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墮落與不平等的起源（二版）

譯者序（節錄）

一、前言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一位具有多重面貌的創作者。從他作品的多樣性中，可以發現他是一位音樂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憲法學家、政治哲學家、教育家、植物學家，甚至「夢想家」。雖然盧梭在他的作品中展現了這麼多樣的風貌，但讀者往往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盧梭令人感受最深的地方，還不是他所論述的主題，而是文字本身。的確，就連以提倡理性著稱的康德（I. Kant）都曾說：「當我閱讀盧梭時，必須等到那優美的表達不再煽動我時，我才能理性地檢視他。」托爾斯泰（L. Tolstoy）對於盧梭亦極為肯定，不但表示每次閱讀盧梭都讓他感覺到精神的提升，並且宣稱：「盧梭與《福音》是影響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兩股力量。」從他們的評語中，我們可以看到，盧梭的文字不單展現出一種極為強烈的情感，也讓人感覺出他所代表的永恆意義。這令我們不禁好奇，是什麼因素使得盧梭能夠獲得這些偉大人物毫不保留的推崇呢？

二、苦命天才的文字啟蒙
這麼多種作品中，「真情流露」是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意義的答案。在這一段長達近三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盧梭以他豐富的文字，不斷地向讀者傾訴，直言道出一般人平常不敢說出來的真心話。希臘字「敢言」（parrhesia）最能表現出盧梭作品的精神；它意謂：擁有道德特質的人，敢言真理，無懼於強權威脅，也無視於所言內容與當代主流意見背道而馳。
盧梭這一種表達個人特質的寫作風格，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對於道德以及政治的看法。這不僅僅在他有關道德與政治著作中一覽無遺，就連在音樂與園藝方面的著作，也能夠顯示出他對於自然、真實的愛好與執著。從閱讀盧梭的政治作品中，處處可見他不趨炎附勢，不與富人學者一同故作風雅，不盲目地追隨「啟蒙運動」（le siècle des lumières），不跟著別人詆毀傳統的價值。
在盧梭所處的18世紀法國，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因為單單為社會的底層發聲，批判上流社會是不足夠的。最重要的是，這些批判要能夠引發被批判者的重視。然而，原則上，這是很難發生的事情，因為上流社會都是講求精緻與風雅的特權人士，是當時社會中唯一有機會受教育的人。他們自命風雅的結果，使他們唯一攻擊他人與防禦自我的「戰場」，都是文字上的攻防。因為，只有打「筆戰」才是讓「上流人士」感覺必須做出回應的批判方式。遺憾的是，在民主教育不發達的18世紀，受教育是貴族、教士與中產階級的特權，與一般普羅大眾無緣。處於社會底層的普羅階級，除了自嘆自怨之外，對於生活中的困頓與不滿，完全沒有任何抒發內心痛苦的機會。盧梭是這個情況中，最特殊的例子，原因正在於他是少有的寫作天才。
