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自由主義:牟宗三與黑格爾式自由主義

即將出版

NT$590

出版日期:2026-10-01
作者:曾國祥
譯者:沈明璁、韓翔中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80
開數:25 開,長 21 × 寬 14.8 × 高 2.5 cm
EAN:9789570881264

儒家傳統與自由民主,能否共存?

 

本書以新儒家哲學家牟宗三的思想為起點,重新探問中國現代性的核心課題:個人自由、人權與民主制度,能否在儒家傳統中找到深厚根基?

 

曾國祥教授重新詮釋儒學的道德精神與政治理想,並與黑格爾以降的現代思想展開對話,試圖超越反儒家的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的儒家立場,建構一種兼顧自由、德性與共同善的「儒家自由主義」。

 

 

當自由遇見儒家,
我們或許也將重新理解民主的文明根基。

貨號: 9789570881264 分類: , ,
作者:曾國祥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府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期從事當代政治哲學與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研究領域涵蓋比較政治思想、儒家政治哲學與國際政治理論。迄今已出版中英文專書(含主編)八種,代表著作包括The Sceptical Idealist: Michael Oakeshott as a Critic of the Enlightenment及Confucian Liberalism: Mou Zongsan and Hegelian Liberalism,並發表數十篇中英文學術論文。曾兩度榮獲國科會(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並獲頒傑出人才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亦曾擔任科技部政治學門召集人。

 

譯者:沈明璁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譯者:韓翔中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人文學術類譯者,現有學術書籍譯作十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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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牟宗三著作縮寫表

導論 當儒家遇上自由主義
一、本書宗旨
二、新儒家與黑格爾式自由主義
三、當代儒家政治理論
四、從康德主義到黑格爾主義
五、章節結構

第一部 儒家倫理學
第一章 比較觀點下的儒家
一、導言
二、儒家思想的內在性質
三、儒家「道德的形上學」
四、儒家作為具體的哲學

第二章 歸本於道德宗教
一、導言
二、黑格爾:上帝與人類的和解
三、格林:對上帝的人文主義召喚
四、儒家的宗教性:黑格爾式重建

第三章 自我完善之無盡求索
一、導言
二、絕對觀念論
三、道德意識之發展
四、我的崗位及其本分
五、哲學之限制

第二部 文明論自由主義
第四章 民主與政治創新
一、導言
二、黑格爾思想架構
三、政治危機:儒家為何沒有發展出民主?
四、政治轉型:儒家如何發展出民主?
五、政治理想:儒家民主最理想之形態為何?

第五章 文明性與傳統更新
一、導言
二、政治現代性的論述
三、文明性的概念
四、文明化過程
五、公民禮節作為公共善
六、儒家民主公民禮節

第六章 儒家政治理想再探
二、政治英才制
三、倫理民主
四、權威正當性:民本
五、政府的目的:重新思考德治
六、對權力濫用的限制:教化及其局限
七、重評新外王之道

第三部 致善論自由主義
第七章 儒家公共關懷:公民與國家
一、導言
二、憲政民主
三、開放社會
四、自由主義的道德理想
五、致善論與自由主義的合轍
六、對每個人與所有人皆有益的善
七、非支配性的共同善理論

第八章 自由和權利
一、導言
二、再訪兩種自由概念
三、自由延伸出的四種概念
四、超越消極自由
五、權利的證成:康德式還是黑格爾式?

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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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當儒家遇上自由主義

 

■ 本書宗旨

 

本書旨在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檢視筆者所謂「儒家自由主義」(Confucian liberalism)的可能性與合理性。為此,本書會專注於探討儒家思想傳統與歐洲自由主義兩者對話造成的迴響和交集,其中筆者將主要聚焦於台灣與香港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最具原創性、或許也是最突出的思想宗師牟宗三先生(1909-1995)。

 

