對耗羨歸公及與之緊密關聯的養廉銀制度他也持保留態度。他表示，是減少還是取消耗羨之事，需要從容考慮。直到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殿試策論以此為題，令貢士出謀獻策。而朝臣們認為，耗羨歸公是善政，可以行之久遠，不能輕易改變。乾隆帝這時也認識到，那是不得不行的制度，決心堅持。雍正朝的軍機處，乾隆帝繼位即予取消，及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諒陰期滿，取消佐理政務的總理事務王大臣，才恢復軍機處。可見改土歸流、耗羨歸公、軍機處三項制度，是乾隆帝經過猶豫，甚至廢棄之後，才堅持下來的。
　　雍正帝創立的攤丁入畝、秘密立儲、養廉銀等制度，完善的密摺制、引見制，乾隆帝繼位即堅持實行。乾隆初政的翻案風，糾正了雍正朝打擊皇族中的政敵、處置各種欽案過嚴的行為，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乾隆帝開始就實行及猶豫後繼承的前朝制度，使得雍正、乾隆兩朝制度具有連貫性，說明乾隆朝制度對雍正朝制度的繼承性。雍正帝創立的各項制度，儘管在乾隆初政期間，有的有所周折，最終大多堅持執行，一以貫之，終有清一代而未改易。這表明，雍正帝的更新並非曇花一現，而能行之久遠；在傳統社會中，是適合世情的、不可改易的制度。
　　乾隆帝對雍正帝事業的繼承與更易，在於政治理想。雍正帝的理想政治是實現中庸之道，故令臣工編輯《執中成憲》一書（乾隆初年問世）。他說：「朕觀堯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時中，斯為至善。而歷代史冊所載，帝王之舉動言論，每於中道之權衡未能悉協者，大抵由於時勢之所值不同，而政治訓詞亦因之而有偏向，後之論者遂不能無疑議於其間。朕意欲將經史所載歷代帝王之嘉言懿行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者，採錄編輯，纂為一書，以紹執中建極之心，傳為萬世子孫之法鑒。」他發現前代帝王訓詞有偏向，在於所處的時事不同。故而，他強調「時中」，行適合於時之政。儘管他不承認自己為政嚴苛，但也知道寬嚴不協調，認為自己沒有福氣實現中庸之政。他的暴亡，留下了終身遺憾。他所講的中庸內涵，關涉政策的寬與嚴兩方面。他實行的是嚴猛政治，他要創造能夠實行寬鬆政治的條件。寬與嚴，是行政的總綱領。乾隆帝總結父祖及自己三朝經驗，認為祖父康熙帝實行的是寬仁政治，但晚年出現政事廢弛的狀況；父親雍正帝過嚴；因而，他就要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以求達到中庸境界。從寬、嚴對立，到寬嚴相濟，在於時勢，也在於君主對時勢的認知，康、雍、乾三世，總結治理經驗，代代相承，才創造了那個時代所能有的治世。
　　雍正帝的革新，由乾隆帝繼承之後，成為清朝的政治遺產，流傳後世。實際上，它也變成皇家的、社會的精神財富。嘉慶、道光年間，君臣、士人都感到社會問題嚴重，朝政難於為繼，希望更新變法，於是就想到雍正帝和當日的朝政，於是閱讀那時的著述，大加頌揚，從那裡汲取精神營養。嘉慶帝對祖父的政治作出的概括是：「整綱飭紀，立政明倫。」他將改革作為雍正一朝的政治總綱予以稱道。學者章學誠在《上韓城相公書》中，鑒於嘉慶朝有待革新，希望以雍正朝的嚴猛政治和勵精圖治為榜樣，改善朝政，故云：「康熙末年積弊，非憲皇帝不能廓清至治。」道光帝頗有向其曾祖父雍正帝學習的願望，閱讀《清世宗實錄》，要求督撫州縣把雍正帝關於「為政之道，以愛民為本」的上諭恭錄懸於大堂，作為行政準則。他試圖象雍正帝實行耗羨歸公的政策那樣，限制地方官濫徵附加稅，但是沒有成功。同治、光緒之際，原任御史吳可讀為同治帝爭立繼嗣，上疏推崇雍正帝的儲位改革，謂其「詒謀之善，超亙古而訓來茲」，請求兩宮太后採納他的意見。雍正朝以後的清朝人，一想到朝政的振興，往往就追憶雍正帝的改革，心向神往，希望有所借鑒，將雍正朝的革新精神作為當代更新的一種動力。
　　二、從歷史長河看雍正帝改革的意義
　　1. 雍正帝整飭弊端的革新綱領精神
　　雍正帝的施政宗旨，見於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十二月初五日諭旨中所宣布的，「朕勵精圖治，整飭弊端」；同年正月十七日諭旨說的「振數百年頹風」；同年二月初三日針對科舉積弊說的，「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果能盡行洗滌，則天下永享太平」。他的革新物件雖是現行弊端，但卻是數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是以難度巨大而意義深遠。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間，完成了幾件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重大的事情（重大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創立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攤丁入畝制度、秘密立儲法、軍機處制度，以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除豁賤民、保甲制政策等。這裡不再交待這些制度、政策的內容，只是說明它們的實施意義。
