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自然法研究

序言（節錄）／「權利主體」的誕生：法哲學的方法轉向

法哲學是對法律的思辨。法律有句名言「為權利而奮鬥！」幾乎學法律的人都聽過它，權利（right）的拉丁文字源“ius”有法律和權利的雙重含義，為權利而奮鬥也有「為法律而奮鬥！」之意。但誰有權利？怎麼證明？
權利的概念，分為道德權利（moral rights）和法律權利（legal rights），人的基本自由是道德權利，也是法律權利。過去封建和極權時代，只有少數階級享有法律特權，但17到18世紀卻出現了現代自然權利論，論證每個人在法律上有平等的權利是本於「自然」（nature），自然人成為道德及法律上的「權利主體」（rights-bearing subject），這轉變的出現，與17世紀以後出現的現代「美學方法」有關。
科學與藝術的進展，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慢慢建立「美學現代性」，美學（aesthetics）研究感官知識、感性在思考的運用及判斷力（the power of judgment），「現代美學」之所以為現代美學，其特色是在主體面向上努力建構出哲學理論。思想接力的創造，逐漸改變社會與觀念，直到被比擬為人文哥白尼革命的康德哲學所建立的「主體性」，因而被稱為現代「美學主體性」（aesthetic subjectivity），此一概念具有規範性意涵（預設判斷能力及條件），並跟人性論有關，漸而影響人文社會科學方法。因此「主體」概念不專屬於美學，而是為各種不同學科所用、並加以詮釋。
在實踐哲學的領域，如探討盧梭和康德時使用的「道德主體」一詞，意指（自然本性上）自由而有判斷能力的人，或如晚近研究中延伸出「文化主體」的用語，均有其特定意義及脈絡。回顧19世紀至今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轉變—有詮釋學轉向（hermeneutic turn）、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等說法，可以概括地說，皆與現代美學主體性在方法上的運用有關，而在法哲學的運用，不僅造成方法論的改變，也關係到法哲學的理論走向。
法哲學及方法
法哲學，又叫做法理學（對應英文的philosophy of law, legal philosophy, or jurisprudence）。這門歷史悠久的學科，自19世紀後就因「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而展開長時間的論爭，延續到今天。簡言之，這是「自然法論」與「法實證主義」之間的辯論，兩方陣營針對自然權利的性質、作用及類型、對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及解釋的影響，有愈趨專精和概念式的討論，這固然推進了專家與學院研究，但也因很多走向概念化與形式化，而漸失與社會及人的連結，權利主體及方法論轉變的內涵，逐漸被忽略。法哲學跟社會對話，那麼重探方法論，勢必不可省。
對法哲學（法理學）的定義有不同說法，但很清楚的，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領域，而且為研究法律的實踐哲學（practical philosophy）。某個研究被視為「法哲學」（法理學），必是使用了「哲學方法」對法律做的研究，對於方法的重視，正是法哲學的一大特點。因此，常見教科書用「法哲學方法」來分辨不同的學派觀點，例如區分新康德主義、歷史主義、社會學法學、分析法學、法律詮釋學、現實主義法學、女性主義法學、法實證主義等。所有重要方法，都對應某個哲學基礎或預設，其中有的更對應為法律實務而產出的法學方法論。
問題與方法（method）是分不開的。法哲學所問的「問題」帶有廣義的規範性質，最基本的問題—「法律是什麼？」為關於真實性問題（questions of truth），也就是實然的問題；「法律應該是什麼？」為關於法律的價值問題（questions of value），也就是應然的問題；「為什麼案件這樣判？」為關於法律規範性問題（questions of normativity），涉及判例及判準形成的問題。在哲學的分類中，這些基本問題與知識論、倫理學及美學有密切關係。
在19世紀之前，法哲學方法尚未蓬勃發展，古典的形上學、倫理學和政治學方法還是主力，而形上學（metaphysics）是最早開始的，我們所知最早的法哲學大概是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 ca. 520-460 B.C.E.）寫於莎草紙上的殘篇：「正義將不為人所知，若非其真實存在。」又說：「人們必須為法律而奮鬥，像保護自己的城牆一樣。」所言極為深刻，卻難以捉摸，吸引後來哲學家鑽研探討「存在」、「真實」、「法律」與「正義」的形上學。
