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辯時代的鬥士：孟子

雄辯時代來臨
在臺灣受教育成長的人，幾乎都讀過《孟子》，對於《孟子》的內容並不陌生。不過我們閱讀《孟子》的方式，是理解、甚至背誦孟子說了什麼，只是弄清楚孟子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卻很少注意到孟子用什麼方式說。然而，放在歷史的脈絡下，容我提醒：孟子如何說，他呈現道理的風格、形式，和他到底說了什麼同樣重要。
戰國時代是個「雄辯時代」，蘇秦、張儀這些「縱橫家」當然是靠著一張嘴善言雄辯，穿梭於各國之間興風作浪，但雄辯絕對不是「縱橫家」的專利，雄辯甚至不是「縱橫家」發明的。應該倒過來看：一個傳統信念快速瓦解的社會，迫切需要尋找新的處世行為原則，一時之間湧現了眾多不同的主張，嘈雜紛亂地爭著要說服迷惘困惑的世人。在那樣的多元言論環境中，任何主張希望被人聽到，都需要特殊的技巧；任何主張想要被接受，更需要特殊的技巧。
雄辯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產生的說話技巧。早從春秋時期開始，墨家就意識到說話、論辯技巧的重要性，在他們的家派知識中有了「墨辯」，那是一套很講究的說話、論辯方法論。進入戰國時期，言論更加熱鬧混亂，進而出現了專門探索語言規則，玩弄論辯盲點的「名家」。說話，不再是一件直覺、自然的事，它正式成為一門技術、一份本事。
「縱橫家」是將這份技術、本事特別用在國際外交策略上的人。與「縱橫家」約莫同時代的孟子、莊子，則將同樣的技術、本事，用來溝通、傳遞價值判斷。莊子向一般人傳遞超越人世的廣大精神宇宙，孟子溝通的主要對象則是國君，傳遞的價值信念是儒家的人道主義。
傳統閱讀《孟子》的方式，很可惜，沒能讓我們欣賞、領略孟子的雄辯本領。《孟子》精彩之處，不在他提出的想法，而在於他如何處於一個對儒家信念極為不利的境遇下，頑強不懈地堅持找到方式去凸顯這套信念的優點，毫不讓步地和其他更流行、更迎合君王心意的學說纏鬥。
孟子是個言語和信念上的鬥士。他的信念，很大一部分承襲自孔子，也就是承襲自孔子信奉的周代「王官學」傳統，那絕非什麼新鮮刺激的東西。相反地，那是被當時許多人認定應該丟入時光垃圾桶的陳舊概念，但看看孟子如何以雄辯姿態，將這些東西說得活潑靈動、強悍生猛，和別人提出的怪奇之論相比，絲毫不顯疲態！
《孟子》和《荀子》形成清楚的對比，不只是傳統上認知的「性善論」和「性惡論」的對比而已。更重要的，是文風、說話方式的對比。孟、荀同屬儒家，兩人有許多共同的基本信念，兩人的書中也說了許多類似的道理，然而不管再怎麼類似、接近的道理，由孟子說出來，就是和荀子說出來，給我們很不一樣的感受。
不是來自內容的差異，毋寧是風格、乃至於人格的差異。孟子的雄辯風格，一部分來自於時代影響。孟子出生於西元前三七二年，荀子出生於西元前三一三年，雖然只相去六十年左右，但所處的時代氣氛，就有了根本的變化。孟子的時代，仍然是百家爭鳴、言論互激、一切處於未定的情況，從國君到小民，大家都焦慮地尋訪對於現實戰亂不安的解決之道。到了荀子的時代，前面的長期多元激盪，開始收束整合了。荀子本身整合了儒家和法家，荀子的學生韓非更進一步整合了法家和道家。
換句話說，孟子身在言論的戰場上，強敵環伺，必須隨時打緊精神不斷戰鬥；到荀子時，戰場已經初步清理了，只剩下幾個還站著的強者，不再必然戰鬥，轉而想著如何重整彼此關係，找出停戰的辦法來。