整體而論,本書所呈現的內容涵蓋華人世界對於道德、文明性(civility)、政治的理論化思考,並且將構成一幅跨文化的全景圖,替儒家思想與黑格爾式自由主義(Hegelian liberalism)的視域融合鋪墊道路。由此,借用安靖如(Stephen C. Angle)之語,本書長遠的目標在於朝向一套「有根柢的全球性哲學」(rooted global philosophy)之發展;不僅如此,本書亦將重新檢視華文語境中自由主義觀念的繼受與轉化,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與深化對牟宗三哲學之更新與重建。

 

■ 跨文化對話

 

論及跨文化對話,筆者的研究包含三大探討方向。第一,就文化交會的「意識形態論辯」而言,儒家自由主義之提出,是為了抗衡至今依然籠罩著華人世界政治論述的「西方中心論」(Western-centric)與「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c)兩種極端的立場,或者更精確來說,是在抗衡「反儒家自由主義」(anti-Confucian liberalism)和「反自由主義儒家」(antiliberal Confucianism)。誠然,在中文語境中往往存在這樣的刻板印象:自由主義包含個體性、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反之,儒家重視者則為社群大我、英才制(meritocracy)、「內聖」(inner sagehood)與責任。在此背景之下,由於牟宗三的思想是在一個深邃的比較架構中成形,以調和儒家思想和西方民主(與科學)為目的,故牟宗三能夠提供我們一個良好的出發點,由此追尋跨文化的道德共鳴、文明/公民素養與政治迴響。整體而言,誠如筆者將釐清的,牟宗三志在克服主流自由主義的道德危機以及傳統儒家思想的政治隱患,並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為此,他歸本於「仁」之精神,建立起一套黑格爾式的倫理性自由主義(ethical liberalism)。也就是說,筆者無意將新儒家視為充斥復古懷舊之情的哲學流派,而是關注新儒家如何在「儒家生活方式」(Confucian forms of life)當中造就一套「政治創新」(politics of innovation)。

 

第二,就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言,在筆者看來,前述兩種極端立場的學者們所提倡的「標準觀點」,其實是由對於西方現代性(modernity)、尤其是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片面理解構成的。正因如此,本書有大量篇幅是在闡明,英國觀念論或唯心論(idealism)作為黑格爾式自由主義之分支,對於我們理解新儒家著作使用自由主義觀念及語彙所展示的倫理意義,具有極高重要性,然而這點卻經常為人忽略。易言之,除了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之外,筆者還會促成新儒家與英國觀念論兩者的首度交會,以期對於新儒家用語中的自由主義價值有更新而深入的認識。由此,在對於文化差異性保持警覺的同時,筆者的主要目標將是在特定儒家流派與特定自由主義形態之間,建立起概念上的連結。筆者的關鍵主張在於,即便存在歧異,這兩種明顯不同的哲學傳統之間確實有意義重大的共通處有待發掘,尤其是兩者在建構各自「自我實現倫理」(ethics of self-realization)、「對文明性的深切關懷」(deep concern for civility)、「對政治的致善論解讀」(perfectionist reading of politics)等核心論述方面,而這些共通處將會反過來向我們揭櫫人類尊嚴的跨文化共通價值。

 

第三,以跨文化視角重新評估「自由主義語彙」的話,本書的重點會放在如何在中文世界中,探索出一整套對主體性(subjectivity)、個體性(individuality)、民主(democracy)、公民資格或公民身分(citizenship)、開放社會(open society)、國家(state)、自由(freedom)、人權或權利(right)等概念的「觀念論」表述方式。總言之,筆者企圖闡明,類似於英國觀念論者,牟宗三在其受黑格爾思想啟發的政治著作中,革命性地將仁道精神與一系列黑格爾式的政治性表述方式相結合,從而開創出儒家自由主義的前景。換言之,筆者期望透過英國觀念論者的視角,讓中文思想背景當中的自由主義面貌可以獲得有意義之審視與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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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明性與傳統更新

 

■ 儒家文明的危機

 