19世紀後方法學興盛，但形上學的問題與方法，仍以不同形式展現其影響力。最明顯的，就是傳承形上學的「法律」概念，此字源自古希臘文“nomos”，包含法律、理性、規範等意義，學者發現古希臘形上學使用「邏各斯」（λόγος, lógos; logos）、「自然」（φῠ́σῐς, phúsis, physis; nature）及「法律」（νόμος, nómos; law）三個詞有某種貫通的意思，共指存在真實的法則，所以關於法律的思辨，無論其方法有何不同，大抵都被標示為理性的（nomothetike）科學或哲學，自然法論代表了理性思辨的極致，它的成果就是深入現代生活的「法治」觀念。
受自然法論影響，19世紀在各國成文法運動中，建立了現代法治原則，確保民主憲政體制得以運作。法治的核心—人權與民主，成為公民教育或公民哲學的重點，同時也是最為人熟知的法哲學內容。如要深入當前議題，須有對自然法論演變、相關歷史與學理的基本認識，以分辨支持或反對的根據。
自然法研究的背景
在學術的領域，自然法研究有接合法律、政治、道德、社會及哲學領域的作用，用流行的學術用語來說，自然法研究是跨領域的，並不限於法哲學。以台灣來說，政治學界與宗教哲學對自然法的研究反而占多數，法學界則以法理學（或法理論）為主力。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所採取的方法與視角差異頗大，像是政治思想與宗教哲學傾向描述和歷史性的闡述，而法理學一般更重視概念與分析性研究。
本書主題有意強調，以法哲學為切入點，進行自然法研究，有其特殊的意義。法哲學方法有各種不同取向，同時指向核心問題為：真正的法律是什麼？搜尋常用學術百科全書對「法哲學」的定義，必然會提到「法律的本質」（the nature of law），例如：
（1）英國不列顛百科（Encyclopedia Britannica）：「法哲學，又稱法理學（jurisprudence），哲學的一個領域，研究法律的本質，尤其是法律與人的價值、態度、實務和政治社群的關係。」
（2）線上哲學百科（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法哲學，又稱法理學（legal philosophy），提供對於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一般性哲學分析。研究範圍從法律與法律制度的本質等抽象性概念問題，乃至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以及各種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等規範性問題。法哲學的主題，比起政治哲學與應用倫理學對相關主題的探討，有更抽象的傾向。」
（3）史丹福哲學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在「法律本質」條目中指出「法哲學」的意義：「〔……〕法哲學研究一般性問題：法律是什麼？這個有關法律本質的一般性問題，預設了法律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現象，它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徵，可以藉由哲學分析加以說明。」
如上述定義顯示，法哲學研究法律的本質、法律概念、法律規範性等問題，按近年研究趨勢，法哲學方法又被大致分為三類：分析法理學、規範法理學、批判的法理論（analytic jurisprudence, normative jurisprudence, critical theories of law）。依照這樣分類，凡是沒有預設特定價值立場、關注於法律概念的分析詮釋，例如法實證主義與「自然法理論」（“Natural Law Theory”）的分析策略雖不同，但兩者都被歸為分析法理學（analytic, or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而例如馬克思主義可被歸為規範法理學（normative jurisprudence），晚近女性主義可被歸為批判的法理論（critical theories of law）。
所有方法琳琅滿目，很容易令人迷失。從文獻可見涉及法律概念、法律推理、法學方法、法律歷史及特定議題的著作甚多，但系統性的法哲學著作仍較稀少，因而出現一個特殊現象：議題導向居多，反倒使入門研究不易，或產生霧裡看花的感受。
綜觀目前少數系統性著作，幾乎全為外文，或為數人合著，中文讀者透過翻譯和介紹可涉獵諸多觀點，卻較難掌握基本方向。因此筆者不揣譾陋，本書希冀藉由作者個人學習經驗、結合不同語言文獻、研究背景以提供鳥瞰法哲學與自然法關聯的視角，同時為釐清法哲學問題的脈絡、引發讀者自主提問與思考的能力，本書選定以自然法研究為主軸，理由大致有三個：（一）就法律的概念而言，自然法的意義及轉變、它與實證法的關係，始終是認識法律的關鍵；（二）法治、正義與人權均源自自然法論，現代公民教育與法哲學不能缺少這塊知識與立論基礎；（三）就哲學方法而言，自然法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不限歐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很適於跨語言的分析和詮釋，自然法研究在方法及議題上的選擇演變，有利讀者發現諸多問題的源頭，從問題導向合適的方法。