　　2. 革除歷史上的制度性積弊
　　分別徵收人口稅和財產稅，是中國賦役史上的一貫做法；而且人口稅的徭役很重，在歷史上常常成為農民造反的根由或爆發點。為此，歷代王朝不斷進行改革，如唐代楊炎改變租庸調法，實行兩稅法，令賦役合一，按照包含財產、人丁在內形成的戶等徵稅，其人口稅在賦役中的比重要比租庸調法有所減少；明代張居正制定了一條鞭法，統一役法，役銀不再像以往按照戶、丁徵稅，改從丁數和田糧徵納，於是田糧多者役銀增加，部分地實行攤丁入地。
　　雍正帝的攤丁入畝制度，是全面實現人丁徭役稅從土地稅徵收的制度，使得人口稅與財產稅合一。於是，無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稅的徭役負擔；有田產的民戶增加了土地稅額。所以，攤丁入畝實質上是政府從人口稅、財產稅分徵轉變為徵收單一的財產稅。攤丁入畝，對於政府講沒有減少稅收；而對百姓講，沒有名義上的人口稅了。這是賦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是繼承唐朝、明朝的改革，又是歷史上所有改革家所未能想像、未能做到的賦役合一。賦稅是政府的經濟基礎，政權的維繫及生存狀況均視賦役的徵收情況而定。賦役制度的改革，關係到政府的命運，被政府視為維繫生存之舉。
　　稅外的羨餘，也是歷史產物。唐代兩稅法時，就有「用度羨餘」，貢獻皇帝。明代實行低俸祿制度，地方官以徵收耗羨自行增加收入，又因明朝後期加派嚴重，鬧得民不聊生，王朝覆滅。雍正帝的耗羨歸公同養廉銀制度一併實行，限制耗羨徵收的成數，法定地方官員的辦公費和生活補助費，於是有效地控制了耗羨的濫徵，解決了歷史形成的耗羨過度徵收的積弊。雍正帝剔除的是數百年的歷史積弊，很難，但是成功了。
　　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歷來是通過喇嘛教首領及其治下的噶布倫機構進行的。康熙末年派兵進藏，驅逐準噶爾勢力，隨即撤出軍隊，及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平定阿爾布巴之亂，派遣駐藏大臣，監督西藏地方政府，並派軍分駐前藏、後藏。到乾隆年間，由駐藏大臣主持新達賴喇嘛人選的抽籤儀式和坐床儀式，共同處理對外事務，正式形成駐藏大臣制度，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力度。雍正帝派遣駐藏大臣和駐軍，是駐藏大臣制度的濫觴，是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管理新階段的開端，意義非同一般。
　　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元朝開始實行土司制；明朝在土司衙門設置輔佐性的流官。雍正帝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給予大土司爵祿，讓其離開本地；由中央派遣流官治理該地，使得土司治區成為中央管理的州縣行政區，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控制力，同時有益於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改土歸流是大趨勢，歷經數百年，到雍正帝時期得以實現。
　　歷朝政府對民間的控制，主要實行戶籍編審制度，輔助以保甲制，但後一制度只是在特定時期才予以強調，如北宋王安石變法推行保甲法，明代王守仁（陽明）在贛南地區亦曾實行。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制度之後，沒有必要再進行戶籍編審了，而且每次編審的行政成本很高，因此不再進行；而推行新的保甲制，將調查戶口和維持治安兩項內容合一，突出治安管制的職能，以便控制民人，穩定地方社會秩序。全面推行的保甲法，改變了政府在州縣之下無機構的狀況。它同雍正帝推行的另一政策──族正制相結合，形成了對民間的統治網。直到民國時期，保甲制仍在實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雍正帝的保甲制，是保甲史上的劃時代之舉。
　　賤民中的樂戶，始於明初；墮民可能出現於宋元時期，至晚產生於明初；旦戶的產生，不晚於元明。賤民都有三百年以上的沉淪史。雍正帝宣布將他們一一解放，雖然不能完全實現，但畢竟有了脫離賤籍的可能。