面對西方現代性之挑戰,牟宗三與其同道坦白承認「德治」存在一些需要批判性調整的嚴重缺陷。化繁為簡來說,中國文化與西方現代性相遇於十九世紀末,且打從一開始,此事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儒家與以民主(與科學)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性是否牴觸的巨大爭議。可以確定的是,在此過程中,「傳統中國文化實在無力抵擋來自優勢西方文明的攻勢,被迫改弦易轍」,於是現代中國發生了「語言典範轉移」(linguistic paradigm shift)。換句話說,當前華文語境所使用的諸多政治性詞彙,諸如個體性、自由、自律性、國家、民主、法治、憲政主義、權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大體都是源自於歐洲的脈絡背景,而這些概念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尋求「富強」的過程中傳入華人世界。

 

更精準地說,促成「語言典範轉移」的動機,是西方帝國主義釀成的最深沉文明危機所激發出來且揮之不去的「道德焦慮」(moral anxiety)。一位著名的當代哲學家甚至借用了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的「認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概念來說明中國文化的困境,意指在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下,道德與政治的語言、信仰體系,甚至生活方式都處於「同樣嚴重的混亂狀態」。因此,某種試圖在中國文化的基本要素當中引發巨大變革的「激進主義」,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向華語使用者提供自由主義及其相關價值意義的主要來源,而其中許多關鍵特徵至今仍影響著華人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因此,許多學者致力於在「中國啟蒙運動」(Chinese Enlightenment)的更大框架下解釋華人自由主義的特性,其原始意圖主要是持續為「新中國」追求道德與政治的創新。

 

在此脈絡下,儒家與現代性為敵對關係的信念,迅速瀰漫於中國文化背景之中,並且很快在五四運動期間達到高峰。與其去深入探討反儒家思潮形成的歷史,不如在此點出,人們對於華人自由主義其實長期存在一些誤解,尤其是與其相關的三大標語:「全盤西化」、「個人主義」以及「民主」。由於五四運動的激發因素是嚴重的民族屈辱感以及激烈的愛國情緒,因此華人世界普遍認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知識分子所提倡者只不過是一種「激進」形式的自由主義,其企圖是徹底擺脫儒家傳統、全面擁抱西方現代性,同時為啟蒙中的中國引入革新的個人主義道德觀以及先進的民主政治形式。

 

首先來談「全盤西化」一詞,這個術語通常會連結上林毓生著名的「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iconoclasm)之說,也就是將「知識與文化變革之必要性置於政治、社會、經濟變革之上」的傾向。用李蕾(Leigh K. Jenco)的話來說:

 

五四運動者深信早期自由主義者提倡的個人權利和政治進步,無法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地基上有所進展,因此鼓勵年輕人「打倒孔家店」,因為在他們看來,孔家店是在以遵循古代聖人典範為名,支持社會階級制度、打壓個人成長與自我表達、壓抑理性科學求知、妨礙必要的社會轉型。

 

由此,借用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說法,新知識分子顯然是被嚴格區別「價值」與「歷史」的二分法所割裂,面臨「西方價值之現代性」或「中國文化傳統」僅能擇一的激進抉擇。

 

尤要者在於,所謂的「激進自由主義」(radical liberalism)還同時採取了一種狂熱極端的個人主義觀念:此即謂「理性主義式個人主義」(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誠如周策縱(1916-2007)所論,五四運動的新知識分子:

 

訴諸理性、而非習俗,訴諸自然、而非人為律法,訴諸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和美學、而非倫理規則與宗教。他們質疑一切在他們看來未能證明之事物。他們的歷史角色是鬆動舊習慣和舊風俗、改革思想與改變感受、打垮傳統、打開接受變化的心靈。簡而言之,他們是在為一場大革命鋪路。

 

最後,就政治層面而言,五四激進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因而熱烈認同這樣一種觀念:自由主義等同於民主,而民主則代表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最高政治成就;反水,保守主義則意味著對民主的任何形式之拒斥。換言之,沿著啟蒙運動與「既定秩序」之間所謂的緊張關係—或者借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說法,即「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對立—在新知識分子的眼中,諸如文明禮俗、德性、秩序與傳統等保守性因素,皆構成了在現代中國實現民主的嚴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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