導論（節錄）

法哲學的問題：什麼是真正的法律？自然法是否存在？
靠著理性與想像力的作用，哲學的「自然法」指出人性渴望藝術的美、公平的善、自然的真。
聞法色變，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法律本來是「善與公正的藝術」（“Ius est ars boni et aequi.” – Publius J. Celsus, D.1.1.1pr-1），為何經驗卻不是如此？
人們對法律的恐懼或不信任，在繼受西方歐陸法制的亞洲社會，由於欠缺自然法思想背景，更是明顯。歸根究柢，國家法律時而帶有威權性格，以及常出現令人感到不公不義的結果，本來愈弱小的人，愈需要法律的保護，但事實卻常背道而馳。的確，人訂的法律有許多缺陷，自古至今，人為法與自然法的衝突，就是戲劇和文學經典的題材，例如大家熟知的古希臘悲劇《安提岡妮》、莎士比亞的名作《威尼斯商人》，或如台灣作家賴和的感人小說《一桿稱仔》。
儘管「自然法」就存在我們身邊，如同空氣和水，然而，除了法哲學專家之外，不僅許多學者及學生對「自然法」這個詞還相當陌生，社會大眾多數更從未聽過這個詞。而有趣的是，在實地偶然的談話中，我發現只要提及二戰至今，關於德國納粹政權制定的法律（制定法）普遍被認定為惡法，因而引發納粹「惡法亦法」或「惡法非法」的辯論，對照現今切身的司法正義問題，瞬間每個人都能想像「超制定法之法」存在的可能性，而立即了解原來這就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最初起於哲學的想像力，為了探討法律的本質，追問什麼才是真正的法律？有無自然法的存在？為此，幾乎歷史上每個哲學大家都認真探索，因為自然法的原理起源於思辨，牢牢地吸引求真的心靈，由此誕生了法律的哲學（法哲學），或稱法理學。法哲學探討什麼是真正的法律，進而追問實現良善與正義的可能條件。
自然法的概念與論證，散見於兩千多年來各個不同時代的形上學、倫理學、神學、人類學、政治學及法學等文獻，有關自然法的精細分析，首見於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近代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雖有不少自然法研究手稿，但均為後人編輯出版。此外，德國法學家普芬朵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的《論自然法與萬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1672），以及海涅克烏斯（Johann Gottlieb Heineccius, 1681-1741）的《自然法及萬民法的原理》（Elementa iuris et gentium, 1738），為少數探討自然法原理的法學著作。就文獻史料來說，第一部完整的自然法專著，直到18世紀才出現在歐洲的大學教授著作與講義之中。
1755年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阿亨瓦爾（Gottfried Achenwall, 1719-1772）發表《自然法》（Ius Naturae, 1755-56）共兩冊，此書以拉丁文寫成，這是18世紀最早通行的自然法專著，德國哲學家康德一生講授自然法課程時，就使用此書（1763年再版本）為教材達20年之久。康德的學生費爾阿本（Gottfried Feyerabend）所記錄的康德1784年上課筆記，即是著名的康德《自然法：費爾阿本筆記》（Naturrecht-Feyerabend, 1784）。另一受康德提攜的晚輩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於1796年發表《自然法的基礎》（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 1796），此書詮釋自盧梭提出的自然權利論，成就斐然，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還曾就費希特此書發表論文《自然法的新演繹》（“Neue Deduktion des Naturrechts”, 1797），可見當時自然法論的新方向。此後十九世紀初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發表研究自然法的期刊論文、以及《法哲學綱要：或自然法與國家學大綱》（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1821），將自然法視為「真實絕對的倫理」（“die reale absolute Sittlichkeit”）的展現，在他之後各家的自然法論著，持續發展自盧梭、康德以至法實證主義興起前的自然法理論，它們各有擅長，但都有一共通之處，就是試圖把人的自由與權利，從舊時的宗教權威與封建王權中解放出來。