　　雍正帝改革的各項制度和社會問題，都是歷史形成的，都有長達幾百年的累積，所以他解決的雖是當前的社會問題，實際上是清除歷史積弊，是革故鼎新，難度大，意義也大。
　　3. 清朝的承前啟後者
　　前面，我們從歷史長河來看雍正帝改革。現在，再就清朝來講。雍正帝是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者。筆者曾經將康乾兩朝的治績比作兩個山峰，認為雍正朝是夾在當中的又一座山峰。雍正帝在清朝的承前啟後地位，是國內外史學家的共識，無需多言。
　　從疆域底定來說，清朝要想北方、西北、西南邊疆穩定，必須解決新疆準噶爾蒙古的歸服問題。康熙年間準噶爾是攻勢，搔擾喀爾喀蒙古，狂妄宣稱「以黃河為馬槽」，一度控制了青海、西藏。康熙帝三次親征朔漠，予以回擊，但清朝基本上是守勢。康熙帝在西藏底定後，極想出兵準噶爾本土，但未能進行。雍正帝在平定青海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以後，從甘肅、哈密的西路和喀爾喀蒙古的北路兩路出師準噶爾，雖未有成效，然變被動為主動，開啟了勝利之途。而後，乾隆帝徹底解決了蒙古問題，擴展疆土，穩定疆宇，曆三代而竟功，此一事即見雍正帝的承上啟下作用。
　　再則實行清查經濟政策，懲治貪風，打擊朋黨，克服康熙晚期的政治危機，充實國庫，成效顯著；制定秘密立儲法，後來行之有效，創造了有清一代傳位的好方法；以天下一家的觀念批判華夷之辨，適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趨勢；在對外事務中，雍正帝繼康熙帝與俄羅斯訂立「尼布楚條約」之後，簽訂「恰克圖條約」；雍正帝的革新精神，成為後世帝王勵精圖治的精神力量。如此作為，使得雍正帝成為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的政治家。
　　三、傑出帝王 雍正帝
　　雍正帝的各項改革，每一項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攤丁入畝制度的實行，停止了戶口編審制度，以致乾隆朝正式取消，自此民人可以自由離開鄉里，有了實際的遷徙自由；除豁賤民，令他們成為平民，有後世所說的尊重人權的意味。這兩項制度變革，使得政府對百姓的宗法性人身控制削弱，換句話說，就是百姓對政府的依附性減弱，具有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意義。百姓可以流動於四方，就為商業、手工業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其時，服務業、手工業有較大發展，發達地區動輒擁有上萬從業人員。如蘇州染踹業在雍正年間就有踹匠幾萬人，他們大多來自江蘇、安徽的農村，而不是本地人。江西景德鎮制瓷業的工匠也大多數是外地人。假若編審制度沒有被取消，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情形。
　　耗羨歸公後，農民納稅比以前減少，經濟上直接受益。改土歸流不僅有利於中央政令的貫徹，同時也給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可能。駐藏大臣制是清朝中央集權制下的一種地方行政制度，是因地制宜的有效治理方法。特別應當看到的是，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成分。攤丁入畝，前無古法，是偉大的創舉。向後看，由有田者交納人口稅，田多者多納，與累進稅制有相通之處——資產多者賦稅多。雍正帝的意識大約不會有這種前瞻性，不過其中確有近代賦稅制度的因素；攤丁入畝與養廉銀結合，固定地方政府的辦公費用，這符合近代行政預算原則；削弱政府對百姓的人身控制，令百姓有了某種遷徙自由。凡此種種，筆者認為，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種近代意義，具有由古代向近代過渡的初始因素。
　　應當說，雍正帝的這些社會改革，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在歷史上起到積極的作用。他的所作所為，放在歷史長河中，在歷代明君、名臣中，都是應當另眼相看的。前述楊炎、張居正被譽為歷史上的改革家，但他們的改革都局限在賦役制度一個方面；而雍正帝的改革涉及社會很多層面，包括賦役制度、職官制度、等級制度、民族政策等等方面，遠比他們廣泛，是他們所不可企及的。無疑，雍正帝是務實的、積極的、成功的社會改革家。其改革中的某些近代成分，更是傳統改革家所望塵莫及的。