盧梭是一個畢生以抄寫樂章為生，並且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落魄人」。他憑什麼能與貴族富人在文字上辯論，能夠受到那些王公貴侯的重視，遭到教授、院士的圍剿，受到社會菁英的青睞呢？答案就是他的寫作能力與風格。盧梭能夠將他在駕馭文字上的才華，與他個人處處遭逢打擊與欺凌的親身經歷結為一體，創造出政治思想歷史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沒有優美的文辭表達能力，盧梭的文章將不值得上流社會一瞥，自然也無影響力可言。同時，若不是親身經歷過生活的困頓，若不是必須作他人的僕役，若不曾趨附在貴族婦人之下，若不曾受過尊貴人士之羞辱，盧梭又怎能感受社會不平等所導致的不公不義。這使得盧梭在批判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欺凌時，卻又展現出他能寫出精彩的文章，創作出令人激賞的歌劇，擁有豐沛的知識，展現外交的長才等等這些屬於「上流社會」的才能。這種矛盾，不但發生在盧梭身上，而他所處的啟蒙時代，也正是那種企圖運用科學知識，追求開明與解放的時代，正好也突顯了這些矛盾。盧梭在這些矛盾中，透過與最足以代表「啟蒙運動」的「百科全書派」（les Encyclopédistes）的交情，充分掌握布爾喬亞階級（les bourgeoisies）與普羅大眾階級（les proletariats）之間的對立，為「真正」的社會大眾發聲，以情感向所有人訴求他文字中充斥的不滿，詆毀富人的虛偽與矯情，讚美自然人的天真與勇猛。
我們可以說，因為個人的處境、精湛的文辭表達，以及對人的關懷這三點，使得盧梭文字所創造的成就永垂不朽。面對這麼一位思想家，我們不禁要問，盧梭創作的言論與觀點，是怎麼出現的？它們的起源為何？為什麼會對後人締造出這麼大的影響呢？為求更圓融地理解盧梭的政治關懷，我們將他在出版「兩篇論文」之前的經歷，提出三段相關的生活實例作說明。

三、三段人生遭遇
盧梭是出生於日內瓦的公民。他雖然對日內瓦的教育制度頗為讚揚，但他並未曾受過正式的教育。在父親以撒（Isaac Rousseau）的引導下，盧梭閱讀大量書籍。盧梭不但不因為未曾受過正式教育而感到慚愧，反而對於父親以撒的教育頗為自豪。以撒對於盧梭的教導非常特殊，往往多以一些極為崇高的理想為主。盧梭自幼即受到父親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政治理想方面。以撒經常以古羅馬共和來比喻他們的祖國―日內瓦共和國，所以盧梭還將他父親視為一位古羅馬時期的有德公民（事實上，以撒曾拋棄過盧梭，後來還為了爭奪遺產一事，造假資料，為盧梭發覺）。盧梭這種對父親的讚美，應當是盧梭對祖國肯定的結果，因為盧梭終其一生，一直想讓所有人相信，他出生以及成長的日內瓦，不但保存了所有善良的事物，也必然是孕育有德之人的地方。在《懺悔錄》中，盧梭甜美地回憶，這位「充滿德行」的父親，在辦公桌旁，如何溫柔地教導他閱讀，講解名人傳記，傳授天文知識，並啟發他對於古羅馬的情緒：熱愛祖國以及對於自由的熱情。最重要的，是以撒將日內瓦以一種幾乎是完美的方式，呈現在他的小兒子面前。盧梭日後在法國出版兩篇論文，處處以「日內瓦公民」題名，或是公開讚美日內瓦的政治制度。從這些對家鄉祖國的認同裡，足以說明盧梭一直以日內瓦的「小國寡民」與「共和民主」為榮，並排斥法國這種大型的專制帝國。