因此，相較於訴諸權威，「自然法論」平易近人，強調無分宗教或出身，人有個別與共通能力，它是哲學性的倫理學和美學基本教材，引導人去思考什麼是正義、是非、公平、人性、價值、權利和法理。探索自然法的方法，可琢磨人們與生俱來的「想像力」和美學判斷力，從經驗中重新思考人為的法律是否背離了法理？法、理、情有何關係？例如特殊和疑難的個案，需要細膩的觀察、抽絲剝繭以釐清事實，還要提出適當的法律解釋、形成推論以達到衡平正義。簡言之，探究法理，意在追求「正確」的法律，正確的標準不外乎—使人相信法律知識為真、符合基本的道德善、具備完整的論理形式。假使沒有正確的法律觀念，可想而知，社會和個人甚至環境生態的治理，終將陷入無法無天—只有表面法治、實則強凌弱的狀態。
1.1. 自然法與實證法
自然法是否存在？這也是最早的哲學問題。古代人善以對話的言談辯證方法，探索形而上的自然法；中世紀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善以理性分析方法，論證自然法、神法和人為法之間的關係，而近代受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哲學家融合理性和經驗的推論方法，探索人為的法律與自然法的關係。每個時代提出不同的自然法論，在方法上確實各有擅長，但是在深入研究之後，可以發現自然法論有其發展脈絡，隨著時代所採的方法雖有不同，對自然法的理解也有差異，但卻有一些共通之處，足以讓我們辨識出自然法的本質樣貌。自然法研究能一直吸引著思想家，大概就是因為自然法的真、善與美的價值，即使在最險惡的時局，仍能支撐世人的信念。
人間立法者，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在民主尚未誕生前，這些人的立法準則不是來自民意，那又是根據什麼？按法律的定義，恣意的命令不能自名為法，專制的立法者自稱「朕即法律」的宣示，僅具有實力或實效（efficacy），並不具有效力（validity），因此，推翻專制暴政的正當性，從來都是來自一個主張—法律必須具有效力。
認識法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區分「實效」和「效力」。人訂的法律，或民主或專制，均要求人民必須遵守，這是為了達到實際統治的效果，稱為實效，就如治軍的命令均要求士兵遵守，或如搶匪下令銀行櫃員交出金錢，這些命令由於具備強制力（甚至身心壓力），所以能收到「被服從的實際效果」。然而，我們並不會認為這些命令必然就是「法律」，原因就在於它們欠缺了某種「符合法律的實質」，讓人對其是否真的（truly）「合法」和「正當」有疑，這就是關於「效力」的問題。依思考的邏輯，法律的效力既然跟實效有別，那效力不會是純粹事實性或經驗性的，思考超出事實與經驗之外的理由—例如要以何種理由來證成（justify）某個爭議性的法律（像是同性結合專法）為有效？而能被認可為社會生活的行動準則（所謂規範）？用稍微艱澀的術語來說，法哲學家之所以探討效力問題，所針對的就是法律的「規範性」（normativity），這涉及抽象的後設思考，正是哲學的著力之處。
法律的「後設」思考（meta-thinking），意指把實際的法律當作觀察對象，我們就可以仔細地觀察它、檢驗它，法哲學家對此甚至做到滴水不漏，從道德形上學、法價值論到語言分析等研究，都在思考法律效力（法律規範性）的問題—包括法律和道德的差別、合憲性和基本權利理論、法律中的權力和性別、法律位階和法律推理。從思考到實踐，每當人訂的法律出了大問題，法哲學家更鍥而不捨地舉出「超制定法之法」—或稱自然法，以論理引導法律實務，自然法因此也被稱為「哲學的法」。
「超制定法之法」—自然法，究竟指的是什麼？「自然」的範圍如此之廣，包含客觀的自然世界—所謂大自然，大自然的法則當然非人為可定，因此大自然的法則亦稱「自然律」，自然律是一種「超制定法之法」，這是毫無疑義的。那麼，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超制定法之法」—哲學的自然法？
提出上述問題的哲學家，是最早研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的一群，他們也是初生的法哲學家。從觀察人性開始，法哲學家發現人們對法律的感受很直接，人普遍有是非感、正義感—無論天生或出自教養，人的這種感官知覺，用哲學的話語來說，就是理性與感性結合的「自然天性」。在原始社會，或哲學所假設的自然狀態中，人們原就擁有是非感和正義感，並以此認知自然法，於是法哲學家又以「法感」來指稱認知法律的感官條件。在自然法論的發展中，法感甚至逐漸演變為法學的判斷力的基礎。

第二章 從古代到近代的自然法
2.1. 古代自然法論
在哲學尚未誕生前，自然法還不為人知。研究自然法歷史的專家李奧‧史陀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指出，在古代的宗教信仰中，隱含對哲學的否定、忽視「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概念，源自最初哲學家探索「存在」的問題，屬於形上學或存有論的知識。
