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豈好辯哉：傅佩榮評朱注四書

序

「朱注四書」是指南宋朱熹（1130-1200）的《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依朱熹的編排順序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本儒家經典。「章句」是指為《大學》與《中庸》分章斷句，再加上主要是朱氏個人的注解；「集注」是指為《論語》與《孟子》而集合眾多學者的注解，所引學者以北宋與南宋的為主，又以程頤（1033-1107）最受重視。後世有「程朱學派」之稱亦可由此見之。
這部書在明朝洪武二年（1369）正式定為科舉考試的教本。自此以後六百多年，中國讀書人從啟蒙開始，只要是想學習儒家的，都必須先誦習本書。於是，朱熹的思想產生無比的影響。先簡單總括為一句話，就是朱注四書的問題在於：表面是朱熹在注解四書，其實是朱熹用四書來注解自己的思想。
這個問題必然引發一些後遺症。明朝學者王陽明（1472-1528）年輕時「遍求考亭〔朱熹〕遺書讀之」，受到「格物窮理」的啟發而每日格竹子，一星期就病倒，知道此路不通。他後來轉而追隨陸象山（1139-1193）的心學系統。到了清朝，反對及批判朱注的人更多，但是在學術界幾已形成一種共識，就是：你不可能繞過朱熹而往前走。於是，朱注成為一座大山，讓多少人在山路中迷途不反。
當今之世，研究及發揚朱學的人所在多有，我無意與他們在有關朱熹個人的思想方面有任何爭辯，我在意的只是「朱注四書」這一部分的問題。關於此一問題，明清二代已有許多學者提出異議，指出朱注哪一句不合理，哪一句沒根據，哪一句弄錯了。也有學者全面反對朱注，還使用情緒性的字眼來質疑其用心。這方面的資料只須參考程樹德《論語集釋》即可略窺梗概。在我自己研習四書的過程中，總覺得還是少了一本對朱注作全面而深入評價的專書，所以陸續寫成一些短文，再集結為本書。
首先，沒有人會否認朱注四書在推廣及發揚儒家學說方面的貢獻。如前所述，承認這套書是我們學習儒家時「無法繞過或視而不見的大山」，即無異於肯定了朱氏在我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但是，相對於此，儒家也可能因為朱注而改變了原有的面貌與主張。清朝學者顏元（1635-1704）說：「必破一份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甚至說：「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們也應尊重這樣的觀點。
其次，朱注四書在「四書」的排列順序上即有違常理。就算我們接受朱氏所說，以《大學》為曾參所作，並以《中庸》為子思所作，但是怎麼能將它們置於《論語》之前？並且有關前二書的作者問題，從來就沒有得到共識與定論。
然後，朱注自始至終都認定儒家說的是「人性本善」，這是最核心的問題所在。他為了堅持這種觀點，不惜在注解《論語‧陽貨》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時，公然質疑孔子觀念含混，還引述程頤的話說「何相近之有哉！」我讀到這種注解時，就發心要寫眼前這麼一本書，連帶也對朱注作全面的批評。
我的批評分為四部份，依序是針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朱注。我的心力用在《論語》上的最多，在為文時自然參考了歷代學者有啟發性的見解，但都經過我的仔細省思與分辨。我的用意是著重指出孔孟的基本觀點是「人性向善」，因此人須真誠而主動地進行道德修養，連帶也須承擔個人對群體的責任，由此響應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志向。
在探討《孟子》部分，我分析了一系列與人性有關的概念，最後也與朱注得出大不相同的結論。在《大學》部分，我對「格物致知」的理解既與朱注有別，也與王陽明的詮釋不同。到了《中庸》部分，我等於是在撰寫一份心得報告，因為前面三書確立了儒家的思想基調，至《中庸》已有總結的意味。最後，希望經由本書的討論，使早已熟悉朱注的讀書人可以繼續慎思明辨，以求領悟四書的義理，並互勉篤行之。

自我反省
曾參小於孔子四十六歲，並且在同學中是資質較為魯鈍的，「參也魯」（11．18）。但是《論語》中，除了以「子」尊稱孔子為夫子（老師）以外，另有二人也一直稱「子」的，就是「有子」（有若）與曾子（曾參）。因此，學者認為實際參與編輯《論語》一書的，應該是有若與曾參的學生。在學生筆下，不論自己的老師輩份如何，都一律稱「子」以示尊敬。
因此，翻開〈學而〉篇，第一章是孔子的話，緊接著第二章就是有子的話，然後第四章就是曾子的話。稍後，在這第一篇裡，曾子又出現一次，有子又出現兩次。他們二人在學生中比較傑出嗎？翻到〈先進〉所列的「四科十哲」，並未見二人之名。
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句話並不複雜，但是朱注有兩點值得商榷。一是他說：「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他認為「三」是指以下三件事。問題在於：曾子不是以孝順知名嗎？他難道每日自省的沒有包括是否孝順嗎？
事實上，「三」為多數之意，曾子說：「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這樣理解才無語病，才不會讓人誤以為曾子每日「只反省」這三件事。
其次，「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這兩點都十分清楚。主詞是曾子自己：「我」在為人謀，「我」在與朋友交。但是，「傳不習乎？」什麼意思？朱注說：「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依他所說，曾子此語的主詞轉變為「老師」傳授給我的。於是，簡單的三句話，連主詞都無法統一，實在不太合理。
曾子所說的應是：「我傳授給學生的，自己有沒有先實踐呢？」這三句話都是以「我」為主詞，分別涉及三種對象：「為人謀」是針對長官或老闆，「與朋友交」是針對朋友，「傳」是針對學生。
如前所述，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歲，因此孔子在世時，曾子是年輕而用功的學生。我們找不到曾子在孔子在世之前就去從政做官的資料。反之，孔子過世後，曾子既從政做官（可以為人謀），又開班授徒（可以傳），至於交朋友則更是不在話下。因此，這整句話應該是曾子當老師時所說的，而由他的學生所記錄下來的。類似的情況在〈泰伯〉篇還有好幾段。《論語》中，曾子與孔子直接交談的紀錄只有一處，就是他宣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但是他這裡所說的是否正確，我們將來再作仔細分析。
那麼，我們如何學習曾子的自我反省呢？反省自己是否「不忠」、「不信」，這自然沒有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有老闆也都有朋友。但是反省自己是否「不習」，又該怎麼做呢？人人都曾是學生，但未必都是老師。因此，我們要把「傳」字擴大來講。
凡是長輩、長官或老闆，在教導晚輩、屬下或員工時，都需自省「我教導他們的，我自己是否先實踐了呢？」至於父母教導子女時所說的一切，更是如此。因此，曾子之語依然有其普遍適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