其次，在盧梭生命中另外一段重要的經歷，卻諷刺地與他先前的美好回憶正好相反。這都肇因於父親以撒與人發生爭執，必須逃離日內瓦。頓成孤兒的盧梭，被送往郎貝西牧師（Pasteur Lambercier）家裡寄養。兩年之後，他回到日內瓦，先作書記學徒，次年，又作雕刻學徒。命運的坎坷，使得盧梭不但寄人籬下，還要面對各種嚴厲的要求。1728年3月14日，盧梭散步回家，發現日內瓦城門已關，他索性離開他所熱戀的祖國，展開流浪的生涯。幸或是不幸，鄰日內瓦的法國境內，滿佈勸導新教徒改奉的舊教機構（日內瓦境內卻都是勸導舊教徒改奉新教的機構），使得盧梭沒有餓死的危險，但卻讓他必須為麵包放棄祖國及自由，這兩樣在父親懷中所習得的理想。
盧梭於1728年遇見影響他一生至鉅的華倫夫人（Madame de Warens），一位負責新教徒青年改宗的貴夫人。她將盧梭安排至位於杜林（Turin）的教會收容所，進行改宗的準備與儀式。儘管盧梭自述在收容所時，他如何與神父進行辯論，但他僅到達收容所九天之後，就同意改宗，兩日後受洗，還獲得二十法郎的「改宗金」。盧梭坦承，在改宗的過程裡，他並沒有意願。但是，因為許多現實的因素，以及在生活中的困頓，迫使他放棄自由意志，也放棄他熱愛的祖國日內瓦。
然而，物質上的缺乏，不但沒有讓盧梭為貧窮感到難過，反而為追逐金錢的人感到悲哀。盧梭一生譴責金錢的虛假價值，因為它代表慾望的展現，假設一種存在於人與欲求事物之間的行動。真正的價值在於人本身，人所生產的事物，人所做的事情，人意念的純粹性，人的道德、德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人對於祖國所展現的愛國心。金錢來自於一個錯誤的經濟系統，它發展出工商業、科學、藝術、豪華之外，還帶來導致人類陷入悲慘世界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不平等的問題。盧梭甚至認為，一個好的經濟系統，應該建立在農業及人口數量之上，生活於其中的人，只需要最少的開銷，並會蔑視過度的金錢。若不摧毀累積金錢的制度，我們的慾望就一直會將我們帶向奴役之路。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中即表明這一點，認為財富的累積，必然導致德行的敗壞。他說：「當可以無論用什麼代價來變富的時候，德行將會變成什麼呢？」
盧梭在此即表明他一貫對於人類自然本性的期待，認為所有的惡行並非單純來自於人，而是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因此，若求人類德行之改善，那就必須從政治制度著手，也就是必須實際參與政治，以求能夠理解因為政治制度所導致的問題。盧梭在1743-1744年，確實實際從事政治工作，也為他日後寫作有關政治方面的書籍，奠下實際的經驗基礎。這就是他擔任法國駐威尼斯共和國大使，蒙泰巨先生（M. de Montaigu）秘書的一段經歷。
1742年，盧梭帶著他的〈樂符簡記法〉來到巴黎，未獲重視，卻結識杜潘夫人（Madame Dupin）。根據Gourevitch的說法，盧梭在這段期間，大量閱讀重要的經典，也包含當代重要的政治著作。盧梭曾經針對柏拉圖、布丹（J. Bodin）、霍布斯、洛克的經典做過摘要。孟德斯鳩的《法意》出版不久，盧梭即加以閱讀，並提出心得。普芬道夫（Pufendorf）的《自然法與人為法》的法文翻譯（Du droit de la nature et des gens），曾是盧梭在有關政治哲學最重要的引證泉源。這些自學的成果，足以證明，當盧梭在談論政治思想與制度時，他對於歷史所累積的智慧與當代的趨勢，均能有深入的認知。