　　筆者的結論是：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啟後者，是在某種程度上順應社會發展要求的傑出帝王。雍正帝自詡「朕非庸懦無能主」，應當承認，他是大有作為的政治家。他又自云「朕就是這樣的一條漢子」，令人看到他是有江湖氣的皇帝。要之在歷代帝王評價中，給他好評不為過分，他的歷史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此外，筆者還想能否根據雍正帝的一生，概括出一句話或幾句話呢？試擬幾句如下：批寫奏摺最勤、最多的皇帝；接見（引見）中下級官員最多、最認真的皇帝；才華橫溢的皇帝；活得最累的皇帝；性格多面而鮮明的皇帝；多面人生的皇帝；朝野議論中心的皇帝；後世有大爭議的皇帝；毀譽交集的皇帝；有傑出貢獻的皇帝。
　　四、歷史上挨罵的深層次原因
　　雍正帝被罵的原因，先借鑒《紅樓夢》中王熙鳳得到的評價──「治世之能人，亂世之奸雄」。奴才周瑞家的說鳳姐樣樣好，「未免對下人嚴了些」；林黛玉初進榮國府，在她眼中的鳳姐是「粉面含威春不露」。「威」者，含蓄地點出其人的威嚴，事情都落在「嚴」字上，王熙鳳管家太「嚴」，因而遭到輿情的指責。對雍正帝之罵，究其原因，可以從三個層次進行分析：
　　其一，受懲罰者的怨恨。雍正帝敏銳地指出，賞賜八旗幼丁，他們揮霍之後又會抱怨。不過，這種抱怨不是這裡所說的政治性抱怨、怨恨。雍正帝的政績是以犧牲眾多人的生命為代價取得的。他清查經濟，為向貪官追贓，動輒抄家，甚至令其子孫、親戚幫助賠償，窮追窩藏者。這同康熙帝的「睜一眼，閉一眼」的方針大相徑庭。而官員們習慣了前朝的寬大，對雍正帝的嚴厲政策自然不滿，所以輿論說他重用的大臣「嚴刻」，實際是把矛頭指向了他。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月初八日，雍正帝發布上諭說，「近聞外間議論，有謂塞楞額署山東巡撫事務精明嚴刻者，既加以精明之譽，復加以嚴刻之譏，此皆由於塞楞額蒞任以來，實心辦理數事，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語」，以阻擾其認真辦理事務。接著，雍正帝對號入座，為自己辯解，說他本人並不嚴刻。如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涉及其婢妾。雍正帝說李衛不識大體，不講究忠厚，因此不讓他參奏李維鈞的家事，以此表明他的仁愛。事情的實質是，雍正帝整頓積習，引發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滿，於是加諸嚴刻的罪名。妙就妙在嚴刻之前加上「精明」一詞，正是精明，嚴刻就令人受不了了。受懲罰者是在發洩個人私怨，他們其實是罪有應得，怨不得雍正帝。
　　其二，儲位之爭的後遺症與世俗同情弱者的觀念相結合。對康熙朝儲位鬥爭失敗的一方，雍正帝繼位之初儘管實行打拉結合的策略，但人們很快發現，他的真實意圖是打擊、消滅對方，於是議論紛紛，說皇帝「凌逼弟輩」，懲治人是「報復私怨」。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疏，要求皇帝「親骨肉」。對於皇家內部政敵的打擊，應當適可而止，不為已甚。雍正帝不懂得這個道理，對宗室成員打擊過分，特別讓人反感，甚至讓人痛恨。再說政治案件過多，打擊面過大，比如無端懲罰楊名時，令人同情他，而不滿於雍正帝。這是雍正本身的問題。他不懂得鬥爭中有理有節的原則，分寸拿捏得不准。這是雍正帝自身策略失誤造成的被罵，賴不得他人。就此，楊珍撰文《關於雍正帝毀多於譽的思考》，分析甚為透徹。
　　其三，改革政治和嚴猛的方針政策造成的。雍正帝棄置寬仁之政，嚴猛為治，觸動的不只是犯法者或被誤認為犯法者的個人利益，從制度層面看，傷害的是集團利益。如士民一體當差，就觸犯了士人的整體利益，不是個人不滿，而是群體反對，結果在河南發生了封丘罷考事件。這樣，事情就嚴重了。實行耗羨歸公制度，有錢人就不滿意。所以，在最早實行的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均受到很大的壓力；山西的京官也不贊成實行這一制度，可見鬥爭的激烈程度。嚴猛政治，也為崇尚仁政政治理念的人士所不滿，給予否定。最早是剛繼位的乾隆帝。他否定前朝的幾項政策，搞翻案。四川巡撫王士俊表示不滿，說現在的好上疏是將前朝的案子反過來，他也因為這個話，幾乎遭到殺身之禍。後世崇尚寬仁政治的學者，責罵雍正帝的模範督撫田文鏡，就是沖著嚴猛政治來的。集團利益受損者、仁政維護者的反對，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個人怨恨不同，應做具體分析。不過，革新政治的產生與推進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宜多所指責。如果承認雍正朝是個改革時代，就要給予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執行人以肯定的歷史評價，而不應咒罵雍正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