仁義才能帶來真正的利益
開頭第一篇，就展現了孟子複雜的雄辯思維。他毫不留情地給梁惠王當頭棒喝，抓住梁惠王見面客套話中的「利」字大作文章。但我們不必替孟子擔心，梁惠王聽了這番話會發怒翻桌，因為雖然明白地說「不必曰利」，但只要梁惠王仔細聽進孟子說的，他立刻會自己得到話中有話的推論，是：其實從國君的角度看，「仁義」才是大利，提倡「仁義」才真正符合國君的利益。「曰利」，把「利」掛在嘴上、放在心上，讓國中大家都嘴上說「利」、心頭想「利」，反而是對國君最不利的。
孟子不是個傳統主義者。他對梁惠王主張「仁義」，理由不是因為「仁義」就是對的，或「仁義」是古聖所教誨的、幾百年流傳下來的，或堯舜先聖都奉行「仁義」所以今天的國君也應該奉行「仁義」。不，他其實是順著梁惠王對「利」的重視，否定梁惠王原本認為的「利」，教他若真要有利於自己，「仁義」才是對的答案。
孟子沒有直接用「利者非利」一類「正言若反」的表達方式，但他的推論，實質上仍屬於弔詭悖論。他的雄辯以指出對方的想法「似是而非」來展開──你以為追求「利」就必然有利，不，這個想法錯了，追求「利」反而會帶來「危」，帶來禍害；追求「仁義」才能真正帶來「利」。
貫徹《孟子》書中雄辯的主軸，就在於將當時一般人，尤其是國君視之為落伍、無用的人倫、「仁義」、周文化傳統價值，表現為最適合、最能應對當時環境的觀念。這點上，孟子和孔子很不一樣。孔子夢想的，是取消春秋時代變動、破壞的力量，回歸西周原始狀態，那麼舊有的倫理條目、人格常規就都能恢復發揮其作用了。孟子卻主張，不必回撥時鐘，不可能退回周初情境，就在戰國的現實中，「仁義」為首的這些倫理條目、人格常規都還有用，甚至都還是最好用、最有用的。

借孔子之口開罵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這一則，一方面順著上面一則繼續討論國君對於人民的責任，另一方面卻又有了和前面三則都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仍然是梁惠王和孟子之間的對話，這一回，梁惠王姿態再低不過，直接說：「我很樂意聽您教導。」你要說什麼我就聽什麼。話中特別用了「安」字，表示梁惠王很清楚孟子要說的，不會是什麼好聽話，但他仍然願意聽，會安然不發作地好好聽。
梁惠王很直接，孟子卻不直接，迂曲問：「你覺得用棒子打死人，和用利刃把人刺死，有不一樣嗎？」梁惠王回答：「沒有不一樣。」孟子進一步再問：「那用利刃殺人，和以苛政殺人，有不一樣嗎？」不同工具、不同手段，都是殺人，所以梁惠王還是回答；「沒有不一樣。」「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梁惠王同意「以政殺人」也是殺人，沒有反對、沒有辯解，顯現他真是「願安承教」，孟子才說出批評意見：「你的廚房裡有吃不完的肥肉，你的馬廄裡馬養得很肥，但你的人民卻將饑餓寫在臉上，道路上看得到餓死的屍體。兩相對比，這豈不等同於帶領動物吃人嗎？動物彼此互相殘殺啃食，我們人看了都覺得受不了，然而應該如父母般慈愛、保護人民的國君，竟然連避免帶領動物吃人都作不到，這哪能算得上是慈愛、保護人民呢？……」
孟子說的話，的確不好聽。指責梁惠王帶著動物吃人。後面還有令人更難堪的。「『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引用孔子的話說：「發明以木偶來陪葬的人，會斷子絕孫吧！」孔子說那麼重的話，為什麼？不過就因為木偶長得像人，卻被拿來陪葬。用木偶陪葬的人，難道不會覺得好像把人活埋而感到不安？失去了這種不安的感受，對孔子來說已經是很嚴重的事了。用這種標準看，那讓人民饑餓而死，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