第一部分
看人透過自己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脫離虛無，這真是一幕既偉大又精彩的景象。人依靠理性的光芒，驅散因自然所掩蓋人的黑暗，提升並超越自身，藉著心靈飛到天界，宛如太陽一般以巨人的步伐橫跨宇宙中的廣闊疆域。同時，更偉大的與更困難的還是回到自己，研究人，以圖瞭解人的本質、義務與目的。在這短短的幾代之間，這些令人讚嘆的事又已經重新開始了。
歐洲曾經陷入原始時代的野蠻狀態。雖然世界上這個地方的民族，現今是如此的開明，然而在幾個世紀之前，他們曾生存在一個比無知還要糟糕的狀態。我不知是什麼莫名其妙的科學用語，比無知更為可鄙，不但竊取了知識的名義，還對於知識的返回，造成無法攻克的障礙。實在需要一場革命，為的是使人們重新擁有常識。最後，這個革命卻在最不被期待的地區出現了。這個革命來自於愚蠢的回教徒，它帶來文藝上的永恆災難，在我們之中重生文藝。君士坦丁堡寶座的喪失，把古希臘的遺物帶入義大利。輪到法國，則是以這些珍貴的戰利品豐潤自己。旋即，科學追隨文藝而來；思考藝術加入書寫藝術。雖然這逐漸加深的轉變，看似有些不尋常，但似都是非常自然的。人們就開始感受到參與藝術與知識的主要好處；尤其是使人們更加社會性的好處，藉由值得大家都互相稱讚的作品，激發彼此取悅的慾望。
正如同身體一般，心靈亦有其需求。身體的需求是社會生存的基礎，而心靈的需求則使社會生存變得愉悅。當政府與法律提供人群的安全與福祉時，科學、文學與藝術則比較不專制，但可能更為有力地在圈禁人們的鐵鍊上鋪上花圈。它們壓制人們原有自由的情操，而人們似乎是為這自由而生，卻使他們喜歡他們的奴役狀態，而成為我們所謂的文明民族。需求提升了王權；科學與藝術鞏固了王權。世間的掌權者啊！喜歡才華吧！並且保護那些培養才華的人吧！。文明民族啊！培養才華吧！快樂的奴隸啊！殊不知你們這引以為傲的精緻與細膩的品味，以及這促使你們之中如此親近與隨和交往，在個性上的溫和與風俗上的禮貌，其實來自這些君王。一言以蔽之，這些都只有各種德行的表面，卻無任何德行。
正是這種禮節，其愈少顯現，其愈加親切，使得昔日的雅典與羅馬在它們的宏偉與璀璨之如此自豪日子中突出。毫無疑問的，是這種禮節讓我們的世紀與我們的民族將超越所有時代與所有人民。這是一種以自然但體貼的方式所發展出來的哲學態度，它既不帶有學究氣息，也不像條頓蠻族那樣的粗魯，也沒有義大利的矯揉造作。這是品味的果實，藉著良好的學習而獲得，以及在人際交流間而完美。
如果外在舉止展現的總是內心想法，如果禮儀就是德行的體現，如果我們的道德標準就是作為我們的原則，如果真正的哲學與哲學家的頭銜不可分的話，那麼生活在我們之中，將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這些特質極少是匯合一起的，並且德行也很少在排場很大的情況下發展。服飾上的華麗，可以表明一個富有的人。服飾上的優雅，可以表明一個有品味的人。而健康且強壯的人，則可以用其他的標誌來識別；就如同在一個勞動人的樸素服裝中，而非在一個朝臣的金縷衣中，我們才能找到身體的力量與生氣。而對於代表靈魂力量與生氣的德行而言，服飾是不相干的。一個好人，就像是一位喜歡赤身上陣的運動員：他輕視所有無價值的裝飾，因為它們只能妨礙他力量的使用，而且它們的大部分也只是發明來遮掩身體中畸形的部分。