「自然」（φῠ́σῐς, phúsis; physis; nature）的概念，大約在西元前第5、6世紀即常出現在古希臘智者（Sophists）的形上學思辨中，當時他們已注意區分「自然」的兩種不同意義：（1）眾多事物的自然聚合（自然的物質概念），以及（2）某一事物的自然特性（自然的形式概念）。前者指的是非人造的、具物理性質的自然事物集合，類似今日一般使用「大自然」所指的—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後者指的是萬物生成及變幻過程中「不變的」性質，若能找到這個不變性質確實「存在」（ὄν, ón; being），可使我們分辨事物的類型與屬性，進而形成概念、分辨事物的真實性。哲學一開始關注和探究的「自然」，指的就是第二種形式意義的自然，所以哲學研究的自然法，並非物理學研究的自然律，在語言使用上必須注意兩者的區分，以免混淆。
關於事物的不變性質（又稱「事物本質」）為何，自古哲學見解分歧。古代原子論（atomists）哲學家大致認為—個別事物可被觀察的形象和組成元素（原子），就是個別事物的本質。但後來柏拉圖（Plato, 428/427-348/347 B.C.E.）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推翻這個看法，指出探究個別事物存在的「目的」（τέλος, télos; end），才能發現事物的本質，考究古代關於自然法的概念，最初就是來自於此。從我們今日通用的「存在」和「本質」等用語，依稀可見古希臘目的論（teleology）哲學經由拉丁文翻譯，仍然影響語言和理解。

考察「存在」（existence）這個詞，也有源自拉丁文動詞“ex-istere”（或寫為“ex-sistere”）的意義，即跳出來、站出來之意。事物變化不可預期，對此困惑或感動使人能暫時抽離現況、專注於觀察事物，藉由感官「注意力」（或稱「美學注意力」），事物彷彿躍於眼前，成為我們認識它或判斷事理的基礎。自古法存有論（ontology of law）就在探討法律的「存在」，她是一門關於法的形上學知識的悠久學問。
如新康德法哲學家羅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所言，法學是豐富又複雜的文化科學。法學在理論和實務上，不僅要處理矛盾與衝突的法規範，而且要提供補充法律漏洞的學理及技術，至今一些重要的法存有論研究成果—指出了法律的存有、本質、目的、意義等等，它們的出發點都是力求突破表面的法律現象，去思考和批判法律給人的既定印象或成見，讓我們有能力檢視法學知識的共通預設，並且能夠了解各學說或學派的差異。簡言之，法存有論探討法律的真實性，解開法律概念之謎。
法存有論因與形而上的思辨有關，使許多人望而卻步，但其實大家熟悉的「惡法亦法」或「惡法非法」的爭辯，就是最常見的存有論問題。歷史上每個極權政治的法律，在政權崩潰後被判定為「惡法」，但惡法曾經存在，也不可能從此消失，惡法難道不是法律？法律有真偽之分嗎？這些有關法律的真實性的問題，總在法治敗壞時突然顯得重要。就像一部電腦當機，一旦法律壞了、不靈光了，我們才意識到它的存在整體有多複雜和重要。
法律的強制力，使「存在」的問題更顯迫切，我們不得不思考—使法律運作的動力是強者意志及暴力？還是某種原因或目的？自古法學家就為如何「發現」法律的奧祕而困擾，從現實中法律紛爭，轉而向形上學尋找法的本質或起因。事物現象雜多，法律內容經常變化，社會生活型態隨科技進步早已大幅改變，但法律的理念卻似乎恆常不變。我們所指的「法律」到底是什麼？「本質」如何還原？如何被認知？
「本質」這個詞源自希臘文“οὐσία”（ousía），此字有「原因」、「目的」、「實質」和「實體」等意義，意指世間萬物「存在」（being）的源起，包括「人」自身。按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 ta metá ta physiká; Metaphysica）中的存在論分析，所有「存在者」（beings）皆由質料（ὕλη; hylē; matter）和形式（εἶδος; eîdos; morphḗ; form, essence）兩者構成；也就是說，每一個存在者都有其「質料」—存在原因（causa materialis），但質料需要有一不變的「形式」，才能化為個別的存在者，所以形式決定了存在。亞里斯多德以金屬材料為例，當一座銅像被打掉重新製成另一銅製品，銅的材料因形式改變，而變成另一存在者，原來的銅像就此消失了，可見一旦形式改變，就發生存在的變化。
「本質」（οὐσία; ousía; being; Sein, Wesen, Substanz）即形式（form; morphḗ），或更精確地說：本質，就是形式所能達到的存在「目的」。法律本質即它自身的「形式」，把握了「形式」就能達到正確的法。簡言之，「正確」、「良善」或「美」等價值就在形式當中，有待形成或「發現」。這裡所說的「形式」，因中文翻譯不能精準表達原意，常會引起誤解。形式，並不是指外表或包裝，如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中所說的「形式」，也不完全等同柏拉圖的「理型」（eidos, morphḗ; Idee）概念。從上面所舉的銅像的例子，可知亞里斯多德認為雕像的形式，就是一個獨特的存在者（個體），銅的質料是使雕像可被完成的原因，完成此一個體的不變的形態（那一座雕像），就是所謂形式—或直接稱為「個體形式」（Einzelform, form as individuation）。