早在藝術塑造我們的態度，以及它教育我們的情感說矯揉造作的言語之前，我們的倫理風俗是粗樸的，但也是自然的，同時，舉止的差別立即能顯現出個性的差別。實際上，人性並非是最好的，但是在人與人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因為很容易互相瞭解，而彼此找到安全。我們現在感覺不出這個安全感價值的好處，卻為他們免除了許多惡行。
今天，更細微的研究，以及更精緻的品味，把取悅人的藝術化約為原則，在我們的倫理風俗中盛行一個卑鄙又虛假的同一性，使得所有的心靈好像都被丟放在同一個模子裡。禮節不停止地要求，規矩不斷地在發號施令―我們不停止地跟著慣例，卻從未跟著他自己的天性。我們再也不敢以原有的面貌出現，並且在這持續的限制之中，若是沒有特別強烈的動機，轉移人們在同樣的環境下，做同樣的事情，組成這個叫做社會群體的人們，放在同樣的環境，將會做同樣的事情。所以我們永遠無法明確知道我們是和什麼人打交道，要辨認個人的朋友，就只能等待重大的場合，也就是說等待時機失去的場合了。因為只能用這樣的場合，本質地來辨認朋友。
還有什麼一連串的罪惡不會伴隨這樣的不確定性呢？再也沒有真摯的友誼，再也沒有真實的尊敬，再也沒有堅實的信心。懷疑、嫉妒、害怕、冷漠、心機、仇恨、反叛，將不斷藏在那禮節同一而且奸詐的面幕之下，藏在那種來自於我們時代文明所造成的，很吹噓的文雅之下。我們將不再以粗話褻瀆萬物主宰的名，而將是以咒罵來侮辱祂，卻不使我們謹慎的耳朵受到觸犯。我們將不再誇耀自己的優點，卻將貶低別人的優點。我們將不再粗俗地侮辱敵人，卻將巧妙地中傷他。民族的仇恨將會減弱，但對祖國的愛也一樣會減弱。我們以危險的懷疑論取代被輕蔑的無知。一些浮誇事物將會被禁止，某些罪惡將會被認為不體面，但仍有一些浮誇事物與罪惡將會以德行的名義裝飾起來，人們會認為應當擁有它們，或者假裝擁有它們。任何人想要誇耀當代智者的拘謹，可以隨他的意，但對我而言，這只能讓我看到對不節制行為的精緻化，它與當代智者的詭詐簡樸一樣，不值得我的讚美。
我們的倫理風俗所獲得的純淨便是如此。因為這樣，我們成為好人。在有益的產物中，讓文學、科學與藝術都各自認領它們的貢獻吧！我將加上僅僅一個反省，譬如說，有一個來自遙遠地區的居民，他企圖對歐洲的倫理風俗形成一個概念，但若他看到的是我們的科學之狀態、我們的藝術之完美、我們的戲劇之合適、我們的舉止之禮貌、我們的交談之親切、我們持續地展現的仁慈，以及來自各年齡層、各階級層的人，從日升到日落，亂哄哄的競爭，急切地相互保證的話，那麼我說，這個外地人對我們的倫理風俗之猜想，與我們所認定的倫理風俗正好相反。
那裡沒有結果，那裡沒有原因可找尋。但在此，結果確定，就是實際的墮落，而且隨著我們的科學與藝術朝向完美發展的步調，我們的靈魂益發腐敗。要說這是我們的時代中所特有的不幸呢？不！先生們，我們虛榮的好奇心所導致的惡果同世界的存在一樣古老，海水每日的漲潮與退潮受到照亮夜晚星球運行的影響，不會比倫理風俗與正直品格的發展受到科學與藝術進步的影響更有規律性。我們已經看過，隨著它們的光芒在我們的地平線升起，德行逐漸離失，而同樣的現象在各時代和各地方被觀察到。
看埃及吧！全世界的第一個學園，在青銅色的天空下，擁有肥沃的土地，在這個著名的地方，薩索斯娣斯（Sesostris）曾出發企圖征服世界。埃及成為哲學與藝術之發源地，但不久之後，埃及受到甘比斯（Cambise）所征服，而後是被希臘人所征服、羅馬人所征服，阿拉伯人所征服，最後是被土耳其人所征服。
看希臘吧！先前住滿了英雄，他們兩次征服亞洲，一次在特洛伊城（Troie）之前，另一次在他們自己的故鄉。新生的文藝原先尚未造成它人民心中的墮落，但是藝術的進步、倫理風俗的腐化，以及馬其頓的枷鎖卻接踵而至。希臘，一直重視知識、一直喜好享樂，但一直遭受奴役，在它不斷的革命中，只感受到不斷地替換主人。即便有德謨斯典那（Démosthène）的全部雄辯口才，也不能拯救這個因奢侈與藝術所造就軟弱無力的身體。
在安尼斯（Ennius）與特杭斯（Térence）時期，由一牧羊人所奠基，並由勞動人民所出名的羅馬，開始衰敗。但在諸如奧維德（Ovide），諸如卡杜勒（Catulle），諸如馬沙爾（Martial），以及這一群猥褻的作家，單單他們的名字就足以讓人駭然之後，羅馬這個過去是德行的殿堂，變成罪惡的劇場、眾國的恥辱，以及蠻族的玩具。這個世界之都最後受制於她以往加諸於如此多的民族上的枷鎖，而且她淪陷的那一天，正是人們賦予她某一子民判別品味高低頭銜的前一日。
我要如何說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呢？她因為優越的位置而似乎應成為全世界的首都，成為科學與藝術的避難所，因為她們在當時為歐洲的其他地區所禁止，理由也許出於智慧多過出於野蠻。所有的放蕩與貪瀆的行為，都是最可恥的；那些叛逆、那些暗殺、那些毒藥，都是最醜惡的；所有罪行的聚集，都是最殘暴的；這就是構成君士坦丁堡歷史的脈絡；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紀中所引以為榮的知識所出之純粹源泉。
但是為何要在久遠的歲月中尋找一個真理的證明，在我們眼下我們就有持續存在的諸多見證此一真理呢？在亞洲就有一個廣闊無垠的國家，在那兒文章受到嘉許即通往國家的第一官職。如果各種科學真能淨化倫理風俗，如果她們真能教導人們為祖國灑他們的血，如果她們真能鼓舞勇氣，那麼中國的人民應是有智慧的、自由的，並且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沒有一種罪惡不統治他們，沒有一種罪行他們不熟悉; 如果政府官員的聰明，如果法律的所謂智慧，如果這廣大帝國的眾多居住者，都不能保證它避免無知與粗魯韃靼人的枷鎖，那麼所有它的這些讀書人到底為它提供了什麼用處呢？在他們被榮譽所充滿時，它能從那裡得到什麼結果呢？難道這僅是住滿了奴隸與壞人嗎？
相對前所述的這些圖畫，讓我們比較少數民族的倫理風俗圖。不受虛誇知識的感染，他們藉著他們的德行，已經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幸福，也成了其他國家的榜樣。早先的波斯人就是如此，在這個特別的國家，人們學習德性，就如同在我們這裡，人們學習科學一般。這個特別的國家曾經如此輕易地制伏亞洲，也是唯一擁有這個榮耀―它的制度史變成了一篇哲學的傳奇。斯基泰人（Scythes）就是如此，關於他們，人們還留下給我們的是如此壯麗的讚美。日耳曼人就是如此，一個作家的文筆因厭煩於描繪一個受過教育、擁有財富又喜好享樂的民族的罪行與陰險，感到寬慰地描繪日耳曼人的簡單、純真又具德性的特色。甚至羅馬曾經就是如此，在它仍處於貧窮與無知的時期。最後直到今日，這個粗樸的國家也還是如此表現，它因為具有逆境無法削弱的勇氣而感到自豪，也因為擁有忠誠而不為惡例所收買而感到驕傲。
這些地區的人偏好別的活動，勝過心靈上的活動，不是因為愚蠢的緣故。他們沒有忽略在其他區域，一些遊手好閒的人終其一生爭論關於最高的善、罪惡以及德行。他們沒有忽略一些驕傲的推理人，在賦予自己最偉大的讚美之餘，對其他民族，冠以野蠻人的可蔑視名義。當他們思考這些遊手好閒的人與愛推理人的生活品行時，他們學著去蔑視這些人的理論。