「形式」是存在的本質（Wesen, essence），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卷6提出尋找存在的原則及原因，然後進到卷7的分析，有如下定義性的描述：
我們尋找事物存在的原則及原因，顯然地，就是針對事物之為存在者（ein Seiendes, the things that are qua being）。〔……〕用這個詞〔存在者〕有很有不同說法及意義，但在這麼多說法中，很清楚地，有個第一重要的意義用法，就是當我們在說什麼存在（das Was, what）時，意指什麼是它的本質（Wesen, substance）。〔……〕本質，也是多義的，它亦有實質（das Substrat, the substratum）之意。實質，會用來說明所有其他的事物，但它〔實質〕自己卻沒法被言說，我們要確定實質為何，因為通常說一個事物的本質（Wesen, its substance）就是指第一實質（das erste Substrat, which underlies a thing primarily）。〔……〕實質，又分為質料（Stoff, matter）、外形（Gestalt, shape），以及這兩者的結合〔……〕。比如質料是礦石，外形是形式的外在成型（die äussere Figur seiner Form, the pattern of its form），質料與外形結合就成一個雕像。（Aristotle, Metaphysik, 1025b3, 1028a10-1029a5）
所以說，本質（Wesen）就是指第一實質（或譯第一實體，das erste Substrat, the primary substance）。亞里斯多德接著在《形上學》卷7中，說明存在的本質就是形式：
〔……〕經常自然物就如此產生；此外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經由人的「製造物」（“Bewirkungen”, “makings”），它們經由藝術、天分或思想而被創造出來。跟自然物一樣，人造物的出現有時是自發的，有時則靠偶然運氣。好比明明一樣的自然物，但有的不從種子生出，有的則是由種子所生。要討論所有這些事物，我們必須稍後再進行，先就藝術所製造的事物來說，藝術品的形式（Form, form）即在藝術家的靈魂裡（in der Seele, in the soul of the artist）（我所說的形式，指的是每一個體的本質（Was-es-ist-dies-zu-sein jedes Einzelnen, the essence of each thing），也就是它的第一本質（das erste Wesen, its primary substance）。（Aristotle, Metaphysik, 1032a10-1032b1）
按亞里斯多德的分析，質料總是不斷變化分解（質料與形式互不分離），可是個體形式不會改變，我們透過「個體形式」才能認識萬物存在的本質，例如從雕像的形式—無論由何種質料構成，我們才認識了各種叫做雕像的東西，即便是抽象的數學知識，也是由認識單一跟多個數字開始，我們才懂了「數」的普遍概念（universals）。當然，這麼說固然很有道理，但眼尖的讀者會發現一個問題：從個體形式，到認識普遍形式，兩者的關聯似乎缺乏論證，難道亞里斯多德只是訴諸直覺？他的推論有何根據？如何證明？簡言之，由個體到普遍的形式（或稱共相），這個存有論證明的疑問，發展成後世常見的形上學懷疑論—例如西塞羅（Cicero, 106-43 B.C.E.）便對形上學抱持懷疑立場，因為要清楚指證「存在」於個體之外（或個體之上）的普遍形式，除非抱持柏拉圖式的宇宙觀—認為存在著超乎個體之上的普遍形式（Idee, 即普遍概念或理型），否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為了與柏拉圖式的普遍概念或理型區別，上述亞里斯多德所指的個體形式，又被直接稱為「本質形式」（Wesensform），藉此凸顯個體形式就是真實存在者的本質。
儘管從古至今，對於存在與本質的問題，懷疑論和經驗論哲學的影響日增，有關存在的形上學歷經一千多年，也幾乎未改變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研究架構，甚至隨著科學日新月異，形上學日漸失去其吸引力，直到18世紀盧梭和康德的時代，才開始有重要改變，這些變化影響現代的自然法論，從形式推理到內容，開始經歷由認識及存有論到主體性哲學的轉折。在進入現代自然法論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古代、中世紀到近代的法哲學發展脈絡，以便對這關鍵性的轉折有更清晰的理解。由於時代久遠漫長，考據文獻浩瀚，底下分析擇取主要線索，以便有助於進一步研究。