我怎能忘記那個在希臘懷抱中崛起的城邦呢？因為它幸福的無知與它法律的智慧而著名，並且成為一個由幾乎是神而非單純為人所組成的共和國，他們如此多的德行似乎超越了人性。噢，斯巴達！對於一個虛誇的理論，你給予它永遠的羞辱。當罪惡為美術所引導而整批地進入雅典時，當一個暴君如此細心地在雅典裡收集那個「詩人王子」的作品在一起時，你卻把藝術以及藝術家、科學以及科學家趕出你的城牆外。
結果標誌他們之間的這個差別。雅典成為禮儀與高尚品味的棲息處，雄辯家與哲學家的故鄉，建築物的優美與語言的優美相呼應，我們在那兒到處都看得到，大理石與畫布均由最有技巧的大師之手賦予生命活力。這些成為各個腐敗時代典範之驚世作品，來自雅典。拉薩德孟能（Lacédémone）的畫就比較少絢爛，但其他民族說：「在那裡，人生而有德行，就連當地的空氣似乎也激發德行。」它的人民為我們所留傳下來的，只是他們的英勇事蹟，這樣的紀念碑會比雅典留給我們稀奇的大理石更不值得嗎？
的確，幾個智者已經對抗這股普遍的洪流，並且要在繆思女神留駐之處保證自己免除罪惡。但是我們來聽聽他們之中第一個且最不幸的智者對他那個時代中的學者與藝術家所作的評語。
他說：「我已經檢視那些詩人，並且將他們視為才華足以駕馭自己和別人的人。他們自己冒充智者，人們也視他們為智者，但他們可以什麼都是，除了是智者以外。」
蘇格拉底接著說：「從詩人，我轉到藝術家。沒有人比我對於藝術更無知的；也沒人不信服藝術家們都擁有美麗的祕密。然而，我已經察覺到，他們的情況並不比詩人的情況好，他們彼此都處於相同的偏見之中。因為他們之中最能幹的，在他們的專業中表現卓越，卻因此而視他們自己為人群中最具智慧者。在我眼中，這個自負傲慢完全地使他們的知識褪色。以至於如果讓我坐在神諭的位子來判斷的話，我會問我自己我最喜歡什麼樣的存在，是作自己或是作他們呢？知道他們所學的或是知道我所不知的呢？我回答我自己以及神說：『我希望停留在本來的我。』
我們不知道，辯士、詩人、雄辯家、藝術家以及我本人也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善、什麼是美。但是在我們之間卻有這一個差別：雖然這些人什麼也不知道，但他們卻自以為知道一些東西。而我，是否我什麼都不知道，至少於此我不在懷疑中。這使得透過神諭所賦予我智慧的優越，僅僅地歸結為這個令人信服的真理：我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依照眾神所作的判斷，他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依照全希臘人的意見，他就是最有知識的雅典人，蘇格拉底，他讚美無知！我們相信，如果他在我們之中復活的話，我們的學者以及我們的藝術家能夠改變他的觀點嗎？噢不，先生們，這位正直的人會繼續蔑視我們虛妄的科學；面對我們正被成堆的書籍四處淹沒時，他不會幫忙增加更多的書量。正如同他所作的，為了教訓他的學生以及我們的後代，他僅留下範例與他的德行所形成的回憶。所以，教育人們是很美好的！
蘇格拉底在雅典所開始的；老卡托（Caton）在羅馬延續著他的志向，並掀起風暴對抗那些既奸詐又狡猾的希臘人；那些奸詐又狡猾的希臘人不單對他的同胞引誘，以才華誤導德行，而且還使他的同胞勇氣變得萎靡不振。但是科學、藝術與辯證依然佔上風，羅馬充斥著哲學家與雄辯家；人們忽視了軍事訓練，人們藐視了農田耕作，人們喜好結黨，人們忘卻了國家。伊比鳩魯（Epicure）、芝諾（Zénon）與阿克薩斯拉斯（Arcésilas）的名字取代了自由、無私、守法等神聖之名。他們自己的哲學家說37：「自從我們之中出現了學者之後，好人都被遮蔽了。」羅馬人在先前依然為實踐德行而感到滿足，但當他們開始研究德行時，這一切都失去了。
噢！法布里修斯（Fabricius），你那高貴的靈魂會怎麼想呢？如果你不幸又被召回人間，看到這個羅馬的華麗面貌，它曾經被你的膀臂所拯救以及你受人尊敬的名聲比它在各地的征服戰績更為顯赫。你會說：「眾神啊！那些原先溫和與德行所棲息的茅草屋頂與粗糙房舍變成了什麼呢？如此致命的華麗已取代了羅馬的簡樸啊！這種陌生的語言是什麼呢？這些軟弱無力的倫理風俗是什麼呢？這些雕像、這些繪畫、這些建築代表什麼呢？不明智的人 啊！你們作了什麼呢？你們原是這些國家的主人們，你們豈不是已經把自己搞成你們所征服輕浮人的奴隸了嗎？是這些修辭學家在統治你們嗎？你們用你們的血來灌溉希臘與亞洲，是為了要富足一群建築師、畫家、雕刻家和笑劇演員嗎？征服迦太基（Carthage）的戰利品變成獻給吹笛手的供品嗎？羅馬人啊！你們快點推倒這些圓形劇場，敲碎這些大理石，燒掉這些繪畫，趕走這些控制你們的奴隸，他們所帶來的是使你們墮落的致命藝術。讓其他的手因著虛浮的才華來自詡吧。唯一與羅馬相稱的才華，乃是征服世界並使德行盛行於世的才華。當西奈亞斯（Cynéas）將我們的元老院當成一群國王聚集的場所時，他不因虛浮的壯麗，也不因造作的優美而使他眼花撩亂。他根本沒注意這輕浮的演說，以及那些不切實際人的研究與魅力。那麼西奈亞斯看到如此雄偉的是什麼東西呢？噢，公民們啊！他看到一個你們的財富與所有你們的藝術都無法給予的景象；在天底下從未出現過最美妙的景象：即兩百個有才能的人，在羅馬就能發號施令以及統治大地。」
但是，讓我們跨越時空的距離，以及讓我們看看在我們的國土內以及在我們的眼下所發生的事情。或是更確切地說，讓我們推開那些傷害我們敏感的可憎之繪畫，並且讓我們不要在其他名稱下，重複同樣的事情。這並非說我提到法布里修斯的亡魂是枉然的，因為我使這位偉人所談的事情，不是一樣可以透過路易十二或是亨利四世的口說出來嗎？在我們中間，誠然，蘇格拉底也許不會飲鴆而死，但是他在更苦的一杯中會喝下被羞辱的嘲弄，以及比死還糟上一百倍的蔑視。
這便是奢華、瓦解與奴役如何一直以來成為我們所做傲慢的努力之處罰，因企圖脫離永恆智慧為我們安排的幸福無知。永恆智慧所進行的活動外圍都包上一層厚厚的帷幕，似乎足以警告我們，她絕無意將我們引向徒勞無功的研究工作。但是我們有無從她某一教訓中，知道獲取益處呢？或我們不受傷害地忽視她呢？
人們啊！所以你們應該一度知道，大自然曾經想要保護你們不碰科學，就像一個母親從孩子手中奪出危險的武器一般；大自然向你們隱藏的所有祕密，就是不讓你們接觸到的諸多壞事，而你們自己在學習中所遇到的困難，在她的恩惠中不是最小的。人們原本就很邪惡；如果他們不幸天生就擁有知識的話，他們將會更壞。
這些反省對人類而言是多麼大的慚愧啊！我們的驕傲必須受到多麼大的屈辱啊！什麼？正直是無知的女兒？科學與德行是不相容的？在這些偏見之下，還有什麼其他我們不能得出的結果呢？但是，為了要化解這些表面上的衝突，僅應當就近檢討那些讓我們目眩神迷，還讓我們輕易賦予在人類知識上的傲慢頭銜所引發的虛榮心與虛無，就夠了。因此，讓我們思考科學與藝術本身，讓我們看看從它們的進步會導致出什麼結果。同時，讓我們別再搖擺不定，接受所有我們的推理與歷史歸納所提出的一致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